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四友:资源平等理论的诊断与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 次 更新时间:2016-09-17 00: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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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强制来实现这种道德要求,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部分地实现这种道德要求。这个我们可以称为动机对道德原则的应用限制。这点是我们多见且易为察觉的。但是动机不足还会以另外一种形式限制我们的道德要求: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动机能力,因此我们在设定道德要求的时候会降低道德要求,以免道德义务所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动机不足的限制,也就是我们具有善良意志的话,我们会具有某种道德要求A,但这种要求有时候或经常会要求人们付出的代价很大,但由于人们一般无法自愿地做到这点,因此,我们不会设定道德要求A,而是设定另一种较低的道德要求B,这个B并不要求人们付出很高的代价。换言之,只有当我们做某些事情付出的代价较小或没有代价时,我们才把这些事情规定为我们的道德要求,我们可以称为动机对道德原则的内在限制。尽管具有直觉吸引力的道德义务有很多体现了这种内在限制,但很少为人们所注意。我们可以借助两种神枪手的不同来说明这种限制。一种真正的神枪手是我们指哪他就能打哪,有百分百的命中率,这也就相当于我们具有善良意志,总是能够履行道德要求。另一种神枪手则是靶子无限大,无论打在哪都打在靶上。或者说,不管他打在哪,我们说他打在我们想要他打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种神枪手,它居于这两者之间,它既不是能指哪打哪,但也不是只能是打哪后再指哪。相反,在某个领域里,它是可以指哪打哪的。但在超出这个范围时,人们就把靶子变大,比如开始把打中十环区域才算打中,后面就可以把打中一环区域也算做是打中。在动机不足下调低道德义务的要求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相应于动机不足的两种限制,我们日常语言中也对应着两种意义上的仁爱。第一种意义上的仁爱是对应于已有的分配正义规范而言的,这里我们已经具有一种由分配正义规范所确定的正当利益。这里所谓的代价或牺牲正是相对于我们已经具有的正当利益而言的。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非常仁爱时,指的是他能够牺牲很多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而去帮助别人。因此,这种仁爱这也通常是属于超出正义之外的仁爱,由此是一种高于正义的德性。不过,这种意义上的仁爱动机已经预设了某种分配正义规则。第二种意义上的仁爱是对应于动机不足的第二种形式的限制。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指的代价或牺牲并不是相对于正当利益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不这样做所能获得的任何利益而言的。因为正义规则正是要参考这种动机能力来确定的。充分的仁爱就是我们能为他人牺牲自己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包括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的动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能够具有充分的动机去做道德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我们会为之做出多大的牺牲。彻底的自私就是指我们根本无法为他人的利益而付出任何代价,个人总是会尽可能为自己获得一切利益。而居间的则是个人能够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牺牲不能过大。[25]

  

   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我们既不具有充分的仁爱(具有善良意志),同时也不是彻底的自私,一般来说我们的动机能力处于这两者之间。用休谟的话来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有同情心的,但这种同情心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对日常生活中的动机能力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概括。第一,当别人过得越差时,我们帮他的动机越强;第二,当我们帮助别人所要付出的代价越小,而他人的所获越大时,我们帮助他们的动机越强;第三,我们都想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或代价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第一和第二个概括实际上指出了我们的利他主义倾向,第三种概括指出了我们的利己主义倾向,合起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限的同情心。

  

   现实生活中,具有直觉吸引力的道德要求或义务受到了上述动机不足的影响。再次用神枪手的比喻来说的话就是,它既不是指哪就能打哪的真实神枪后,但它也不是打哪就指哪的虚假神枪手,相反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神枪手。它是先确定我们大概有能力打到哪,然后把这个区域里的打中都算是中靶,从而显得我们是有能力成为神枪手。这里值得提醒的是,相对于没有动机限制而规定的道德要求或义务而言,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道德义务并不是在所有领域或所有情况下都会自动地降低。正如人们在近距离的情况下,他中靶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会存在一些区域,即使人们的动机不足,但这些区域里,人们形成的道德义务与动机充分情况下的道德义务并无多大的不同。但这也意味着,只要道德义务需要人们付出很大的代价(相对于他能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正当利益而言),那么这里我们就会自动调低要求,形成较低的道德要求。这样的道德要求毫无疑问会在我们的道德直觉中具有很大的分量。

  

   由于康德的影响,道德具有的地位极高,因此,我们很难想像道德规则竟然是因为我们的动机不足而规定的,由此动机不足对道德的内在限制很少或说不愿为人们所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分配正义理论试图把具有直觉吸引力的道德规则贯彻到底就可能会犯下述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那些在某些领域(这里动机限制不存在)能够实现的高道德要求无限制地扩展到其他领域,然而后面领域里形成的却是因动机限制而出现的低道德要求。第二个错误是把某些只是为了适应动机限制的低道德要求扩展到所有领域,并且同时还认为这种道德要求是极为崇高、不容妥协的,这种道德要求就既会与其他同样因动机限制而形成的低道德要求相冲突,甚至还会与有些真正的高道德要求相冲突。在笔者看来,一般所讨论的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容易犯的是第一个错误,而运气均等主义与诺齐克的自我所有至上犯的则是第二个错误。罗尔斯与德沃金由于试图平衡各种道德直觉,由此是两种错误均有。

  

   五 后果主义重构:人道与公平

  

   现在的问题是:在接受这种动机约束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前面我们就已经说过,德沃金坚持道德概念属于诠释性概念,且这点对于德沃金的整个理论而言都是极为关键的。鉴于此,我们依然坚持资源平等要从日常伦理这种视角做出解读。[26]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笔者认为,我们从后果主义来对日常伦理解读做理论化的尝试是有价值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实中的人并不是彻底的仁爱,由此我们的行动中会有很强的个人利益的考虑,这显然是一种后果的考虑,而我们的日常道德直觉肯定会反映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相对于义务论而言,后果主义更容易纳入动机限制的考虑。后果主义理论下的具体规则并不具有永恒或绝对的地位。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后果主义规则为了实现最好的后果就必须相应地转变。既然后果主义的规则可以纳入现实情况的变化,那么它只要再走远一点,就可以在规则的设计中把动机限制看作如能力限制一样。

  

   我们首先考虑后果主义在没有动机限制情况下的资源分配原则。据彻底仁爱或说善良意志的定义,人们能够履行一切道德义务,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后果主义就是会考虑一切相关情况的约束下尽可能最大化效用,其实质就是要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根据这种理论,资源的分配并不会去考虑人们的贡献,而只考虑资源让谁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用。这种情况下的资源分配与个人做出的贡献是脱钩的,而个人也是不在意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存在一种公平的话,那么公平就体现在资源的分配确实是在那些最能利用资源的人手里。如果有些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但由于他与分配资源者具有某种关系而得到了很多资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里存在某种不公。然而,这种情况只是为了假想所谓的公平才提出来的,因为既然所有人都具有充分的仁爱,那么这种分配不公是不可能出现的。

  

   其次我们考虑后果主义在动机不足情况下的资源分配。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现实世界的资源分配,因此,这里假设动机限制是上一节我们所作的描述。但是这种动机限制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存在的(这就像枪手的能力水平在近距离情况下的限制会小很多),比如说上一节所描述的在第一或第二种条件下(也就是当要得资源的人的处境极差,或者我们帮助他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极小,而他人所获较大时),人们的同情心在这个时候是能够起很大作用的,因此这部分的道德规则很可能会如同理想动机下的道德规则一样。当两种情况同时满足时则更可能遵循后果主义的原则,即资源的分配只管效用,而不管贡献。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道德直觉中的人道概念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个人快要病死了,不管有没有钱,出于人道,医院应该先救他。比如说在大灾害,如地震时,很多人愿意捐出一小部分的钱财给灾区人民。罗尔斯也赞同这种行为,即他所强调的所谓的自然义务,就是人们付出很小的代价但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大效用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公交车时,我们认为应该给老、幼、病、残、孕让座,这里是满足第二种条件,即让座对让座者的代价较小,而得到座位的人得到的效用相对要大得多。

  

   在分配正义领域中,这种“人道”原则一般是以满足“基本需要”表示的。换言之,国家在分配满足基本需要的资源时,其根据是直接的效用原则:资源的分配在于提升人们的效用,更日常的语言是尽可能减低人们的痛苦。后果主义与动机的限制相组合还能很好地解释“基本需要”水平的变动。第一个是尽管人们过得有多差既有(生理上的)绝对性的标准,同时还有相对性的标准,由此随着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能够促发人们同情心的“苦难”标准也是会降低的。第二个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社会提供资源的能力大加强,由此,富人们为提供此类资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会随之降低,这是由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所决定的。因此,国家越是富裕,经济越是发达,那么“基本需要”的标准也就越高。

  

   但人们的这种同情心会随着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越来越弱,当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的行动动机主要集中自己的幸福身上,由此动机会被第三种条件所支配,即想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的幸福。这个时候每个人不愿意为他人做出多少牺牲,这里的所谓牺牲相对的是个人采取任何其他手段能够获得的利益,而不是他的正当利益。在此种情况下,后果主义采纳自我所有权和一定形式的财产权就是自然的结果。自我所有权的确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点是每个人对于属于他的生理能力和精神能力具有直接的控制权,外部力量很难控制,并且人们的努力倾向更容易为人们自己的利益所驱动。第二点是国家要控制人们的生理与精神能力则需要极大的强制,强制一般是会引起痛苦的,这种压制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的,与最大化效用原理是相反的。财产权的确立起码也有两个方面的巨大效用:第一,让资源有其主,每个人能更好地利用其资料,由此不致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是这种产权有利于保护人们的努力所得,从而可以让人们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具有动机上的激励作用。

  

在确立个人的自我所有权以及某种形式的财产权之后,分配正义涉及的主要是外在资源的分配。在现实中,我们极易混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里存在着何种形式的财产权利的问题(不管是谁获得它),它涉及到人们是要共同地拥有财产还是私人拥有财产,人们拥有这些财产能够做干什么。在现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财产权是多成分的,比如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27]。第二个问题才是谁具有财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谈论财产的时候,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谁获得了财产”,而不管财产权的具体形式,也不管获得财产权的直接或间接条件。后果主义在动机限制下确定分配资源的公平就是贡献要与所得相匹配。这种公平符合后果议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人们只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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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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