郦菁:历史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构

——找回结构、多元性并兼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7 次 更新时间:2016-09-28 1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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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  


三、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

  

   在方法之外,《儒法国家》在理论上的亮点当然是有关国家建构的讨论,因在此书的逻辑中,政治权力独占主导地位,而国家又是政治权力的最主要载体。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国家能力的讨论,曾在20世纪70至90年代掀起一轮学术热潮。这一波的作品虽然极大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即阶级代理人”的假定,也承认了国家的自主性,但仍然脱不开“韦伯式现代国家”的范式,也缺乏对于西欧之外历史经验的详细考察。23面对这些文献,《儒法国家》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也是重要的补充,尽管尚未跳脱韦伯范式,但足以促进我们思考国家建构是否存在多重路径。

   所谓“韦伯范式”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逃不开一组本质主义的假定,大约包括以下几点:

   假定1:国家对于强制手段的合法垄断,通常表现为拥有财政供养的常备军;

   假定2:有领土明确的边界和相对同质的统治对象;

   假定3:在此领土范围内,国家拥有绝对主权,有制定和执行规则的权威,并以强制手段为后盾;

   假定4:国家实现相当程度的中央集权,所有主要的政治关系都从中央发出并反馈到中央;

   假定5:税收权力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垄断,收支功能从中央发出;

   假定6:有一整套功能分化的制度,特别是科层制的职业官僚系统。

   除此之外,这一波国家理论也关注一个或一组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相互牵染的历史过程。虽然大多数学者也逐渐开始承认它们与现代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许是或然的,但似乎这些现象也是韦伯“理性化”秩序在其他社会场域的展开:  

   现象A:工业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国家推动的全国性市场(有别于地区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

   现象B:民族主义的极大发展,与国家建构相互促进;

   现象C:代议民主政府形成,或至少特殊信任网络(trust network)被公共政治所包含或消解;24主要精英群体大体进入全国性的、国家主导的政治平台。25

   此处试举几例。比如,蒂利的军事财政模型主要关注国家如何在强制手段和资本两方面积累,以便建构战争机器,实现领土的扩张和巩固。最后胜出的是统摄相当领土和人口(假定3)、有发达的工商业和市场经济可供给资本(现象A)、有财政支持的常备军和有效官僚体系(假定6)的民族国家。26在此过程中,民众与国家抗争、妥协和协商,最终导致了代议政府(现象C)、现代税收体系(假定5)和征兵体制的制度化(假定1)。此后很多理性选择学派基本上在此框架内工作,但添加了精英个体或群体理性决策的过程分析。27相比之下,斯布鲁特(Hendrik Spruyt)则建构了一个经济-制度模型,认为随着市场发展和贸易扩张(现象A),现代国家能够提供统一的法律体系、度量衡、货币(假定3),以及中央集权的执行体系和君主可置信的承诺(假定4),最终取代了城邦、汉萨联盟和德意志神圣帝国。28相比之下,曼的理论要更为复杂一些,也不仅仅针对现代国家。他的侧重点在于权力来源的转换与权力关系的重新组合。因而,旧贵族与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决定了国家的具体形式,或走向代议制,或维持绝对主义(现象C)。此外,最近十年一些新作如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不同的精英关系如何影响国家建构的路径,哪些精英进入国家,如何进入(现象C),如何型塑现代国家的制度特征(假定1、4、5、6)。29

   再看赵鼎新的理论和中国案例,虽然历史时空截然不同,但基本也以寻找和解释韦伯式国家制度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赵鼎新对之前文献是继承多于挑战的。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儒法国家》最精彩的观点之一,也许是对于韦伯国家范式和相关历史过程的有意识切割,或言是对于前述假定1—6和现象A—C的切割。而这种切割,恰是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为基础。具体来说,第一,虽然蒂利断言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兴起是近代历史两大事件,30但赵鼎新明确指出,经济权力的长期边缘化阻碍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即使明清两代也仅有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与之相关的是,商人(尚未变成资产阶级)在权力场域中并没有话语权,因而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权利革命在中国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是缺失的,而加州学派试图强调去西方中心视角与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学术努力亦是相当可疑的。

   第二,中国情境中,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并不是硬币的两面。实际上,依照盖尔纳(Ernest Gellner)、安德森(Benedict R. Anderson)等人的观点,民族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是工业社会发展、文化资本主义兴盛的产物。31在前工业化时期,中国国家亦不是规模适中、地理和人口相对同质的民族国家,而是幅员辽阔、容纳文化多元性的大一统帝国。儒家的天下观而非近世的民族主义才是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资源。

   第三,由于各种社会权力都统摄于政治权力之下而无明显分化,中国历史上的精英结构也相对单一,以素习儒家的政治精英为主。这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大一统政治单位的形成。而欧洲由于中世纪以来精英高度分化,教会、各层级贵族、王室以及朝廷官僚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给了资产阶级极大的生存空间。32这种分散的精英结构深刻影响了近代国家建构,使得大一统政体基本不可能持续,新教革命更易发生,33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可以和旧精英分庭抗礼,在特定条件下推动代议民主。

   以上的观点散见于各章,但绝对是重新清理地基的工作。在国家理论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放置中国和东亚的历史经验,如何避免西方问题意识的主导,《儒法国家》一书都可以提供重要参考,是一个不错的新起点。当然,如前文所述,赵鼎新仍然无法突破基本的韦伯范式。实际上,很多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这一理论出发点了。比如金(Desmond King)和李伯曼(Robert C. Lieberman)提出要重新审视美国国家建构过程。34此前与韦伯范式相悖的一些政治安排,比如联邦制(中央权力弱)、私有经济部门精英和公民社会行动者的强大(一部分精英没有进入国家)、官僚系统的职业化程度低,都被作为美国国家能力较弱的明证。而这两位学者却另辟蹊径,认为美国国家效力并不低,能力也不弱,反而韦伯范式太过本质主义,无法容纳和言说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更早一些,西尔贝曼(Bernard S. Silberman)通过对于多国官僚体系的比较研究,也指出韦伯式的官僚体系更接近德日模式,而英美模式开放性、流动性更强,多直接雇佣职业人士,但效率并不低下。35

   这充分说明,分析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不仅需要把中国国家建构与西方近代历史过程相切割,并重新放回中国历史语境,还需要进一步修正韦伯范式,以便概括中国国家的复杂面目。例如,明朝最初实行的是卫所制,其精神与唐府兵制类似,以耕备征,基于对军人的人身控制,崩溃后部分采用雇佣兵。36清朝的旗兵亦是世袭,这和西方现代国家的“公民军队”不同。在财政制度上,何文楷通过最近的力作说明,清代财政的中央化是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实现的,但始终没有借助国债工具和资本市场来实现财政收入的贴现,与英国等财政现代化路径不同;37此外,中国虽从宋以降就形成了完备的官僚体系,但官僚体系的完善并不一定代表国家控制的有效,因而君主时常通过一些非常规事件来打破官僚系统的既有理性化制度,重新调整与官僚之间的关系,等等。38这些信手可拾的例子说明,研究中国国家建构,也可以关注不同的问题;而不符合既有范式的制度或现象,需要在历史情境中加以解释和说明,并不必然代表国家建构不完全。正如赵书多次重复蒂利的重要结论,西方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国家建构的路径则是多重的。


四、批评与展望

  

   在方法上重新把结构找回来,在理论上探索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和历史经验,使得《儒法国家》一书成为近几年来重新叙述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恰逢其时地接洽了比较历史研究暌违已久的传统。这一研究总体是生机沛然的,也是一个有益的实验,为今后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可备选择的理论工具。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是要简略谈一谈赵书尚且存在哪些问题;最后,如果这些问题可以部分解决或缓和,可以为中国历史,特别是有关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哪些新思路。

   首先,在重拾结构传统的同时,《儒法国家》也很难避免“结构还原论”(structural reductionism)的批评。39实际上,这也正是历史比较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迅速进入“文化转向”的原因之一。把解释推到结构层面,第一个问题是忽视了结构中主体的能动性(agency),也过度假定了结构的稳定性和决定性。行动主体尽管只有有限理性,也极大受制于结构提供的机会,但结构必须由主体来不断重构。赵鼎新也很清楚这一点,并在开篇就强调“历史是各个时期社会行动者有意义的行动的结果”。40然而在实证层面,我们大抵只看到特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一再起作用的,或者国家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存在如何控制个体,不断延伸自己的权力。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行动主体是如何在这个想象的结构中获得权力的?他们各自又是如何行使权力的?他们会维护既有的权力格局吗?他们的利益和观念是什么?他们会反思和反抗吗,结果又是什么?赵鼎新在春秋战国部分尽可能放入能动性,但仍局限于理性人的假定;而论述宋代儒家官僚体系和明代心学时,他本有机会捕捉结构与个体的复杂互动,从而更漂亮地回答上述问题的。然而,最终我们看到的还是儒家知识分子和文官系统如何被国家的身体政治加以控制,并进一步渗透社会。至于他们的算计、理念和具体政治选择,基本还是模糊不清的。相较而言,蒂利虽然也多次被贴上“结构主义”的标签,但他的国家建构理论始终和抗争政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抗争剧目”等概念,蒂利从中后期开始引入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关注臣民(后为公民)的反抗如何影响国家建构的路径,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制度遗产。41

   第二个问题涉及结构变迁。纵观全书,读者似乎只看到一个“超稳定结构”的诞生和复制,42但鲜有变革的契机,也不清楚变革的可能途径。如果我们回到《儒法国家》一书最重要的理论资源——《社会权力的来源》,我们就会发现,赵鼎新只用了麦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半套权力理论。曼的确剖析了四种不同权力及其在历史中的组合形式,而赵鼎新也巧妙运用在中国历史情境中,精彩解释了国家政治权力独大的根源。但除此之外,曼最富独创的观点也许是:新的权力总是出人意料地生长于旧权力结构的缝隙中(interstitial origin of power),换言之,曼另有一个很强的权力结构变迁理论,43而这一部分在赵书中几乎没有体现。本文无法详细讨论,但很多优秀的历史著作都一再说明,中国历史上不乏异质的因素,变革的窗口也一再打开,最后大一统儒法体系的维持,也许是偶然而非必然。最终,这些异质性也并未消亡,而是进入了历史的暗河,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型塑当下的中国。

一方面要把结构找回来,一方面又要避免结构论处理能动性和变化的弱点,如何可能呢?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是用休厄尔的理论来重新理解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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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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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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