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主体与权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2 次 更新时间:2016-09-24 16: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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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董政译

  

一、为何研究权力:主体问题

  

   我所欲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观念既非有关理论,也不关涉方法论。

   首先,我要阐明在过去二十年来我研究的主题。这一主题既不是对权力现象的分析,也不是详释这种分析的基础。

   相反,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中人类主体化的不同模式的历史过程。我的工作是研究将人转化成主体的三种对象化模式。

   第一种是竭力赋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研究之诸模式。比如,在基本语法学、文献学和语言学中叙述主体的对象化。又比如,在财富和经济的分析中,作为生产性主体的劳动者的对象化。第三个例子是,在历史和生物学中,存活这一纯粹事实的对象化。

   我工作的第二部分所研究的是在我称之为“分隔实践”(dividing practices)中的主体的对象化。一个主体要么其自身被分隔了,要么与他者分隔开来。正是这一过程使其自身对象化了。比如,就存在疯子与精神健全人、病人与健康者、罪犯与良民的区分。

   最后,我致力于研究——也是我目前的工作——人之主体化的方式。比如,我就选择了性领域(domain of sexuality),并力图在这一领域中考察人是如何学会将他们自身认知为性的主体。

   因此,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构成了我研究的基本主题。

   我确实深深地卷入了权力问题之中。它很快向我表明,当一个作为主体的人被置身生产和意义关系之中时,他也同样被置于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如今,在我看来,经济史、经济理论以及语言学、符号学分别为生产关系和意义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不错的分析手段,但是我们依然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分析工具。我们可以借助的、用以审思权力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基于司法模式(legal models),即审思是什么使权力正当化;要么基于制度模式(institutional models),即审思什么是国家。

   因此,如若有人想要用这一权力定义来研究主体的对象化,那么就有必要拓展权力定义的诸多面向。

   我们需要一种权力理论吗?因为一种理论预先假定对象化,所以它就不能被当作分析工作的基准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持续的概念化,那么这一分析工作也将寸步难行。并且,这种概念化也暗含着一种批判性反思——一种绵延不断的校检(checking)。

   首先要检视的是我所谓的“概念性需求”(conceptual needs)。这意味着,概念化工作不应该奠基于一种客体理论之上——因为概念化的客体并不是一个出色概念化工作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明晰的是,那些推促我们进行概念化的历史条件。我们也需要一种针对我们自身当前所处环境的历史审慎。

   第二个要检视的是我们正面临的现实。

   一名作者曾在一家法国知名的报纸上如此表达他的惊讶之情:“如今为何还有如此之多的人提及权力概念?它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吗?它是否真的如此孑然独立,以至于探讨它时而无需考虑其它问题?”

   这位作者的惊愕也使我相当诧异。于我而言,反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权力问题竟然直到20世纪才被提及。不管怎样,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化作了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我仅提及两个“病态形式”(pathological forms)——那是两种“权力的病态”——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我们之所以对它们如此困惑不解,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它们具有历史上的独特性,但是却不那么具有原生性。这两种权力形态所利用和拓展的运作机制在绝大多数的其他社会中业已存在。除此之外,虽然它们有其自身的内在疯狂性,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使用了我们政治理性的观念和配置(devices)。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新经济学——“经济学”是在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被使用的。换言之,自康德以来,哲学扮演的角色就是防范理性超越经验所给出的限定;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现代国家和社会政治管理的发展——哲学也扮演着对政治理性中的权力滥用进行监视的角色,而这是一种对哲学相当高的期待。

   任何人都会注意到这只不过是些陈词滥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针对这些“老调重弹”,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发现——或者尝试去发现——与它们休戚相关的是哪些特殊的、也许还是原初性的问题。

   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滥用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我们本不需要等官僚机构或集中营出现之后才识别出这种关系的存在。然而问题是:对这样的显而易见之事,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应该去探寻理性吗?在我看来,没什么比这更一无所获了。首先,因为这领域没有涉及到有罪或清白的问题。其次,它不知觉地将理性作为非理性的对立体来对待。最后,这样的尝试可能会使我们陷入理性主义者或反理性主义者所摆弄的专断、无聊观念的陷阱之中。

   我们应该探究这种对我们现代文明具有特殊价值且始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吗?我认为那是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研究路径。然而,我的目的并非要开展关于他们著作的讨论(虽然它们极为重要且富于价值),而是要倡导另一种探询理性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进路。

   不将社会或文明的理性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或许是明智的,我们要分析的是这种理性化在一些领域中的进程,它们分别涉及一种本根性的体验:疯癫、疾病、死亡、犯罪、性等等。

   我认为“理性化”这个概念是危险的。我们要分析的是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要诉诸那种对理性化的一般进程的研究。

   即使启蒙运动是我们历史与政治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如若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被禁锢在我们自身的历史之中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回溯更为遥远的理性化进程。

   我想要提出另一种进路以更深入地考察权力关系的新经济学,这种进路更为经验性,更直接地牵涉我们目前的处境,而且还暗含着理论与实践更为丰富的联系。这一研究进路把对不同权力形式的反抗形态作为研究的起点。换个比方,也就是把这种反抗当成化学催化剂来使用以揭示权力关系、定置它们的方位、发现其作用点以及所被使用的方式。这种研究进路不是从权力的内在理性出发来分析它,而是通过各种策略式对抗(antagonism of strategies)来分析权力关系。

   比如,若要阐明我们的社会对精神正常人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应该去研究在精神病人的领域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样,若要理解合法性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就要从违法犯罪的领域中去找寻。

   还有,为了明晰什么是权力关系,我们也许应该去探究反抗的形式以及那些分离这些权力关系的尝试。

   作为起点,让我们先挑出一系列在过去一些年里发展起来的对立(oppositions)关系:它们均反对以下权力的压制关系,即男人之于女人,父母之于孩子,精神病学之于精神病人,药物之于全体居民,行政管理之于人们的生活方式。

   还不足以说这些是反权威的抗争;我们必须要更为精准地界定它们的共同之处。

   1、它们是“横向”(transversal)的抗争。质言之,它们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当然,这些反抗斗争在某些国家中可能发展得更为容易且更为普及,但是它们不能囿于一种特定的政治或经济统治形式之中。

   2、这些抗争旨在权力效果本身。比如,我们之所以批评医疗行业,主要原因不是它的获利取向,而是它行使着一种对人们身体、健康以及生死的不可控制的权力。

   3、基于两个原因,它们是“直接”(immediate)的抗争。在这些抗争中,人们批判的是与他们最为贴近的权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凌驾于个体之上。他们找寻的不是“头号死敌”(chief enemy)而是直接的敌人。同样,人们也不期待在未来能够找到解决他们问题的途径(解放、革命、阶级斗争的终结)。与历史学家偏爱的解释理论或革命秩序相比,它们都是些无政府主义的抗争。

   但是这些并非是它们的新颖之处。下面的特点对我而言更为特殊。

   4、它们是一些质疑个体地位的抗争:一方面,人们捍卫那种可以使其与众不同的权利,并且他们还强调能够使个体真正获具个体性的一切事物。另一方面,他们又攻讦分化个体、切断他与其他人联系、分离共同体生活、迫使个体返回自身以及以一种限制性的方式将他与他自身的身份链接起来的一切事物。

   这些抗争并不完全是针对或反对个体性的,它们是反对“个体化治理”(government of individualization)的抗争。

   5、它们是一种反对那些与知识、能力和资格相关的权力效应的抗争:反对知识特权的抗争。但是,它们也反对秘密、畸变(deformation)以及那些施加于人的神秘化的表征。

   这里不存在任何“科学主义”(也即在科学知识的价值层面上的教条式信念),但是这也不是对所有业已确证的真理的怀疑性拒绝或将之相对化。所应质疑的是与权力相关的知识循环与运作方式。简言之,就是质疑知识的体制(regime du savoir)。

   6、最后,所有这些现存的抗争都围绕一个问题:我们是谁?它们拒绝这些抽象化,以及经济的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暴力,因为这忽视了我们分别是谁(who we are individually),而且也拒绝一种科学上或行政上的审查,因为这决定了某人是谁(who one is)。

   总之,这些抗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那么激烈地去抨击这样或那样的权力机构、团体、精英或阶级,而是批判一种作为权力形态的技术。

   这种权力形态将自身施展于每个人直接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对个人进行归类,用他自己的个体性来标记他,把他与自己的认同联结起来,并将一种他必须识别且他人能够在他身上识别出来的真理法则施加于他。它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形态。“主体”(subject)一词在这有两层含义:首先是通过操控和依附使某一个体屈服于某人;其次是通过一种良心或自知之明将他连结于他自己的身份之中。这两层含义均表明了一种迫使他人屈从和臣服的权力形态。

   一般而言,存在三种抗争类型:第一,对宰制(domination)的抗争(族裔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第二,对将个体从他们的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的剥削(exploitation)的抗争;第三,对以这种方式把个体束缚于他自身以及使他臣服于他人的抗争(即反抗屈服,反抗主体性和臣服的形态)。

   我认为在历史上你能找到这三种社会抗争形态的诸多例子,这三种形态要么彼此分立,要么浑然一体。然而,即使在它们浑然一体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其中的一种抗争形态是占主导的。例如,在封建社会,对族裔、社会宰制的抗争是占主导的,尽管经济剥削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19世纪,对经济剥削的抗争正式走上了前台。

   现如今,对征服的抗争——反对主体的屈从化——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即使这样,恰恰相反的是,对宰制和剥削的抗争也未曾消失。

我认为这并非我们社会首次直面这种抗争。所有那些运动都在15世纪和16世纪发生过,并且以宗教改革作为主要方式表现出来,其产生的结果应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把这一结果当作西方主体性体验的一次巨大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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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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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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