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观念下的史料应用---访董国强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 次 更新时间:2016-09-28 16: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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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丽   董国强 (进入专栏)  

   其次,回忆录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还是我们考察"文革"时期公众个人私密情感和真实政治态度的重要资讯来源。由于当时强调舆论一律,强调思想统一,加上社会控制严密,政治运动不断,所以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个人政治倾向和个人真实情感,无法自由地、公开地、充分地表达出来。几十年以后时过境迁,一些在当时不敢说、不愿说的隐情和看法,会在回忆录资料和口述资料中得到更多反映。了解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公众的普遍心态,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那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客观真实地揭示了当时政治秩序的本质内涵和实现途径。

   再次,口述历史资料在"新史学"研究中还有另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重要的价值。口述历史资料不是史学研究者机械地、被动地记录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言说。这种独特的研究实践实际上包含了史学研究者的积极参与。这类资料的具体内容是由历史亲历者提供的,但是其问题意识和内容侧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研究者。

   至于口述史能否成为信史,关键在于审慎甄别其中各种信息的真伪。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史料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报刊资料,1949年以后中国报刊的突出特点是"舆论一律",其主要功能是政治宣传。这些报刊当然也提供了大量信息,但这些信息主要反映执政党领导集团的意志和动向。系统检索和翻阅当时报刊的时政新闻、政府公告、专题报道、社论、述评,可以看出中央高层的政治动向和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在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中,这些报刊资料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但是在反映社会反应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这些报刊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和选择性。这不是说执政党领导层不想了解基层实况,而是说由于一些基本原则的内在约束,客观上使得一些真实的情况很难见诸各种报刊,而一些虚假的情况则屡见不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大跃进"前后各级各类报刊对工农业生产情况和民众生活状况的不实报道。如果我们后来的学者不加辨别地依赖这些报刊资料去做研究,显然无法得出真实的历史结论。

   再比如说档案资料。与作为舆论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当代报刊相比,档案资料大多为日常工作的记录,因而往往能够比较直观、详实地反映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多有用的研究信息。而且经过档案部门工作人员整理的档案资料,相对集中、系统,便于检索、利用。这都是档案资料作为史料的突出优点。但利用档案资料进行史学研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还存在种种限制。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的国防档案、外交档案、公安档案、党政领导机关工作档案等,完全不对社会公众开放。目前研究者可以接近和利用的档案,主要包括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档案。按照"新史学"提出的"整体的、总体的、一般的历史"的概念,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总是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因而对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问题的专题研究,如果没有党政领导机构工作档案的全面开放,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仅仅依靠有限的档案资料构建起来的历史认知,必然是残缺的甚或是错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研究中另辟蹊径,努力寻找各种替代性资料。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我选择从南大师生的访谈为突破口去做"文革史"的原因之一。

   其次,档案资料作为日常工作的系统记载,具有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资料中不存在人们的主观干预。有些被当时主流认知认定为"错误的"、"消极的"、"负面的"东西,也会遭到有意屏蔽。所以,对档案资料提供的信息也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避免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

  

   汪:那么在实践操作中该如何甄别史料的真伪呢?

  

   董:甄别史料真伪的方法主要包括:第一,要彻底摆脱"事件史"的观念束缚,采取一种较长时段的考察方法,尽最大可能做到史料收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按照经验理性的认知规律,特定时期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往往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得到重视和检讨。这是系统的、完整的史料本身带来的后见之明。就像前面说的,"大跃进"时期的虚假报道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往往会得到反思和更正。也就是说,你所占有的史料要成系统性,要有足够的信息量,而且还要涵盖一定的时段。第二,要尽可能摆脱对史料来源的单一路径依赖,通过对口述史料、民间档案资料等新史料和报刊资料、档案资料、方志资料等传统史料的综合运用,有针对性地克服单一史料的缺漏。

   以我所做江苏"文革"史专题研究为例,有一位访谈对象收藏有"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八二七战报》(全套)。该战报自1966年底创办,到1969年初停办,共出版发行100期。尽管它是由一派群众组织主办的,反映一派的特定立场和诉求,但它同时也系统地记载了南京地区1966-1969年间的所有重大事件,这就是极为重要的民间档案史料。当我们对该战报的派性偏见了然于胸、同时有其他历史文献和大量口述历史资料作为参照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真实信息,系统再现当地造反、夺权、大联合、军管、秩序重建的完整过程(而同时期公开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和《南京日报》,则保持了党报的一贯特点,极少反映当时地方派性斗争的真实情况)。

   对史料信息的甄别和提炼能力,不是任何先验的、抽象的方法论灌输的结果,而是务实的、具体的研究实践的产物。这种研究实践既包括尽可能多地接触第一手资料,也包括尽可能多地阅读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对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各种各样的观念预设了然于胸。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意思。

  

   汪:这也是新史学观念一再强调的史料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和整体性。

  

   董:对。概括来说,"新史学"的要义是突破"传统史学"的桎梏,去发现和解释一些我们过去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历史维度和层面,从而不断更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这必然要求我们在现有史料体系之外发现各种新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只在传统史料中打转转,是很难实现历史认知的整体突破的。其次,"新史学"在拓展史料概念的时候,并不完全排斥传统史料。"新史学"所反对的不是传统史料本身,而是在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对传统史料的过度依赖。传统史料作为多种信息来源之一,具有与新型史料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第三,"新史学"强调对所有史料都应该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任何历史资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都受到人们主观因素的干预,我们只有在科学分析和审慎选择的基础上,才能达成重建和解释过去的目的。

   "新史学"的创新之处在于强调结构性研究,但任何结构性的物质都是由一些基本构件(或称基本单元)组成的。组成历史巨像的基本构件是历史事实。这里所谓历史事实,是指以下五个要素的最简单、最朴素形态:(1)什么人、(2)在什么时间、(3)在什么地点、(4)说过什么话、(5)做过什么事。"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在于不对五个要素加以任何主观的定性和修饰。从数量众(下转第151页)(上接第98页)多、来源广泛的史料中发现"历史事实"、甄别"历史事实"、陈述"历史事实"、阐释"历史事实",构成严肃的史学研究的全部工作。我们之所以要对各种史料中涉及的"历史事实"作出辨析与重新阐释,是因为任何史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都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时代的或个人的偏见。有的时候,史料中还会存在着故意设置的陷阱和欺世盗名的谎言。

   我们对历史真实状况的了解,必须建立在尽可能广泛、多元的信息来源基础之上。在史学研究观念转变以后,史料的收集和处理就变成了主要问题(这其中依然包含转变观念的问题)。只有充分占有资料,进行研究辨析,我们才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本相,建立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平衡的历史叙事。

  

   原文刊载于《江淮文史》2016年第5期,作者授权爱思想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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