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2 次 更新时间:2016-09-08 09: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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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 (进入专栏)  
萨卡什维利政府的国防部长事后披露,萨氏认为“美国将会通过外交途径阻止俄罗斯进行干预”。[73]

  

   因此,萨卡什维利的整个逻辑似乎是:尽管不断发出威胁信号,俄罗斯还是不太可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而一旦俄罗斯冒险进行干预,美国等西方国家则不会袖手旁观。显而易见,格鲁吉亚领导人低估了俄罗斯的决心,同时高估了美国的承诺。但是,萨氏的逻辑并非完全站不住脚,因为美国自“玫瑰革命”以来的几乎无条件的支持、两国政府官员个人化的关系以及对格鲁吉亚的任何政策极少公开批评的态度使得格鲁吉亚领导人对于美国的期待水涨船高。因此,布什政府官员在战争爆发前的所谓警告也自然而然被格鲁吉亚大打折扣。换句话说,美国对于格鲁吉亚的战略安抚——认同并支持其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加入北约以及维护领土完整等战略目标——完全压倒了策略施压,让格鲁吉亚领导人相信,无论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手段,美国都会站在自己一边。所有这些导致美国这次约束盟国的努力归于失败。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约束以色列和格鲁吉亚的成败在于是否成功地结合了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从2011年底到2012年,在以色列领导人不断抛出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言论之后,海湾地区战争的风险急剧升高。美国固然认同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目标,但是反对以色列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于是如何约束盟国以色列成了美国的棘手问题。奥巴马政府巧妙地利用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成功地使以色列政府暂时放弃了军事打击的计划。然而,美国对于“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几乎是无条件和全方位的支持使得俄格战争前布什政府的警告未能起到实质作用。换句话说,布什政府的策略施压来得太晚,做得太少,因此未能成功劝阻格鲁吉亚政府挑起战争。

  

   从以上两个案例来看,在涉及重大安全利益的时候,约束盟国绝非易事。这主要是因为,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很容易相互削弱,以致于被约束对象获得矛盾和混乱的信息而产生误判。即使是在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成功案例中,美国在策略上反对以色列的立场也使得以色列领导人一度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可能并非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而是“遏制”一个有核伊朗。奥巴马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的信息都是清晰、一贯和统一的,并且通过不断的政策宣示和具体行动分别加以强化。而在约束格鲁吉亚的案例中,美国对格鲁吉亚进行现代化、融入西方和解决领土问题等战略目标的强烈认同和大力支持使得后者认为,尽管美国可能并不欣赏某些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策略手段,最终还是会选择站在自己一边。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之间的失衡导致了约束盟国的失败。

  

   那么什么样的因素有助于成功地结合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从而实现约束盟国的目标呢?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保证成功约束盟国的“清单”,因为盟国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安抚和施压之间的平衡也相当微妙,需要决策者在实践中审慎拿捏。但是,从上述案例分析来看,可以得出几点初步的观察结论。首先,约束国与被约束国战略利益的一致性会左右约束盟国的成败。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还是高度一致的,亦即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这一点对于战略安抚的可信性至关重要。试想如果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竭尽全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是以色列所担心的“遏制”伊朗的政策,那么要想成功地对以色列进行战略安抚则要困难得多。相形之下,美国和格鲁吉亚战略利益的一致性略逊一筹,这从俄格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即可看出。但是问题在于,美格之间先前的互动使得格鲁吉亚领导人误以为,双方的战略利益高度一致。其次,有效的沟通对于避免相互误判、准确传达信息也十分关键。这样的沟通既包括单边的公开政策宣示和双边的秘密对话,也包括通过具体行动所传递的信息。美以之间长期的政策协调、情报分享乃至龃龉摩擦都为双方积累了丰富宝贵的互动经验;而美格之间短短数年的双边关系和相对较少的互动经验意味着误判的可能性较大。最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并不热络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反而可能有助于双方更加客观冷静地评估各自的安全利益,并且对对方的反应秉持比较现实的预期;而萨卡什维利与布什政府的官员刻意建立的密切的个人关系影响了双方对各自利益和同盟关系的客观评估,进而也影响到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成败。

  

   本文的研究还留有很大的空间有待以后继续开拓。首先,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争端事项涉及同盟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也就是说,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双方的生存和安全,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除此之外,同盟政治还包括很多仅仅涉及一般利益或者边缘利益的互动,而这些互动的模式和结果与本文所阐述的约束盟国的机制并不一定相同。其次,虽然美国约束以色列以及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两个案例都是方法论上的“困难案例”并因此有助于理论检验,但是以后的研究需要发掘更多的案例去检验理论的适用性以及进行可能的修正。鉴于同盟政治对于国际安全尤其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进行更多的研究恰逢其时。[74]

  

   注释:

   [①]* 感谢刘丰、贺凯和《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②] George F. Kennan,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1, 转引自Timothy W. Crawford, “The Strategic Consequences of Alliance Discor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6, No.1, 2013, p.153。

   [③]多纳德?纽契特莱(Donald Nuechterlein)区分了四种不同程度的利益: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s)、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s)、重要利益(major interests)以及边缘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s)。本文探讨的是在生存利益或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约束盟国的成败。参见Donald E. Nuechterlei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 No.3, 1976, pp.246-266。

   [④] 扩充军备等措施属于“内部抗衡”。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⑤] 这种把结盟看作是增强自身实力的观点被称作所谓“能力叠加模型(capability-aggregation model)”。参见James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4, 1991, pp.904-933; D. 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1, No.3, 1997, pp.846-878。另外,丹·赖特也认为外来威胁是结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更强调“学习”对威胁认知的影响,参见Dan Reiter, “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World Politics, Vol.46, No.4, 1994, pp.490-526。当然,在无政府状态下,结盟对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安全并不完全可靠,参见Avery Goldstein, “Discounting the Free Ride: Alliances and Secur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1, 1995, pp.39-71。

   [⑥] 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72-107。

   [⑦] 参见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⑧] 参见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 No.3, 2010, pp.158-196;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s,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p.227-263; Jeremy Pressman, Warring Friends: Alliance Re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ristopher F. Gelpi, “Alliances as Instruments of Intra-Allied Control or Restrain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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