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云国强: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阴影下的家、审美权威与阶级认同*

——《交换空间》与生活方式电视节目的文化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 次 更新时间:2016-09-17 1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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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靖   云国强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是观察家们谈到中国在塑造全球资本主义未来中的角色时,经常使用的词汇。关于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论。明智的做法是超越概念层面的本质主义认识,去观察日常生活中文化身份、价值认同和社会惯习的建构与博弈,这样我们才能对走向现代性文化过程中的中国元素有切实的认识。这些新的文化形态是在国家、知识精英和商业化大众传媒的合作与协商中逐步成型的,并与全球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有着复杂的关联。本文希望描述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力量和符号策略。通过详细考察一个家居装修类节目《交换空间》,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

   【关键词】现代性 新自由主义 生活方式电视节目 真实电视

  

一、前言

  

   世界在过去30年经历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治理的霸权制度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过程。它在世界人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造成了重大的动荡与不确定性(Brenner & Nik, 2002)。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会带来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的最佳结果,而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仅限于提供对货币制度和产权的法律保护,除国防外,将社会福利、教育、医疗、文化、环保等以前的公共产品推给市场分配和自由竞争。这意味着一些自二战以来形成的有关社会公正的广泛共识被质疑和推翻。这些共识,包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强大的工会、政府在雇工道德性和维系环境标准中的积极干预,以及为文化传播的平台提供公共资助,如公共服务广播、艺术活动、教育等。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霸权的出现,不仅仅是政治操弄的结果,而且伴随着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层面对于社会正义、进步和人类、社区、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传统信仰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与重构(Gore, 2000; Harvey, 2000)。正如大卫•哈维所观察到的,新自由主义思维方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它的倡导者们“广泛占领了具有影响力的位置为标志和支撑,这些位置包括大学、智囊机构、媒体、公司董事会和金融机构,核心政府部门如财务部、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Harvey, 2005)。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系列政治策略和政策设置,而是一整套意识形态与文化信仰的系统。认识到这一点引发了学者对于公共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因为我们关于社会、自我,以及何为美好生活的想象都是通过公共文化形成的。许多人注意到了大众传媒面向消费市场的娱乐内容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的重组之间的关联(Andrejevic, 2004; Miller, 2007)。在电视领域,与传统的公共服务广播相比,节目设置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真实电视这种节目类型日益成为节目单中的重要存在,特别是所谓的生活方式电视(lifestyle television)。传统的电视媒体,无论在怎样的社会体制下,都会更专注于公共事务、国家叙事和社会议题,而现在转化成了私人生活和个人私密情感的纪实性展演,或者在生活方式类节目中教育观众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消费者。以前被认为是违反职业伦理的植入性广告,在今天成为完全合理自然的电视内容,其做法在各国电视实践中已经成为普遍的存在。作为电视产业的明星产品,纪实类的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文化上的亲和性。通过对消费主义、自私性的个人主义、社会竞争和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庆祝,这类节目所推崇的价值体系把市场逻辑放置在社会生活的核心位置。对于个人主义的强调集中在拥有特定商品或财产的层面,而非关注个体意识的发展与个人对社会的独特贡献。这套价值还崇尚不断自我改造、自我完善和与他人竞争,以便在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在实践中,这一电视类型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与社会事务转移到私人生活和消费文化中,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意识形态抵制。同时,这类节目还培养了一种成功学伦理,通过不断地自我改造和自我规训来适应市场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尼克•寇德利(Nick Couldry)认为,纪实类生活方式电视类型是新自由主义的秘密剧场,其社会功能是展演在其霸权下生存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和认识论(Couldry,2008 )。其他学者也指出,生活方式电视节目重新定义了社会伦理:社会团结变成个人主义;平等意识变成与他者竞争;为社区服务变成消费主义;追求稳定的自我和文化持续的心态转变为积极接受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Hollows & Steve, 2010; Lewis, 2011; Ouellette, 2009)。

   看到发生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世界的其他地方如何处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霸权。在过去十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真实电视类型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策与文化表征,这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显而易见。考虑到全球资本主义中西方的经济与文化霸权,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西方经济和文化模式的副本或模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而,如果认为社会与文化形态可以简单地植入任何社会组织,而没有经过误读、否定、协商、综合、重组,甚至是创造,是不明智和错误的。中国是这个进程中一个有趣的案例。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政策和人文景观确实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转向有平行发展的意味,但更深入的观察会发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了一条颇为奇特的路线。从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出了一套很难定义与描述的社会经济制度,它混合了市场至上的原则、儒家父权制、威权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元素。文化话语与意识形态更加令人困惑,大都会的想象、复兴传统文化的理想、社会主义遗产和在市场社会中培育出来的新的主体性,所有这些都在大众文化的平台上争取观众与认同。

   在下文中,笔者将主要分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档生活方式类电视节目《交换空间》,以此为案例剖析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过程中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政治,以及现代认同如何在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协商中形成。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一方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这种节目类型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家庭观众。不论是烹饪、家居装饰、健康服务等较为传统的内容,还是更加商业化的竞赛、瘦身、心理治疗等,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符号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关于个人主体性、家庭、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主导思想得以形成。大多数生活时尚节目都带有普及知识或提供咨询的意图,因此在观看或者参与这类节目的过程中,现代性的自我被不断塑造和再塑造。因此,考察能够形成身份认同的原始材料,并解释它们以怎样的特定方式相互组合,以展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并追问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提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尽管人们对于是否应该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中国的发展政策还有争议,下文的论述将会表明,因为中国对西方政治与经济思想的开放和欧美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恰好处于同一个时期,我们可以安全地推论,对于一个急切向资本主义社会学习的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是来自西方的最主导性的意识形态(Lee, 2014)。

  

二、经济改革与日常生活的商业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与里根-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形成了耦合(Harvey, 2005)。一开始,市场化的实验很可能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独立的决定,用来解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效率低下与缺乏主动性的问题。然而,随着引进西方资本和管理方式,以及日益增加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教育交流,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与文化启蒙的讨论越来越多地由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所主导,讨论的框架也基本限定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理性的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作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力量的赞美。相比之下,传统社会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伦理,如集体主义、对商业活动的猜忌、对权威的服从、家庭观念等,都被批判为落后和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包袱。①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在发生着由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向激进市场化与解除对资本管制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积极向西方学习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恰逢同一个时期,中国当代的现代性话语主要被新自由主义理念而非在西方社会运动中生长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进步主义理念所主导,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历史错位。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粹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内部,它表现为对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共识的颠覆,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是以西方先进制度的面貌和名头进入到人们的认识之中的。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获得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中国对法律框架和制度安排进行了大规模修改,以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意味着官方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定义一个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至上理念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尝试。但是,在描述和合理化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时,官方通常使用一些非政治化的术语,如现代化、改革、科学管理、法制和市场机制等,而避免使用资本主义、私有化、解除管制等可能导致社会舆论反弹的词汇。

   尽管官方的宣传话语谨慎地使用了大家熟悉的社会主义表述,但现实政策在短短十年间所推进的众多生产领域的私有化、公共事业的市场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商业化还是过于激烈,很少有人能够不动声色地接受。许多人都注意到了21世纪中国急剧的市场化转型,导致在文化与社会关系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弹:劳资冲突加剧、仇官仇富的民粹观念的流行、对毛泽东的怀旧、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以及在性别和社会关系领域父权制与保守主义的复兴(Lee & Yang, 2007; Wu, 2006)。上文提到的最后一点,即父权制的再生,夹杂着大都会主义的家庭观念、成功学和性别关系,再加上住房市场化和私人资本化的助推,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对了解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生产提供一些洞见。

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核心观念。儒家思想奠定了传统精英士大夫人生成就的四个层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被理解为是社会的缩影,即用于保持良善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是从家庭生活中获得的。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的根基就建立在父权制家庭的神圣性观念及其相关道德说教上,比如孝顺、尊重社会等级、顺从、对一个人所属社区的忠诚,等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各种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文化革命都针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认为对于家庭的改造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核心任务。最关键的变革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概念替代了家庭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个人对幸福的追求、浪漫爱情和自我决断等理念受到推崇,被认为是优越于服从家庭传统、包办婚姻、为家庭牺牲自身利益等传统观念的现代思想。但是,这一文化现代性的努力并不意味着彻底打碎家庭,而是以都市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为模板对家庭结构和伦理进行重构。这一重构的后果是,家庭不再被当作社会的缩影,而是一个基于个人利益和权利的私人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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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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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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