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5 次 更新时间:2016-09-24 16: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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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马溢澳  
西有宜阳、商坂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31];赵国“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32];魏国“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颖、沂、黄、煮枣、海盐、无疏,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33]。三国时期的魏国领有十三州,“于时中原所有一十二州中分郡国六十有八”;蜀国“仅置二州二十二郡”;吴国“五州四十三郡”,交州统有交趾、九真、九德、日南、珠崖等郡,广州统有南海、苍梧、郁林、桂林、合浦等郡[34]。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有七十八州”,后唐有“一百二十三州”,“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后晋有“百九州”,“献十有六州于契丹”,后汉有“一百六州”,后周“一百一十八州”。“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35]。

   辽宋夏金时期,辽宋澶渊之盟划定辽朝疆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36]。北宋建国后,“取荆南”,“平湖南”,再经过“陈洪进献地”、“李继捧来朝”之后,“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南宋“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37]。“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38]可见,在古人眼里,分裂或民族政权并立时期的政权也都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地区的边疆。

   属于第三类的“国”,即边疆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疆域。如两汉时期的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髙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39];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40]匈奴冒顿“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其疆域“东接秽貉朝鲜”,“西接月氏氐羌”,南“与汉关故河南塞(指战国秦昭襄王所筑陇西、北地、上郡长城的边塞,其故迹西起今甘肃岷县西,东北达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侧畔)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与汉朝分界。即而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41],控地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4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羁縻附之”[43]。南北朝后期的突厥“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44]。

   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45]。回纥的疆域“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46]。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疎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47]。南诏“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48]。渤海“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今朝鲜半岛龙兴江)为境,东穷海,西契丹”[49]。

   辽宋夏金时期,西夏李元昊建国时期的疆域“东据河(河套),西至玉门(在沙州西),南临萧关(在兜岭以南葫芦河西),北控大漠,延袤万里”[50]。东夏“其地南接高丽,北界混同江,与留哥东西楼接壤通聘”[51]。大理的疆域“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52]。

   史称“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53]。可见,在古人眼里,属于第三类的边疆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地区的边疆。

   以上可以看出,古人非常重视“分疆画界”[54],有关“古有分土”[55],“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56],“恢我疆宇,外博四荒”,“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57],“恢复疆宇”[58],“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59],“拓土分疆”[60],“分土画疆”[61],“拓境开疆”[62],“定疆界”[63],“分画疆界”[64]等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中国古代的各类政权都十分重视自己政权的疆域建设,均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之地的边疆。

   三、中国古代的边疆应该包括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中国古代各个政权是指以国号为代表的各自不同的政权,而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则很多,既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指称天下之中心的中原、指称“华夏”“汉族”的含义,又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含义等等,虽然也用来指称政权,但与以国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名称并非是一对完全相同的概念。

   有人依据中国古代“中国”一词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各个政权都没有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自然就没有“中国”的边疆了。

   其实,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虽然没有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但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也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也是国家政权的名称。笔者曾将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情况分为各个政权自称和他称两种情况:从各个政权自称方面看,不仅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自称“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从他称方面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几个政权并立之时,地处中原之外的政权常常依据“中原即中国”的地理观念称占据中原地区的政权为“中国”;第二种情况是当时和后来的“域外”政权(即中国之外的政权)对中国历史上某一政权或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各个政权的通称;第三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对以前某一个政权的称呼或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65]。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自称和他称的各种情况之中,“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即继承性的中国)的观点是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比如,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66],西周出现的“中国”一词也主要是指“京师”[67],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三国时期,以中原和中原王朝的魏国为“中国”,不承认蜀、吴为“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在使用“中国”一词指称三国政权时,皆承认三国都是“中国”,少有疑义[68]。再如,中国古代有些人不承认辽、金、元是“中国”,但明太祖朱元璋和高丽王交涉时则说:“凡所交往,此以诚交,彼以诈合。将以罢交,彼又卑辞,若此之为,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呑并而欲土地者也。”[69]明确地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视为“中国帝王”,无疑是对辽金元是“中国”的承认。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延展至今天的话,那么,凡是为今天中国所继承的政权,就都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应该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国家政权[70]。

   既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也用来指称政权,那就说明中国古代仍然存在被称为“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古代存在被称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就存在中国的边疆。我们认为,按照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通称”“中国”的“继承性中国”的思路出发,就应该承认为今天中国所继承的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政权,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中国”政权经历过一个由复数“中国”向单数“中国”的演进过程,这些“复数”中国政权的疆域就都是当时中国的疆域。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边疆,但中国政权的疆域和边疆则不应仅仅指某一个政权的疆域和边疆,而应包括各个政权的疆域和边疆。按照这一思路认识问题,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的“双边疆”,还应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双边疆”,即各个政权缘边的边疆地区如果在中国内部,则可以称之为中国内部的边疆,即中国的“内边疆”,如果这些政权的缘边地区与外国政权接壤或因外国政权还没有来到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该政权管辖下的人群所到达的外部边缘地区,就是中国的外部边疆,可以简称为中国的“外边疆”。

   比如:西汉武帝时期,西汉与匈奴接壤的边疆地区是中国内部的边疆,即中国的“内边疆”;而西汉南部外边地区设置的益州、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及所属海域,以及匈奴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的北部地区则是中国的外部边疆,即中国的“外边疆”。三国时期,魏与蜀、吴交界的边疆地区为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蜀汉控制的朱提、牁牂、建宁、兴古、云南、越巂、永昌,吴国控制的交趾、九真、九德、日南、珠崖、南海、苍梧、郁林、桂林、合浦等郡及其所属海域,以及魏国北部的挹娄、鲜卑、西域长史府等控制以及外缘人群活动地区则为中国的“外边疆”。辽宋夏金时期,辽、宋、夏、金、大理、西辽之间的交界地区是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辽、宋、金、大理、西辽与域外政权交界地区或外缘人群活动地区则是中国的“外边疆”等等,不再赘述。

   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政权极具复杂性,并非所有的中国政权都存在“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而是有一些政权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有些政权则只有“外边疆”而无“内边疆”。比如,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国就只有与中国内部各个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接壤的“内边疆”,而无与外国政权接壤的“外边疆”。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前蜀、后蜀、楚、南平等政权都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辽宋夏金时期的西夏也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等等。但元朝和清朝则统一了全国,复数“中国”变成了单数“中国”,以国号为代表的“元”和“清”政权与“中国”政权实现了重合,因此,元朝和清朝只有“外边疆”,没有“内边疆”。元朝和清朝的疆域就是中国的疆域,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就是中国的边疆。

按照这一思路认识问题,我们所说的“内边疆”,有时与长城有关,有时则与长城无关。比如,秦汉所修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长城内外就成了秦汉和匈奴交界的边疆,属于中国内部的“内边疆”;明朝修筑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长城内外就成了明朝和鞑靼、瓦剌交界的边疆,也属于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这几个朝代的“内边疆”与拉铁摩尔所说的长城内外是中国的“内边疆”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即承认匈奴等政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相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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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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