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大陆与台湾彼此都是“内在的他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6 次 更新时间:2016-09-07 21: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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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内 容 简 介

   大陆文化与台湾文化,相互之间都是“内在的他者”,彼此互为形塑,“去中国化”了的台湾文化难以想象,“去台湾化”了的大陆文化也残缺不全。大陆与台湾携手,正在创造中华文化的未来。

  

   自蔡英文当选之后,台湾问题成为了大陆民众前所未有的关注所在。当政治陷入死局的时候,认同问题就分外突出,台湾人的认同是比独统还要麻烦一百倍的问题。九二共识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中国”两岸是有明显分歧的。但文化上的“中国”可以“一中同表”吗?当两岸在政治认同上陷入分歧的时候,寻找文化的共识与“同表”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将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厘清了,九二共识才能获得坚实的历史与文化基础,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人的认同才不致走上“去中国化”、与中华文化对抗的歧路。

  

   当我读到杨儒宾教授的《1949礼赞》一书,虽然在政治认同上差异甚大,但在文化认同上却有知音之感,杨教授提出的“中华文化在台湾”,超越了独统立场,将本已陷入对抗、互为“他者”的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还其本来的互相交融、内在镶嵌的本貌,是为难得的识见也。

  

   海峡两岸的存在、分断体制的形成,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虽然冷战结束了二十多年,但两岸的分治,却依然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大陆在国际社会拥有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代表中国;台湾缺乏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却享有完整的治权。近代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几乎所有的政治共同体都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即使是冷战时期的东德与西德、至今依然处于分断状态的朝鲜半岛,双方都在联合国拥有独立的席位。到了近代。某个政治共同体的治权通常由处于其上位的主权国家授予,但台湾自从1972年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后,治权与主权剥离,成为主权缺位、治权完整的政权,这样的共同体在世界上几乎没有第二个。杨儒宾教授指出:“台湾政治症结的‘主权’概念原本即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两岸局势的特殊性既然那么特别,也许我们可以绕道思求另解”。(162-163页)这个“绕道思求另解”,不在已经抽为死结的主权之争,而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脉络当中。

  

   “一个中国、多个政权”在当代政治之中乃是殊例,但在二千年的中国历史当中却为常态。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却不是近代那种以主权为标志的民族国家,而是王朝国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化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连续的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多个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

  

   现有中国版图之内的古代历史,在大部分时期不是只有一个王朝,而是有多个王朝政权。不说分裂时期的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魏晋南北朝,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原王朝时期,汉朝的北方有匈奴、鲜卑政权,唐代有突厥、吐蕃、南诏、回鹘、与两宋王朝并存的,有辽夏金元。我们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单线的、一元的正统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国疆域之内,历史上各个时期除了正统王朝,还有众多并存的王朝,他们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历史上的“中国”并非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共同体,而是由多个王朝、多个政权共同组成的文明国家共同体。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获得智慧的九二共识其妙在于:虽然两岸分治,各有治权,但在“何为中国”问题上,超越了主权归属的难题,海峡两岸,共享“一个中国”的文明大屋顶,形成一个由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

  

   如今与“一个中国”对立的,不是一般的台湾意识,而是“去中国化”的极端台湾意识。似乎承认了“一个中国”,承认了中华文化的大屋顶,台湾文化就失去了主体性。那么,台湾意识究竟从何来,其内涵究竟意味着什么?

  

   杨儒宾在书中指出:“台湾意识是共同体意识,台湾居民会形成全台范围的共同体意识是相当晚的,台湾意识就像现代民族主义的萌芽一样,恐怕都是要在现代国家系统下,经由共同的教育、发达的印刷术、兴盛的媒体诸种作用的加持,才容易茁壮”(102页)。他判断,台湾意识大约在1860年代前后产生,在此之前,原住民各族群之间、闽南人与客家人、闽南人中的漳州帮、泉州帮不断上演械斗的戏码,1860年代之后,这类械斗显著减少,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出现,台湾意识隐然成型。(102页-103页)。不过,此刻的台湾共同体意识,就像同时出现的广东意识、湖南意识一样,只是一种省籍意识。中国的省籍意识,是与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同时诞生的,可以说是国家意识的伴生物。所谓的民族主义,在当时有国家民族主义与省籍民族主义之分。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之前,如果真的已经有台湾意识的话,那只是与湖南意识、广东意识一样,只是省籍民族主义而已。

  

   任何共同体意识的诞生,都要有“他者”。1860年代之前,没有台湾意识,只有各种各样四分五裂、互相冲突的部落意识、乡曲意识,1860年代,在台湾出现了省籍意识,之所以如此,乃是缺乏一个作为台湾整体的“他者”,中国当时是台湾的上位,不是台湾的“他者”。在清代台湾,无论是通过科举而实现的士绅阶级文化,还是社会底层的闽南、客家文化,都来自中国大陆,是中华文化的支流。台湾意识的最早“他者”,乃是1895年之后新的统治者日本。台湾民主国虽然昙花一现,但可以视为台湾意识的第一次自觉。

  

   在日据时代,台湾意识越来越明晰,但其内涵和形式却是汉语言文化,林献堂、蒋渭水的台湾文化协会以中原的精英文化对抗以“文明”面貌出现的日本文化,社会底层的老人们继续穿唐装、年轻女性流行穿旗袍,以日常生活的姿态顽强地坚守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一文化认同,既是台湾的,又是中国的,台湾意识与汉文化意识纠缠交融在一起,形成台湾的“我者”,以此反抗外来的日本“他者”。杨儒宾指出:“就像台湾意识因为日本的统治而强化,汉文化意识也因为日本的统治而强化,但在统治者军队与经济双管的压迫下,一种自外于日本的我族意识很难光明正大地发展,此时,汉文化意识很快也很容易取代它的位置,从语言、汉字、诗社、祖先崇拜,这些都是被视为是汉文化的展现,但同时也是台湾意识的表征。”而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光复后的台湾人民因加入同族的国家,成了中国的国民,所以它同时解决三、四百年来历史发展的矛盾,台湾居民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纠葛在光复的刹那一并解消”。(103-104页)

  

   然而,二二八悲剧的发生,使得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产生了一道长久无法弥补的裂痕。杨书中引用的一个历史细节非常令人震撼:彭明敏的父亲是省议员,在二二八期间代表台方与中央派来的代表谈判,受尽官方凌辱,回到家里伤心地说:“我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105-106页)。从二二八这一刻开始,台湾意识的“他者”转向了,从日本转向了它的母体中国,从此也受到了两蒋父子的国民党威权体制近半个世纪的打压。越是被打压的本土意识,越是容易蜕变为一个对抗性极强的、赖“他者”而自我存在的封闭意识。等到陈水扁时代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之后,台湾意识成为与中国意识对抗的意识形态,台湾文化也因此被形塑为与中华文化彻底脱钩的原发性文化。

  

   这些年台湾史的书写,有关台湾的本土文化认同,基本建立在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文化和郑成功之后的闽南庶民文化两条脉络之上。一种历史记忆的发掘,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遗忘,这个遗忘,就是排斥来自中原文化大传统,这是另一种对抗。两蒋时期的国民党用大中华民族主义压抑台湾本土文化,而如今的“去中国化”,同样用本土小文化传统抗拒历史和现实之中所真实存在的中华大文化。当对抗性的思维主导台湾主体意识的时候,其历史与文化的真实内涵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抵抗的坚定与勇敢。主体意识的暧昧,需要一个敌对的“他者”。于是,台湾主体这个“自我”无法自圆其说,严重依赖于“敌人”的存在。没有了“敌人”,便没有了“自我”,这是殖民历史带给台湾的文化困境,至今无法摆脱。

  

   任何一种本土化意识,都需要以文化认同为实在的内涵。那么,台湾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我在台湾的时候,请教了多位各个年龄层的学者和学生,他们的回答大多暧昧不清,语焉不详,只是说台湾文化是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吸收了东洋、西洋、大陆、南岛的各种异质文化,形成了今天独特的台湾文化。直到有一天,我在宜兰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园区,看了一场由艺术学校学生的打击乐表演,我才恍然领悟,什么叫台湾文化。打击乐的乐器有来自大陆中原的大鼓,也有原住民的腰鼓,还有其他东南亚的乐器,演员所用的语言,一会是国语,一会是闽南话、一会儿又夹杂几句原住民语言,混合交杂在一起。这就是台湾文化!在他们看来,台湾文化就是多元的、混杂的、离散的,有来自中原的汉语言大文化传统、闽南的民俗文化小传统,也有南岛民族的原住民文化,还有东洋的日本文化、来自西洋的全球化文化。

  

   如此观之,台湾文化似乎是一种无限开放的、尚未形成传统的年轻文化,至少到目前为止,它无以自我定位、正在形塑之中。从文化建构主义的思路来说,这似乎无可非议,任何一种文化的未来,都是创造的、变动的,不拘泥于已有的传统。文化建构主义开放则开放矣,但很容易陷入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创造,并非平地起楼,从无到有,创造总是要有所凭籍,要借助已有的传统。因此,文化建构主义依然需要文化认同作为补充。从文化认同主义的立场来说,被借助的文化传统并非工具性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创造,都要由人来创造,而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具体的文化、语言与宗教之中,这些传统是内在地、先定地镶嵌在人的生命之中,传统不是一件可以自由选择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它具体内在的规定性,通过思维、习俗、语言和宗教,制约了后人创造的方式、路径和逻辑。

  

   台湾文化脱胎于来自大陆的中华文化,从郑成功入台开始,中华文化就内在于台湾文化的生命之中,这不是一代人“去中国化”就可以消解的。“去中国化”本身就带有深刻的中国印记,带有中国式文化虚无主义的特征。大陆当下的民族主义因为缺乏明确的文明内涵,而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而台湾“去中国化”式的民族主义也因为匮乏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同样蜕变为一个贫乏而暧昧的姿态,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表面看起来是对抗的,势不两立,实际上都离不开对方,视对方作为敌对的“他者”,赖对方的存在而自我存在,非常吊诡的是,两岸的极端民族主义分享了中国式文化虚无主义的共同精神特征。

  

那么,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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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平台: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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