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文昭:竹内好的《鲁迅》和《鲁迅入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6-09-20 10: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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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文昭  
花田清辉从战前就开始迷恋这部作品,认为它是代表二十世纪新倾向的作品而大加褒奖。(同注九)

   关于离开仙台一事,《鲁迅》中说:与“幻灯事件”相比,“找茬事件”更重视对离开仙台一事的分析。他阐述道:“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有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57页)。就是说,他说,不是这个时候作为文学者的觉悟被巩固下来,而是此事件成了后来巩固其觉悟时候的一个促进要素。不过,《鲁迅入门》这样说:“认为他为了从事文学而放弃医学并不正确。医学与文学对他而言并非二者选一。”(22页),又说:“为救助同胞精神的贫困而致力于文学,这种想法是无视传记真实的想法。那样的文学,也就是梁启超式的文学,应该不是他的志向。”(21页)。虽然这样继承《鲁迅》中的假说的反面,同时又在本质之处发生了微妙错位:“因为为了逃离,他逃出东京。”(21页),“我认为问题不是为什么他要放弃医学,而是为什么他离开了仙台”(22页),把那件事的解释要点就从遭受的“屈辱”(《鲁迅入门》的《传记》中几乎没有使用这个词,在这样的情境下使用表述更为客观的“侮辱”)转移到从现实困境中“逃避”和“逃避不了”,以及“他后悔想要逃避的自己”(23页)这样的方向了。

   (41)他不是作为“弱国”“中国”的“中国人”来到仙台的,相反为了忘掉这个,为了从革命的和动荡的政治社会逃避而来的。……同班生给予的侮辱正击中了他的想要逃避其实不能逃避现实的心里要害。他后悔想要逃避的自己。来自现实的复仇。那些幻灯片造成了他彻底的失败,他在那些幻灯镜头里看到了自己。怎能还仍继续逗留在仙台? 现实是不能逃避的。(《传记》23页)

   于是他强调“逃避”、“想要逃避”就是鲁迅的基本态度。

   (42)由仙台看东京算是失败,但由东京来看仙台又是失败,这种感觉,想逃避的希求与觉得不能逃避的意识之间存在的混在与相克。(《传记》32页)

   (43)就像南京之行算是从家里的逃离,又就像仙台之行算是从东京这政治性社会的逃离,……能够推测当时已经有总是想要逃离环境的希求。后来1926年的从北京的逃离,几乎是这个模式的重复。第二年的从广东的逃离也与此类似。如果算上那些没有实现的行为,那种重复有过好多次。(《传记》17页)

   (44)当新旧对立到达极点时,爆发了“三一八”事件。……当然,除了保持沉默或者逃掉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他逃掉了。并且是彻底地逃掉了。……就像仙台之行曾经失败了那样,这次逃离仍然是以失败告终。尽管他本人对于这次逃离比谁都后悔不已,仍然不得不逃。……但我怀疑,……他是逃不掉的。逃离的愿望之所以如此强烈,正从反面来说明是因为他从现实环境中一步也无法拔出来。(《传记》51页)

   他叙述道。这与后来遭遇的“事件”有关的话联系在了一起。“逃避”或者表现为“逃离”,或者表现为“反俗、超脱的精神倾向”来使用,此时更是为了阐明内在的过程来使用的。

   (45)《<呐喊>自序》的主题是对于使他烦恼不休的某种黑影 (终生缠绕他的东西) 的反抗,想要逃离这种境况的努力,与后来在小说《孤独者》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中展开的主旨相同。在此,他想要通过研究自己的过去体验来实现。(《传记》7页)

   (46)反正他有他说的“寂寞”,为了摆脱出这个“寂寞”他“叫喊”了。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出发点。(《传记》10页)

   (47)鲁迅文学的出发点是某种黑暗的意识,以及试图从中逃避却无法逃避的两种意识互不相容而发出的叫喊。(《传记》37页)

   即把“想要逃避”和“无法逃避”的这种二律背反当作鲁迅精神紧张的动力来把握,并且承认这种二律背反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这与《鲁迅》中“内心存在的本质性矛盾”一词所揭示的东西相互重叠,并且它与“失败”和“挣扎/抵抗”相互缠绕,成为《鲁迅入门》中《传记》的一个关键词。这种说法后来在研究与“转换/转身”相关的讨论时再次被参照。

   《鲁迅》中的“文学的自觉”把时期设定在北京时代初期、《狂人日记》以前的时期,而在《鲁迅入门》中的《传记》虽然继承了《鲁迅》中“自觉”观点,却在时间上发生了微妙的错位。

   (48)《魔罗诗力说》里……明显地看得出已有“无用之用”的想法。尽管经过后来的与革命文学的论争以及晚年的与抗战文学的论争,他的想法都没有变化,这是他根本的信念。就是说文学无用则是它的用,为了有用而追求目前的功利则是文学的堕落,这种信念。(《传记》29页)

   (49)认为他为了从事文学而放弃医学并不正确。医学与文学对他而言并非二者选一。医学与文学对他而言并非二者选一。文学对他来说就是终极的生存场所。(《传记》22页)

   《鲁迅》中关于《摩罗诗力说》是这么说的:“能把握到如此纯粹的文学观的人,在当时恐怕是极少的吧。《狂人日记》在十年后的出现,并非偶然。”(136页)这种看法与它的中心论证并不统一。但在这里进一步说明似乎表明已经获得了对文学的认识,这种与被设想为在一九一〇年代中期的一次性“时机”中获得的“自觉”内容基本一致的观察,也被用在日本留学时期。虽然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但实际上这里承认了《鲁迅》里受到轻视的日本留学时期的“文学”活动。应该说,与后面“转换/转身”的叙述一起,是实质上的重要“修正”。就此文脉而言,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理解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的二次性“回心”论,是在这样的认识变化的延长线上自然出现的。

   此外,竹内好本来是否定鲁迅加入光复会的事情的,断定“从东京时代起,直至一生,他在素性上是与政治无缘的。”(19页)(战后《鲁迅》注三中作了附加说明),但在此作了微妙的更正。

   (50)加入了光复会之说(许寿裳)与没有加入光复会之说(周作人)相互对立。……我想两者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否真的加入光复会,但当时在于他很可能加入、或者说理应加入,或者说加入被视为当然的状态。……不过,这样一来就与政治紧密相靠了;而另一方面,他也有要与政治疏离的倾向。也就是说,即使加入了光复会,同时也有看起来似乎没加入的一面。(30-31页)

   不过对《鲁迅》的“寂寞”的自觉过程的理解基本上沿袭了前说。《鲁迅》中有如下叙述。

   (51)他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变成语言就是“悲哀”、“寂寞”这些字眼儿;它们在当初是没有的;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的;而且它们的形成有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以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为界,它们在他身上化作了自觉;……《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中的很多铁片中的一个。……我对他的传记所抱有的两三疑问,也都当然可以算在那些投入熔炉的铁片之中的吧。……但在他一旦获得自觉之后,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要任他选择。《新生》事件在此变成了应该去追忆的东西。(《鲁迅》52-53页)

   《鲁迅入门》的《传记》里把它替换为一种更为明晰的表述。

   (52)此次结婚,不能否认是他的过失。我认为在他至少犯了这个过失的心里背景里会有在仙台受到的打击给予的影响。但是,不管这两个失败的因果关系,几乎能够说准它在他的内心里逐渐成长为罪恶。(《传记》25页)

   (53)他开始为了出版文艺杂志连刊物名《新生》都想好了,但由于投资人逃跑这个计划只能“失败”。然后想要出版欧洲近代文学的翻译书……也“失败”了。当时企图去德国,也“失败”了。……教员生活按他的说法也算是“失败”。这些“失败”在他意识里作为失败来获得自觉的,估计是他最后的而且是最大的失败,那就是受到辛亥革命的打击之后的事情。(《传记》32页)

   这里多次使用“败北∕失败”这样的语言应该值得注意。这个词《鲁迅》也使用过,不过只是在叙述与“新生”事件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悲哀”、“寂寞”的蓄积在某个“时机”被自觉,然后被倒叙,他这么看。在此把“悲哀”、“寂寞”置换成“败北/失败”这样的词,是要说明《鲁迅入门》的《传记》的叙述态度,这并非是对鲁迅对自我意识的观察,而是转变为对他者意识的观察。也就是说, 并非一味地想要潜入鲁迅内部,而是从与他者的关系(败北与抵抗)中来看鲁迅精神的本质,这里也出现了这种视点的变化。“绝望”这个词也并不是与“虚妄”这样的词缠绕在一起来理解它本身的意义,而是在与现实的环境关系中来使用,这与后面所说的“挣扎/抵抗”也密切相关。

   上面引用(52)中有“罪”这个词。并不仅仅是描述自己的行为本身,而是在描述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时使用了“失败”,于是构成了“罪”意识,这一点也应该值得注意。这个词和“赎罪”一词的用法都包含着变化。与《鲁迅》相比,以下的例子更为明了地论述了对谁/什么有怎样的“罪”。

   (54)我想在此指出鲁迅对死于非命的革命先觉者抱有一种责任感。也认为他对于自己“错过了死”会感到罪咎。(《有关〈狂人日记〉》1948.3,收入《全集》第一卷)

   (55)如果直截了当地说,那个流淌着辛亥革命牺牲者的血的场域,成了回心的诱因。我想,“必须活着”意味着被抬高了的生活——赎罪式的生存方式。本应该死去的生命幸而存活着,因此我这个生命就是受到了托付的。是否有这种“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心情呢?(《传记》73页)

   尽管更为明了,然而同时“赎罪的生存方式”这种表述却变得抽象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句话在基督教的《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中有[10],它反映了竹内好战后探求基督教文献的历程[11]。这种原罪感在《鲁迅》中不存在。不过就像后面说的,他又说鲁迅的宗教性不像是基督教的。

  

  

   对战前版《鲁迅》的中心课题“鲁迅文学的根源”、“本质的回信”进行集中论述的,是《鲁迅入门》《传记》之“6 面向‘绝望’,于是从‘绝望’开始”这一章。

   (56)为了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层面的变革,有必要一度舍弃现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绝望”是必要的,某种回心是必要的。∕那样的回心——对于艺术家而言的回心,恐怕因人、因时代而异。也许有人出现过一次,……。就宗教者的回心大多是一次性地、并且是自觉地呈现出来这一状况而言,鲁迅与他们相当接近。(《传记》35页)

   (57)剥夺了他最后希望的,乃是辛亥革命后的反动政治。……辛亥革命失败后,孙文开始重新组建国民组织,鲁迅则一举钻进了他的“绝望”。(《传记》41页)

(58)但是在一九一八年写作《狂人日记》之时,那些希望全都没有了,“唯有黑暗”。只有黑暗,以及在黑暗中摸索出路的他。……/……他对“绝望”有着确信,那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拥有“绝望”,也就是没有希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撑他的生存。也就是说,活不下去了,活着是没有意义的。那样的人即使活着,也只能活在假象的世界里。那就意味着,必须要从体验者之场域转移到创作者之场域。但是,如何向创作者之场域转移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以无法用“绝望”来否定“希望”这样的说法,又在《自选集》中以引用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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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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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创刊号(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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