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笑:杜威艺术理论的教育学意义

—— ——基于《艺术即经验》的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0 次 更新时间:2016-09-22 11: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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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笑  
“从词源来看,兴趣(interest)一词意味着‘两者之间’——它将两个本来远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教育中,距离可以被视为时间上的……在成长过程的开始和完成之间有一段过程需要去经历。”[31]杜威指出真正的兴趣是居于一项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之中的并推动着其向前发展,一些活动较为短暂,其中的兴趣倾向于是直接的;一些活动较为持久,其中的兴趣则相应地具有间接的性质,“在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间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线……间接兴趣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活动向着更复杂的活动生长或扩展的标志”[32]。杜威并没有像对情感的直接发泄那样对直接兴趣持否定态度,但他强调在教育中要根据学生的成熟程度来决定活动的持久程度、适时地引入困难来激励学生和发展学生的间接兴趣。杜威正是由此提出了兴趣和努力的统一关系:当目的与开始相距越远、活动的过程越漫长、行动所遇的阻碍越来越多时,努力开始发挥作用,努力“是从直接兴趣的活动到间接兴趣的活动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当人们对正在进行的活动有积极的、持久的兴趣从而能够对目的有更清晰的认识、对完成活动的方法有更周详的考虑时,所需要的努力就可以得到”[33],努力在教育中的意义是通过努力与兴趣的统一即有兴趣的努力而不是通过压力保障努力来实现的。

   杜威的兴趣理论对学校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杜威的兴趣理论所存在的一些误解尤其说明了帮助教师全面地把握这种理论的必要性[34],从杜威艺术理论中的情感的客观化这一原则入手,我们得以通过一种独特的视角对杜威的兴趣理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正确处理兴趣和努力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3.形式的过程化与教材的方法化

   杜威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并不是静止的空间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组织过程,是艺术家在经验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把握其中的能量关系并对经验的材料进行组织和安排而逐渐完成的。这个原则在教育中对应于杜威所主张的教材的方法化。杜威批判传统教育将教材视为某种静态的和现成的知识体系,强调教材和有目的的运动的方法是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外在的关系,即从经验的发展来看“教材和方法并无区分”[35]。

   杜威认为,知识材料是和有目的、有组织的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动物学作为知识系统的一个分支,是对我们所了解的有关动物的原始的、分散的事实材料进行考察、分析和组织后得到的,并被用来支持进一步的研究,“一门科学的材料是被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就是材料已经经过理性加工的证明,也就是说材料已经方法化(methodized)了……方法即对教材进行组织以使其得到最有效的运用”。[36]由此出发,杜威指出学校教育要将学生学习各种教学材料和进行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教材的编写要着眼于教材和方法的统一;学生在学习时要意识到教材知识的动态生成性,从知识在经验中的运用来学习和理解教材,即将教材转化为指导有目的的行为的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杜威强调教材的组织应和学生的有目的的活动相统一,并不意味着杜威重视学生的直接经验而忽略了间接经验的重要性。杜威指出,学生可以且需要从多种途径获得材料:直接的观察比较生动活泼,可以帮助学生发现某些性质和关系;“但直接观察也有其局限性,无论如何,一个人应有能力利用他人的经验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狭隘性,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37]。杜威常常被误会为忽略间接经验的教育价值,但实际上他并不轻视系统性的教材。首先,他主张教材的方法化所强调的正是教材背后的动态的“间接经验”,他反对将知识视为静态的符号体系。其次,杜威提出教材的连续发展观也体现了他对系统性知识的肯定态度。他在《经验与教育》中指出,教材的组织应该以经验作为出发点然而应以“由成人和专家编制的教材作为教育不断前进的目标”[38],杜威承认这项工作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在进步学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知识性教材的选择和组织”。[39]杜威强调教育的发展必须认识到选择和组织教材是一项根本的工作,不能草率地准备基本的学习材料。

   杜威指出了将教材方法化的必要性之后,又对“个人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正如他认为艺术的创造性在于材料的形式化那样,杜威在讨论教育时同样主张创造是用新的方法组织熟悉的材料、用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指出学生在学习中的创造性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将所学的内容运用到经验中,并因此获得思维的发展和经验的增长;即使学生在组织经验的学习过程中所认识到的结果是世界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将其组织到自身经验中的方式是独特的,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获得了理智的创造性所带来的快乐。然而,正像他指出艺术家进行创作需要表现我们共同的生命活动并且需要学习和借鉴艺术的传统那样,杜威主张在教育中的独创性同样也要建立在遵从某种秩序和已有规则的基础上,即学生在发挥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也要借鉴一般的组织知识的方法,“不断累积的一套相当稳定的取得成果的方法,被过去的经验和理智的分析所认可,个人如果忽视它们则很危险”[40],一个人的成功依赖于他采纳许多经典的方法并有所改造地运用。杜威特别提醒我们一般的方法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但并不能作为某种现成、可直接采用的行为模式(如一些教师虽然有意识地去教授学生一些运用知识的方法,但却将它们当作某种固定的模式或者说是机械的“技巧”),一般的方法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而是通过启发而间接地发挥作用的。

   综合来看,将艺术形式的过程化这一原则延伸到教育中来,帮助我们对杜威所主张的教材的方法化有了更为融贯的理解,即教材的组织应着眼于引导学生将知识材料视为对经验进行组织的方法而不是静态的符号体系,学生应学习在自己的经验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知识,这种创造性运用可以通过借鉴一般的组织知识的方法而获得更好的实现。

  

   三、结语

   艺术和教育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杜威基于其经验哲学对艺术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为我们思考如何理解艺术、如何看待艺术在教育中的位置、如何发挥艺术的教育价值等问题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视角。从杜威的观点来看,艺术的教育对个体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开展艺术教育意味着将艺术视为对经验的最完满的组织,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习艺术作品组织经验的方式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造和发展其自身经验;另一方面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艺术分享和交流以促进社会文化的传承和改造。杜威认为学校教育不仅应当重视艺术的本体价值,还应当意识到艺术的方法论价值,即艺术创作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教育领域。杜威对艺术中的表现、情感、形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通过将其中的原则和方法引申到教育学中来,我们对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主动性作业的概念、兴趣和努力的关联、教材和方法的统一等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斯蒂文·M·卡恩(StevenM.Cahn)曾指出:“认定杜威拥护‘新教育’,或许是20世纪教育思想中的最普遍的误解。事实上,杜威对待‘新教育’像对待‘旧教育’一样持反对态度。”[41]为了更全面地、更准确地理解杜威的教育理论以避免可能会有的误读,我们可以将杜威的美学理论作为探寻其教育思想的一种独特路径和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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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洁]

   [作者简介]江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天行教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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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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