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国道路的探索再次步入关键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能否攻坚克难，还是举步维艰，难以突破各种既得利益的束缚？
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浓厚的观望情绪，原因是多方面的：新常态下，人们担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政治领域，“打老虎”带来的兴奋逐渐消退，人们开始担心官僚阶层的消极抵制会消解“全面从严治党”的效果。各领域相继出台改革方案，提高了社会预期，但能否落实尚待观察。为破除改革阻力采取的集权措施，也引发了是否“走回头路”的担忧。因此，观望也在情理之中，这恰恰说明，中国道路的探索需要凝聚更坚定的共识，需要动员多方合力推动。
这种共识，首先是对中国道路含义的共识。中国道路，无疑应是强国富民，拓展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道路。无论持何种立场，信奉何种主义，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进而，追求这些目标和价值的道路是现成的、可复制的，还是需要结合国情去探索呢？答案当然是后者，除了少数笃信西方模式的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大部分人对此也是有共识的。
分歧在哪里呢？在于当下探索的可行性——建制派认为是可行的，反对派则认为是徒劳的。现实视角的反对派，怀疑执政党的能力，认为腐败难以根治，无法摆脱既得利益掣肘。自由主义反对派则认为，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无从实现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与法治，此种反对意见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在建制派看来，前一种质疑可以用实践回答，后者却很难说服。因为政治立场更多不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个人经验和价值判断的结果。但建制派至少可以在以下基础上，与反对派谋求共识。那就是——不管当下探索能否成功，取得的进步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不幸失败，这些进步大部分都能遗留下来，有助于今后其他探索。
这可以称为中国道路的最低共识。构建最低共识非常重要，因为改革需要“忠诚的反对派”，而非“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前者有助于纠正改革偏差，后者只能撕裂社会，因为他们对明显的社会进步也冷嘲热讽地否定，进而断言，没有民主法治自由，现行改革定然无法突破。此类批评很少有建设性，甚至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当局采取的许多严厉措施，其实是应激性的，很大程度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行为招致的，当局越来越认为，与这些人对话是不可能的，只能诉诸强硬手段。
这也预示了缺乏共识可能导致的危险，即社会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加速右转，政府被迫左转，最终使改革破局。应该看到，当局“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极小，集权措施只是推进改革的手段而非目的。但如果“为反对而反对”者壮大，社会进一步撕裂，那么以强硬措施巩固政权，打压反对派，倒会成为不错的选项，为执政党内更多人所接受。
构建最低共识则意味着，反对派可以否定当前的改革路径，甚至不满意现行体制，但应就事论事地批评，相对客观地评价改革得失，而非一味否定，逢事必反。这一点对于壮大忠诚反对派，对于减少执政党的顾虑，对于削弱“极左”思想的影响力，都十分重要。
具备最低共识的基础上，建制派还可以在下述方面与反对派拓展共识：
一是告别革命，致力渐进变革。历史告诉我们，渐进改革常常能取得真实的进步，而激进变革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往往是将老一套略作妆扮，重新登场，甚少进步可言。
二是告别乌托邦，拒绝理论“彻底性”。将主义绝对化、教条化无助于其落地生根，这种理论“彻底性”与政治上的道德洁癖一样有害。理论的“开放性”“变通性”“可操作性”才是值得追求的，这正是意识形态领域有效沟通而非对骂的基础。
三是协力破除改革阻力，推动真实进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现阶段探索中国道路唯一现实可行的选择。改革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既要破除既得利益，也要克服官僚阶层固有的惰性，仅靠高层的改革意愿和意志力还远远不够，需要社会协力施压、监督。不论何种立场，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至少不要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历史机会。
四是重视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各种价值如何实现、彼此如何平衡，寻求各种主义相互融通的可能性，探寻使自由民主诸价值植根于传统、国情、民众的最佳方式，以及最可行的政治经济框架。
拓展上述共识需要保守主义的力量。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一道，构成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当代中国，在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保守主义可以起到很好的桥梁或居间作用。
保守主义对待变革的审慎态度，有助于各方坚定告别革命的共识，携手推进渐进变革。
保守主义更看重实践，而不是理论的自圆其说。这种务实品格，有助于带动各方特别是自由派原教旨主义者放弃乌托邦式的教条，以更加灵活的姿态和策略，参与到当前探索中来，这对于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反而是最有利的。
保守主义对传统的推崇，有助于提升现行体制的合法性。现行体制是鸦片战争后170余年来整个民族艰辛探索的结果，是革命传统与历史传统相连结的产物。保守主义者对此必然会保持应有的尊重与敬畏，对希望以其它制度全盘取而代之的想法，保守主义者无疑会认为是灾难性的。
保守主义在传统与变革之间，通过重新阐释传统来推动变革，通过变革赋予传统新的活力。这种智慧，有助于将历史传统、革命传统与现代价值相贯通，有助于探索植根于文化土壤和现实国情的自由民主法治道路。
保守主义在思想源流、价值追求及其表述等方面，与自由主义更接近。其对实践理性的推崇、对秩序的珍视、对渐进变革的偏好，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这使得保守主义能够成为双方共同的盟友，为交换观点提供更多可能。这种居间功能，有助于冲淡意识形态领域泾渭分明的对立，减少经院式的、无谓的纷争。
当下改革中，保守主义尚未发挥应有功能。在自由主义反对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激烈争执中，保守主义者应该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