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绪:古代中国大历史的社会科学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2 次 更新时间:2016-09-28 18:41:15

进入专题: 赵鼎新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王正绪  

   【内容提要】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实现了将古代中国史与自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以降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传统完整的结合。赵鼎新的工作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可能性,检查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僚体制集权政体的起源、成型、巩固、延续的过程,为自西周以降直至清朝结束的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自汉朝以降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象和模式,包括长期稳定的官僚帝国体制、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兴起、周边游牧帝国的兴衰等等,都可以由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三部分组成的“儒法国家”来解释。此书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分析,从而使古代中国历史获得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新的学术生命。

   【关键词】秦汉帝国 儒法国家 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帝国 新学

  

   赵鼎新的新书《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以下简称“赵书”)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专著。①从时间上说,此书主要检查(examine)了古代中国自西周至西汉的历史,但也延伸到整个古代中国,即19世纪西方列强到达中国之前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检查和冲击了学术界、知识界近年来的几条重要讨论线索,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国农业帝国的长期稳定性、汉文化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扩张、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势力消长与族群融合、工业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传统,等等。

   书中对若干重要议题的讨论和分析,实现了将古代中国史与自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以降的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流派的完整结合。赵鼎新的工作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可能性,在经验上给出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力的解释。甚至可以说,赵书是现代社会科学对古代中国这个案例第一次全面的分析。他将对中国史的研究从注重年代、事件、人物的历史性研究,拓展为注重结构、因果、机制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而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赵书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赵书可以作为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和青年学者了解、学习现代(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通道和范本。由于此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中国,其中多数“数据”或案例,例如战国七雄之争,儒、法、佛、道在中国历史上的消长,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部落的互动等,都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读者所熟悉。这些数据和案例为中国读者理解书中的社会科学分析提供了知识的便利。学习赵书对这些数据和案例的分析,读者可以更快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和理论发现。

   第二,赵书彻底推翻了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厘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观念,全面地将中国古代历史置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视角的分析框架内加以检查。经过这样的处理,关于古代中国的分析和讨论,可以全面地在比较历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框架内进行。这样的工作近年来有所升温,但赵书无疑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次努力。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必定引起学术界和知识界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广泛争论。

   第三,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赵书试图突破简单地寻找一对因果关系和单个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所谓比较历史社会研究的方法,而是设计和实践了赵鼎新称为“宏观结构指引下的以机制为基础的研究”(macrostructure informed, mechanism-based study)的方法(第26—27页)。同时赵鼎新还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竞争下不断发生制度变迁和制度化的理论。他承认这样的工作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调动研究者艺术性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而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方法来实现,但同时强调想象力、判断力的可靠性和价值完全取决于相应理论的解释能力。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更有价值的理论就是一个能解释更多历史现象的理论。

  

一、作为数据和社会科学的历史

  

   历史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且不说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都在播放历史剧,网络讨论充满着众多历史的话题和素材,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是从中国-华夏的历史中获得的。中华民族的身份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构、书写、传播中国-华夏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来实现的。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起源和夏商周朝代国家开始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汉朝强大统一的“中国”和盛唐繁荣的“中国”、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历经十几个主要朝代、包括两个最为主要的非汉民族朝代和众多历史长短不等的区域性的“中国”政权,等等,都是不可置疑的中国历史的“正确”叙述。至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历史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知识传播一直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知识、思想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在课堂里的学习、普通公众的日常图书、影视,以及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手中议题的理解、争论、分析等,无不处处弥漫着历史知识、词汇和观念。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以史为鉴”,指的就是对当前问题的考虑和分析,必须和历史上有对照关系的事件或议题加以比较。这种用过去发生的事件作为对当前问题分析依据的思考方式,赵鼎新称为历史理性主义。这种思考方式和古希腊发展起来的分析与逻辑理性是截然不同的(第187—188页)。

   但是,自20世纪以来,以北美和欧洲大学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逐渐在中国的学术、思想、政策场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古代历史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空间的议题,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下构建的中国史,即建立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基础上的中国史,继续通过学校输送给学生。但是在学校课堂之外,纷繁芜杂的历史叙述在众多的大众历史读物、②专业著作中,③正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有意无意地进行各种解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全面的整合,从而构建一个容纳中国多样性历史的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学术不断展示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关于明朝漕运的研究表明,用现代的财政学理论和工具,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国家的经济管理系统的结构性障碍。④许倬云和何炳棣的工作表明,用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可以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性。⑤伊懋可(Mark Elvin)的研究则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挖掘出量化数据,从而分析古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和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⑥甚至是跨国比较的研究,如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若干大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⑦也表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是了解中国历史规律的有力武器。⑧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对事件的记录。经过这样处理以后的历史,才可以更好地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语境中,作为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制定的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历史才可以在当代作为可“鉴”的“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也才能获得新的学术生命。

   《儒法国家》适时地出现,应对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发展要求。一方面,赵书检查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僚集权政体的起源、成型、巩固、延续的过程,为西周以降直至清朝结束的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研究强调,古代中国历史的模式(patterns),在战国末期形成了一系列法家的基本治理制度。到了西汉,儒家的政治伦理和国家政权结合以后,中国的儒法国家基本结构就已成型。自汉朝以降的历史,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中调整和挣扎的历史,虽然丰富多彩,却无现代化意义上的突破性变化。⑨另一方面,赵书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全面地整合进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场域之中,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理性主义,从而获得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新的学术生命。历史在中国社会和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变得有现实相关性。同时,赵书检查和处理了很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细节,给阅读过程增添了很多趣味。

  

二、试图解释的问题

  

   在存在论上,“历史”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情境的总和。而事实上,所有事件和情境,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再存在。我们所能获得的,只能是对历史的记录和记忆。这样,只有当事人的记录、历史事件和情境中留下来的物件(artifacts)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材料,或者是历史唯一留下的可供搜集和处理的数据(data)。在认识论上,大致可以将历史分成以下几个层次:⑩

   一是作为记录的历史。这是当事人、他人(如当事人的助手、朋友、家人)或专职记录的官员对事件进行记录,力图用文字保留当事人认为值得保存的事件的各种“真相”。《明实录》《春秋左传》这样的文本,就是各朝代的史官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录。

   二是作为叙述的历史。多数历史文本都是叙述的历史,即通过叙述者仔细辨析各种可以获得的历史记录,考察历史物件,构建一个叙述,力图再现某历史事件,并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和传递。《史记》即属于这种历史。这也是多数读者心目中的“历史”的书写方式,即对过去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和再现。11

   三是作为分析的历史。历史研究者通过分析上述两类历史数据和文本,整理、总结、归纳出一些结构或因果关系。如论某某之战某某方失利的原因、“唐朝的官制”之类的研究,可以归为分析的历史。

   四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要把对历史的研究提高到社会科学的层次,必须将历史(存在论上的历史)用明确的概念界定,提出严谨的问题,找出历史事件中的各个重要因素,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这样的研究,可以是检验某个理论的假设,也可以构建出新的理论。对历史的研究,就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上升到理论和形而上的水平。

   本文讨论的是第四层次的历史研究。比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重要著作,提出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极大地增强了各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成为政治社会学的经典名著。12摩尔的重要作品,则探讨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来临时如何影响一国政治体制向现代政体过渡,使得一些国家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而另一些国家则走向专制。13大致梳理下来,现代社会科学中对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关注的对人类社会自中世纪以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概念、事件、过程,大约有十来个。这主要包括西方的崛起即所谓的东西方的“大分野”(great divergence,或译作“大分流”)、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福利国家和全球化、现代性、民主和专制主义、社会运动和革命族群、民族国家和认同感政治、科层体制国家(相对于部落、家族)、宗教(教会)和世俗化,等等。14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法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的政治社会学的百科全书。它是以中国统一的官僚体制帝国的形成和延续(自我复制)为对象的学术探索,明确地或暗含地涉及了几乎所有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主要概念和议题。在探讨古代中国统一的儒法国家政体的形成(秦汉)和巩固(汉至唐宋)的主问题之下,作者检讨了大量的次一级的、作者称为中观(meso-)的问题。作者在引论部分(第8—9页)列出了检讨的15—18个中观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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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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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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