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5 次 更新时间:2016-09-24 16: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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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但在中国古代,有更多的时间,长城内外都与中国的“内边疆”无关,比如,辽朝统治时期,长城内外地区主要在辽朝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管辖范围之内,南京和西京在辽朝五京之中是比较重要的两京,是辽朝的先进地区,也是辽朝两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不是辽朝缘边的边疆地区;金朝时期,长城的主要地区在中都(今北京)路管辖范围之内,中都是金朝的首都,不但不是金朝缘边的边疆地区,反而成了金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元朝时期,首都在大都(今北京),长城内外地区在中央中书省直接管辖的腹里地区控制的范围之内,无疑是元朝的中心地区之一;清朝时期,首都也在北京,长城内外也在中央及北直隶管辖范围之内,也是清朝的中心地区之一。这些朝代的长城,按照拉铁摩尔所说的“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71]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不能称之为中国的“内边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应该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二种边疆,即“双边疆”,这种双边疆之间存在着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边疆仅代表本政权的边疆,除了元朝和清朝以外,不是整个中国边疆的全部。而中国的边疆则包括中国各个政权的边疆,但也不包括中国各个政权内部的“内边疆”,只能包括中国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中国内部的各个政权之间的“内边疆”,仅仅是中国内部各个政权之间分疆划界的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现象。而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在各个政权分立时期也只能分别构建中国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中某一方向或某一区域的“外边疆”,也不能构成整个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各个分立政权的“外边疆”仅仅是中国边疆的一部分,某一个政权的“外边疆”与中国边疆的概念也不完全吻合。只有各个分立政权的“外边疆”合到一起,才能共同构成当时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边疆包括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我们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外边疆”说成是中国的边疆,在理论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政权繁多,大小不一,极具复杂性,有时我们又不能仅仅将本文所述第三类边疆政权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边疆地区按照一个区域来认识问题或将这一区域稍稍放大的话,仅仅将有的边疆政权的“外边疆”作为中国的边疆显然是范围小了点。比如,唐朝时期的渤海政权,也有自己的边疆,我们将渤海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显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将渤海政权放到整个中国的大范围来看,仅仅将渤海政权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显然作为中国的边疆地区过于狭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承认渤海国有自己的边疆,也可以从整个中国的大范围认识问题,将整个渤海国管辖地区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这也是一种可行的认识问题的方法。

   可见,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双边疆”之间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在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之前,二者是不一致的。如夏商周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周边方国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秦汉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匈奴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隋唐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两宋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辽、金、大理、西辽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明朝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瓦剌、鞑靼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实现了重合,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主要强调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离开“国家”政权的硬件条件去谈边疆问题,难以解决中国古代复杂的边疆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的“双边疆”,“中国的边疆”又存在中国内部的边疆(内边疆)和外部的边疆(外边疆)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双边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内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分立时期的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只代表中国边疆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边疆的全部,只有各个政权“外边疆”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的边疆在中国古代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与中国的边疆是不一致的,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重合在一起,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①]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60-161页。

    [②]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指出:“边疆概念是由多种因素、多层缘由所组成的概念,国家疆土由陆、海、空、底土所组成,边疆概念的形成既包括了地理因素、行政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在内,也包括了地缘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军事学的学科理论交叉形成的综合概念。但追根溯源,边疆概念的缘起,必然追溯到国家学说上去,因为边疆毕竟是指国家疆土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④]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类边界称之为“人口聚居区和无人居住区之间的分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

    [⑤] 唐晓峰认为,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论”,“超越政治与民族”。姚大力赞成其观点。参见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

    [⑥]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第305、第316、第330、第346页。

    [⑦] 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第79页。

    [⑧]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

    [⑨] 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67页。

    [⑩] 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11]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

    [12] 《尚书》卷6《夏书•禹贡》,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53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6页。

    [14]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2《魏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3页。

    [15] 班固:《汉书》卷64《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1页。

    [16] 《左传》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条,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056页。

    [17] 房玄龄等:《晋书》卷1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6页。

    [18] 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3页。

    [19] 魏征等:《隋书》卷2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6页。

    [20] 魏征等:《隋书》卷2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8页。

    [2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

    [22] 宋濂等:《元史》卷5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23] 张廷玉等:《明史》卷5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2页。

    [2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91页。

    [25] 萧子显:《南齐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页。

    [26]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39《杜杲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02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6页。

    [28]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14《楚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8页。

    [29]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3《秦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页。

    [30]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9《燕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1页。

    [3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9《兵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06页。

    [32]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19《赵策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6页。

    [33]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2《魏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9页。

   [34] 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及严长明后序,清刻本。

   [35]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3-714页。

   [36] 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8页。

   [37] 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93-2096页。

   [38] 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9页。

   [39] 陈寿:《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1页。

   [40] 范晔:《后汉书》卷115《东夷•高句骊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3页。

   [41]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42] 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7页。

   [43] 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1页。

   [44]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09页。

[45] 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吐谷浑》,中华书局1975年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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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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