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清华:宪治:法治中国的话语更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 次 更新时间:2016-09-21 20: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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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华  

   摘要:  当代我国一些学者已在使用的“宪治”概念,内涵清晰、没有歧义。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即为实行宪治。宪治是治国理政的首要方式,是全面有效实施现行宪法的治理过程,是当前政治改革的最大公约数。鉴于“宪治”概念有利于更好表达宪法实施的要义和共识,避免“宪政”指向政体、政治制度而引发误解和无谓争论;可超越“宪政”囿于政治法、政治权力的局限;可消除“宪政即限政”的消极内涵;便于与“国家治理”“法治”“依宪治国”等现有重要政治法律话语相衔接;适于在两岸四地通用,促进国家政法话语统一,因而可广泛使用“宪治”一词,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概念,作为当代中国宪法和政治之理论及实践的基本话语。

   关键词:  宪治 法治 宪政 宪法治理 宪法实施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

   一个用得好的词儿,比一本写得坏的书要强。

   ——[法]Jules Renard《胡萝卜须》

   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

   ——习近平

  

一、问题、意义与方案

  

   (一)目前关于“宪政”术语的三种态度

   当代中国宪法学界最让人纠结的莫过于虽继承了近代以来流行的“宪政”一词,却没能像近代学界那样将“宪政”成功送入官方话语体系。2013年“宪政之争”后,在承认现行政权和宪法之合法性的共识圈内(即不包括走老路的“反宪派”与走邪路的“西宪派”),关于“宪政”这一术语的去留,主要有以下三种态度:

   第一,认为“宪政”一词在政治话语和公共舆论中不适合使用。这一态度主要为官方和一些政治学者所持。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宣传解读时也注重强调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不等于“宪政”。 [①]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求是》杂志刊文指出,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说的“宪政”根本不是指“宪法的实施”,他们的主张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否定、反对现行宪法,根本目的是要取消共产党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②]“宪政”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其本质内涵在西方国家是有共识的,这一概念在我国又具有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复杂和模糊的概念对一些政治问题进行学术理论包装后再行推销,是一些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基本手段。”[③]总之,这一态度认为“宪政”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而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的名词,所以虽不禁止学术界在遵循现行宪法的前提下使用“宪政”一词并对中西方宪政问题进行研究,但至今不在党政文件中在积极肯定的意义上采用该词。

   第二,坚持在学术、政治及公共话语中使用“宪政”一词。此乃高举“社会主义宪政”大旗的学者们所持的态度。“社宪派”中的知名学者很多,读者也都比较了解,这里仅举几例。如童之伟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宪政是集中反映我国宪法精髓的学术概念。”[④]并且还认为,毛泽东同志1940年《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讲了“宪政”,如果我们今天否定宪政,就有“陷执政党于不信不义境地的危险”。[⑤]这一论述,显然意在主张政治和公共话语中也应采用“宪政”一词。程竹汝教授认为:“宪政可以成为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进而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范畴。”[⑥]姜明安教授指出,宪政如同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等一样,本身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性元素,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素。”“所谓‘中国特色宪政’,是指既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又反映宪政普适性要素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机制。”[⑦]韩大元教授新近撰文指出:“我们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宪政的本质与内涵,努力寻找其中的合理元素,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实行社会主义宪政体现了我们的制度自信,体现了通过制度实现法治的基本方式。”[⑧]

   第三,认为学术上可用“宪政”一词,在政治话语中可以或者应当更换话语。这种态度中又有隐晦与直言之分。隐晦的讲法例如王振民教授认为,只要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即便不叫“宪政”也没关系。[⑨]直言的讲法例如莫纪宏教授认为,在当下已经很难整合“宪政”概念的“名相”与“实相”的学术背景和制度框架下,暂时“去宪政”在学术上是可以探讨的。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并提出可用“依宪治国”概念暂时替换“宪政”。[⑩]朱福惠教授认为,“宪政”一词是中国学者使用的学术概念,不能以政治需要来否定学术概念。如需将“宪政”这一学术概念在政治领域使用,“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掌握宪政的知识体系与学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上的范畴和理论体系。”[11]笔者的倾向也是政治上最好改用新词。

  

   (二)不反宪政的学者对“宪政”术语的反思

   笔者并不属于“反宪派”,但就如朱苏力教授当年撰文《认真对待人治》一样,宪法学界也必须“认真对待反宪政”。“反宪派”其实分为两路,一路是企图给宪政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从而拒绝依宪治国、维护既得利益者,这是不得人心、违背潮流的;另一路或许是真诚的“左”派,其论述并非不学无术、毫无道理。例如,有学者将“宪政”与其早期所内涵的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从而加以批判。[12]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宪政”不成立,引用马恩原著长篇累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主张宪政。[13]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14]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一些不属于“反宪派”的知名学者对宪政概念亦有反思!例如,年青学人施立栋认为,中国式的宪政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内涵了民主、法治、人权之宏大叙事和要素张力的“复合宪政观”,它难以成为一个定于一尊的理论,来消解围绕宪政内涵所发生的争论。[15]莫纪宏教授在分析了我国当代学者对“宪政”一词的用法后指出,“宪政”概念究竟何指,存在极度混乱的“名相之争”。而因为没有基础性的共识“名相”,“宪政”概念的“实相”基本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有逻辑上的交集。大家都在谈“宪政”,大家都谈得不一样,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宪政”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现在已经无法构建一个有效地探讨“宪政”问题的学术平台,可谓学术之悲。[16]

   不可否认,从近代以来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使用“宪政”、宣传“宪政”、主张“宪政”,都是与“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密切相联的,所以“宪政”虽在文字上是中国造,[17]其内含的却是西方货,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不容忽视、轻视,这一思想传统实难随政权更迭而飞灰湮灭。无论是“反宪派”“社宪派”“泛宪派”的众说纷纭,还是“社宪派”内部的反思声音,反映的都是“宪政”一词无法承载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共识之困境。而且,部分“反宪派”学者反对“宪政”的观点,以及少数“泛宪派”学者高呼“宪政”的言论,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扰乱“全面有效实施现行宪法”这一对国家和民族稳步前行至关重要、本应坚固的社会共识。

  

   (三)中国特色话语问题

   话语是知识和理论为基础,又是知识和理论的集中表达。有什么样的知识和理论,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为了体现不同的知识和理论,就可能需要选用不同的话语。党的十八大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已然展开。吴晓明教授提出在学术话语问题上要结束“学徒状态”而走向“我思”。[18]李慎明教授认为,思想理论是内容,它决定着话语体系这一形式,但是话语体系又反作用于思想理论,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还会是决定性的。[19]郭建宁教授提出“形成自己讲起来有底气,别人听起来也服气的学术话语体系。”[20]在法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性。顾培东教授指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所建构的法治模式以及所描绘的法治的某些特征,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人们对于法治的深刻记忆,并成为认知和评判我国法治现实的依据。为此,应当在充分揭示和深刻认知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乖谬的基础上,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的自主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21]朱振博士认为,从西方法治话语到中国法治话语的转变,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意义重大,它一方面是对现有话语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引领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22]韩大元教授尽管一直使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但他也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主要是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产物,中国百余年的宪法学说发展中具有浓厚的“西方背景”,缺乏学术意义上的反思,没有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独立地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宪法学说。在他人的话语体系中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文化上的创新和自主性。我们应将宪法学研究置于“文化建设的框架内”。[23]

   那么,从话语的视角来看,“宪政”一词存在较大问题。早在十年前,刘茂林教授就提出,从宪政产生的背景来看,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独特的价值、语境和话语。而宪法及其理论在中国已经有了特定语境,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24]中国学者强世功和美国学者Larry Catá Backer认为,冷战以来,“宪政”逐渐变成操控意识形态正当性话语的手段;“宪政”从描述性概念变成以西方宪政制度为标准的规范性概念,成为建立西方霸权(准确地说是美国霸权)的话语工具。[25]梅荣政教授撰文介绍:“有当事人撰文披露:宪政话语在中国炒热的最初源头可溯及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外有团体决定支持一批游离于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中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宪政研究骨干队伍的培训、当代世界各国宪政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当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研究等,而且“操作层面”的问题也尽量考虑到了。这样的“计划”,显然有战略上和策略上周到细致的考量。”[26]因此,不仅从内涵,而且从语词本身反思“宪政”,就并非一个伪问题。

  

   (四)以“宪治”更新“宪政”

   大凡熟悉我国政治发展的人都知道,“提法”之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性。综上可见,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是否正面采用“宪政”一词,是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宪政”一词在我国历史上有其特定含义,并且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制度实践存在着历史亲缘和现实瓜葛等因素。那么,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中,如果没有了饱含意识形态背景和歧义的“宪政”一词,还可以有什么词?面对党政文件不认可“宪政”、少数学者反思“宪政”的现状,如何确立一个合适的术语,以巩固和强化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全面有效实施宪法之基本共识并促进政治治理现代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认为,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依宪治国”[27]这一命题中导出“宪治”一词,用来替换“宪政”。

关于“宪治”一词的使用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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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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