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情绪联网时代的犬儒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6 次 更新时间:2016-09-25 1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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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领域中形成某种情绪性格,也就容易发生在别的领域中。

   普鲁塔克在《如何受惠于敌人》(How to Profit from One’s Enemies)一文中谈到了妒嫉,“既然争强好胜、妒忌、妒嫉是人生而共有的本性……(一个人)把这些情绪发泄到敌人身上将使他大获其利,也就是说,这使他不会把这些情绪发泄到他的同事或亲戚身上去”。 这个推理类似于雷锋日记里说的,“对待朋友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

   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对敌人斗争狠毒的人,对同志同样狠毒,而对敌人宽厚的人,对同志自然也会宽厚。这就是溢出效应。犬儒主义也是如此,对公共权威的极度不信任(往往是有理由的)很容易变成无论对什么——善恶的区分、是非的辨别、普遍价值、做人的道德原则——都一概不信,一概拒绝。在犬儒主义者眼里,自私自利是人性的不变之道,任何良善、利他的行为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利己目的,必定是心怀叵测、暗怀鬼胎的阴谋诡计。

   补偿效应指的是,如果在一个领域中情绪发泄受到阻碍,就会在另一个领域中寻找出口。托克维尔认为,当政治没有办法满足人们对权威的需要时,他们便会转而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满足。今天中国人求神拜佛之风极盛,连官员都如此,在一个号称无神论的国家,岂非怪事?

   还有一种更为奇诡的补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有的人在自己国家里对什么都不敢啃声,却会更加起劲地对别国大声说“不高兴”。今天中国社会里的犬儒主义基本上是在不自由状态下对自我行为的不得已调适,当公共权威无法满足人们的信任需要时, 许多人并不是就此完全放弃了信任需要本身,而是转而从其他地方去得到补偿。他们相信怪力乱神、佛道巫蛊,相信各种商业诈骗,相信朋友圈里的流言蜚语。这类轻信看上去与犬儒主义的死活不信相互矛盾,但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互为里表。这是因为,信与不信都是情绪性和非理性的。

   补偿效应和溢出效应对犬儒主义情感智力不足和不道德有很大影响,犬儒主义的极端怀疑和不信任经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统治者、权贵的不信任,经常导致对朋友的不信任,不合作。

   对政治权威的鄙视和幻灭经常导致对任何政治制度,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是独裁还是宪政法治的一概否定。犬儒主义在公共道德和伦理问题上也总是抱虚无主义和极端相对论的态度,认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是非、正邪的区别,一切不过是争权夺利、阴谋诡计的手段和说辞。犬儒主义还认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无公道可言,永远只能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有权谁说了算。

   因此,犬儒主义者在无权的时候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但一旦掌握了权力,则又会奸诈巧伪、阴险毒辣,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无权的时候,犬儒主义者无足够的情感智力助他心怀希望,有效反抗;在掌权的时候,犬儒主义者则又会把有限的情感智力滥用成不道德的权谋和反道德的权术。

  

犬儒主义和“自欺”和道德缺失

  

   犬儒主义者以彻底怀疑和死活不信为他的人生信条,但他却从不怀疑自己的犬儒信条。他自以为已经彻底看透一切,看穿了这个世界,看穿了一切“知识”“权威”“是非”“道德”的虚伪本质。他确定,彻底的怀疑和与之相一致的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已经带给他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生智慧。这其实是一种由自我欺骗造成的认知幻觉,必定伴随着许多常见的逃避策略:对现实不公不义装聋作哑、冷漠旁观、首鼠两端、心口不一、假面扮相、睁一眼闭一眼。这些造成了犬儒主义自我欺骗的严重道德缺失和不道德。

   在一般的哲学中,激烈情绪的破坏性影响通常是在“自欺”(或一厢情愿)和意志薄弱的议题中论述的。自欺是一种意志薄弱的特征,可能呈现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不顾自己行为的后果而冒失行动,第二,违背自己更加理性的判断而草率行事。如果说非理性的乐观(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或诗人“气质”)属于第一种情况,那么非理性的追求则属于第二种情形。“大跃进”(或者一些别的政治运动)便是这样的情况。过分膨胀的自负使人干出了事与愿违的事情来。

   就个人来说,如莎士比亚剧作的麦克佩斯,缺乏对后果的考虑,一厢情愿,情感可以搅乱理性,使人陷入本能的愤怒、恐惧、妒嫉、傲慢等等,导致不可挽救的失败或悲剧。这样看到自欺,是从自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着眼的,并不构成道德批评。

   道德哲学看待自欺的角度不同,它把自欺看作是对真实人生的威胁和阻碍,而不真实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哲学教授麦克•马丁(Mike W. Martin)在《自我欺骗与道德》一书里指出,苏格拉底让我们把认识自己当作具有道德意义的人生的必要条件。然而,“虽然我们希望人生具有这样的意义,但当它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或幸福感时,我们就会逃避真实。

   因此,获得真实的自我认识成为一项面对我们自己的逃避(逃避自己和逃避世界)的任务”。 自欺之错在于,自欺逃避的真实知识是有价值的,而自欺造成的“无知”则会带来有害的后果。

   历史上有无数的事例证明,自欺的“无知”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自然神学家巴特勒(Joseph Butler)指出,自欺侵蚀人的道德,窒息人的良心。他认为,人的良心指引人分辨对错和善恶,良心是来自人自己的良知光亮,为人的道德思考和行动照路。自欺是扑灭这一光亮的黑暗,由于自欺,人能够犯下各种错误,而浑然不觉。

   巴特勒说,人的自欺,根子在于自我偏执,由于自欺,“人会无限度地作恶:压迫他人、利用他人,甚至明目张胆地对他人施行不义”。巴特勒如此严厉地谴责自欺,是因为自欺可能造成严重的罪恶后果。自欺者的“无知”会使一个聪明人干下伤天害理的恶行。自欺摧毁道德,也败坏作为道德基础的正义原则本身。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赞同巴特勒的观点,他毫不怀疑,自欺会令人“眼瞎”,丧失判断力。他指出,自欺的人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在犯错之后,会百般狡辩,逃避责任,文过饰非。因为他只有这么做,才能维护自己虚假的良好形象,“意识到自己会犯错,这会让他极不舒服”。

   对当权者来说,承认错误甚至还会危及他的权力地位和荣华富贵。斯密认为,自欺阻碍人对自己的认识,使他不能知错就改,反而会无视错误,掩饰错误,甚至拿别人当替罪羊,嫁祸于人。如此一错再错,再也难以在道德堕落的路上改弦易辙。

   巴特勒和斯密对自欺之恶的剖析更适用与把握权势或对国家社会有影响力的人士(名流、作家、专家、知识分子),而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犬儒主义的道德之恶与自欺之恶类似,对社会最有害的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他们口是心非、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自己不认错,还要强行封住天下人之口,不让人说;他们明知自己靠说谎欺骗不了天下人,但还是照说不误。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在一个充斥着虚伪和谎言的社会里,这些“在上者”是犬儒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在下者”普通人的犬儒主义大多是不得已调适生存策略的结果。因此,不能把犬儒主义的道德之恶平摊给犬儒社会里的不同个体。对不同的自欺需要作不同的道德判断,也是这个道理。巴特勒和斯密对自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与此不同的是另外两种更加着眼于道德责任区分的看法,每一种也都适用于辨析不同犬儒主义的不同道德责任。

   第一种看法提出,不应该忽视那些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自欺,自欺并非总是有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例如,人们对自己的容貌、艺术才能、智力水平、志向、抱负、幸福感会有不真实的想法,作出不同程度的高估,但这并不有害于他人。

   有的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种自欺能起到提高自信,保持乐观,提升幸福感和希望的积极作用(觉得自己幸福,是真幸福;觉得自己聪明,是真愚蠢)。有的犬儒主义也是无害于他人的,是弱者保护自己,防止上当受骗的生存手段,甚至还有清醒识别现实中虚假和伪善的积极作用。那么,又该如何从道德上看待这种无害的自欺和犬儒主义呢?马丁在《自我欺骗与道德》一书里分析了巴特勒的自欺不道德说,并提出,自欺并不一定导致不道德的后果,但是,“倘若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应该批评它,而且按照犯错和性格缺陷的不同严重程度,予以不同的批评”。

   而且,由于不直接有害的自欺也会扭曲人的理解,并可能导致错误,所以我们也还是应该批评自欺本身。这就是批评自欺的“衍生错误原则”(Derivative-Wrong Principle)。以这个原则来批评自欺,是把自欺视为一种相对于“首要错误”的“次要错误”。正是由于次要错误,首要错误才有可能,或甚至不可避免。例如,自以为是的爱国豪情是一种自欺,并无害于他人。

   但是,这种看似无碍的自欺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2012年9月, 在北京的保钓游行活动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以为自己最爱国(次要错误的自欺),因为观点不同,他两次打一名80多岁老人耳光,并毒骂这位老人是“汉奸”(暴力伤害他人是首要错误)。直到今天,也未见他悔过道歉(另一个首要错误)。类似的爱国伤人和毁物事件屡有发生,都源于肇事者的爱国自欺。

   第二种看法是,巴特勒和斯密批评自欺不真实,是因为事情没有自欺者想得那么好,但是,有的时候自欺会把事情想得很糟糕,而真实情况是,事情没有自欺者想得那么坏。悲观主义者或犬儒主义者都有这样的自欺,把事情想象的比真实情况更为黯淡而无希望。美国哲学家,伯克利加大教授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欺骗与区分》(Deception and Division)一文中分析了这种情况:如果悲观主义者相信世界比实际情况要糟糕,那么可以说,这是自欺的结果。

   但是,如果悲观主义者对现实的看法,虽不完全正确,但比其余的人更接近于实情,那么,我们便不能说他们是在自欺。这可以从美国心理学教授劳伦•阿洛伊(Lauren B. Alloy)和林•阿布蓝森( Lyn Y. Abramson )提出的“沮丧现实主义”学说得到解释。他们认为,沮丧者经常比不沮丧或乐观者对事情有更为现实的推断。尽管沮丧的人有“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会自动把事情往坏处想,但他们对事情的估计经常比较准确,而乐观者对事情的看法其实也是有认知偏误的。

   民间的犬儒主义者经常就是这样的沮丧现实主义者。在官贪政贿的社会里,他们会不假思索,不作分辨地将当官的一棍子打死,坚信“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看法虽然未必真实,但比起“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关系”的说法,也许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况。

   对犬儒主义的道德评估不能武断地一概而言,对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犬儒情绪和情感也是一样。犬儒主义一直被当作一种有理性或缺乏理性的行为选择,今天我们知道,它也是一种不能完全用理性来解释的情绪或情感方式。情感比理性更深层地支配着人类的想法和行为。

   乐娜和凯尔特纳说,“人性的概念来源于对人的情感的信念”,人性自然是对活人而言的,对于死人来说,人性也就不存在了。人不能没有情感而生——心如止水或哀大莫若心死也是一种情绪;人甚至不能没有情感去死——总是最强烈,最不能忍受的情感让人最后作出避生向死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就是生命本身。

   乐娜和凯尔特纳说,“回答人性是什么这个古老的问题,包含着对情感的设想。随着对情感的经验科学日臻成熟,许多关于情感的观点——情感有破坏性,是非理性的,不利于社会秩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情感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展示、生理学、语言、表现和经验。这些都使人们能够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融入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情感是普遍的(如进化论者所说),也具有文化特征(如建构论者所说),情感在人类最重要的判断和决定中起着中心要素的作用。而且,情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也影响社会交往。只有当不同的情感得到平衡时,我们才会懂得什么是好的生活。”

   人的情绪和情感素质不只是个人的,而且也影响着群体生活的品质,因此,每个人情感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便有了公共的意义。

   在情感联网的时代,这种自我克制和自我管理正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既然情感的问题是如此古老,情感联网带来的问题其实是古老的新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消除”的意义上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像前人那样尽量智慧地思考这些问题,并将之当作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的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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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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