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重走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0 次 更新时间:2016-09-06 11: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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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本文是2016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四届量化史学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之一,18-23日修改于横琴。

  

   就在不久前(2016年6月),我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件“思出其位”的事情——去了外蒙古(蒙古国)和外外蒙古(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布里亚特是蒙古的一支),然后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乌兰乌德到赤塔、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原订计划还包括尼布楚(涅尔琴斯克),但由于奇特的原因,未能成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能实地考察一下清朝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张(家口)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大道”和世界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无论是张库大道还是西伯利亚大铁路,都不属我专题研究的范围,也不是今天能够看到或体会到其伟大功用的壮丽景象。“张库大道”在历史上的灿烂辉煌,今天已难觅遗迹;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时的伟大设想,从未实现。我之所以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前期准备),只是为了满足我的知识好奇。这些毕竟是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道路——在史籍中所占的地位太重、所占的分量太大,以致我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会与之不期而遇——能够站在实地想象当年,稍稍有点“凭吊”、“怀古”的意味。历史学家最幸运的事,就是有机会能重返历史现场。

  

   俄罗斯商队的北京贸易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要说张库大道,先得说说俄罗斯商队。

  

   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一路东行,于十七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流域。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东部边界,也允许两国之间进行商业贸易。

  

   最初的中俄商业贸易以俄罗斯商队,尤其是国家商队的形式进行:商队大约经尼布楚到达呼伦贝尔、齐齐哈尔一带,然后南下,由喜峰口进入北京。交易的地点在北京。俄罗斯商队的主要商品是上等皮毛,多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当地民人的“进贡”(税收),存放在俄国财政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仓库里。上等皮毛在俄罗斯欧洲地区并非稀有,运回的成本也大,若运到北京销售,换回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再销售,有着较大的利润,也可解决俄国东部地区的财政困难。这是对俄国政府极其有利的交易。清朝此时实行官员服饰的等级制度,每一等级的官服,方可配饰相应的皮毛,是官场的必需品。当然,上等皮毛也是清朝上流社会的时尚。

  

   清朝当时与周边部分国家建有宗藩关系。俄国当然不是藩属国,但俄罗斯商队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朝鲜朝贡使团附属商队的优待——清朝派兵保护,提供食宿费用,俄罗斯商队还无需交税——这些“柔远”的对外政策,不符合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使得清朝政府并没有像俄国政府那样从中获利。清朝政府由此对俄罗斯商队的规模与次数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从未被认真执行过。

  

   从中俄北京商队贸易的基本面来看,这种不那么对称、没有经济互利的贸易形式,是建立在清朝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当这一基础发生变化时,商业贸易活动也可以随之发生变化。

  

   山西商人的兴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俄国商队从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一线进入北京,这条便捷的道路渐渐成为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开始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关闭了宁波等处海口,实行广州一口海路通商。此后不久,俄国国家商队前往北京的贸易也中止了。恰克图渐成清朝北方唯一的陆路通商口岸。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品种发生了变化,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我有必要说明,今天的人们对当时茶叶的地位可能会有误解,毕竟茶叶在今天只是价值很小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贸易的主要商品为香料、茶叶、可可、咖啡、烟草、羊毛、皮毛、宝石、丝绸、硝石等几大项,大多是自然界的产物(当然,后来又出现了鸦片);二、在俄国、英国等国家,茶叶课有重税,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大体相当于清朝的盐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地点在恰克图、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为茶叶时,山西商人顶了上去。他们有着地理优势和历史经验:最初输俄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武夷山,两湖的茶叶后来也大量销往俄国,这些都是俄罗斯商人当年干不了的事情;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有“九边贸易”的经验,对蒙古有着一定的了解,许多人懂蒙古语;他们在清朝政府上层有着许多人脉资源,在京城也开有较大的买卖;清朝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南方商人不能承受的。山西商人由此成为主力。他们前出口外,从漠南蒙古(内札萨克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到漠北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喀尔喀蒙古),一直走到清朝与俄国的边界。由于恰克图已归属俄国,他们在边界南侧清朝所属地方,建立了新的贸易场所,中文名称为“买卖城”。除了茶叶外,他们还经营着所有与蒙古地区和俄罗斯贸易的商品。

  

   从福建、两湖到恰克图,茶叶的采购、分类、打包、运输等项,有着多道工序,山西商人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工,许多商人只是承担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如此庞大的生意,需要大量的资金,山西商人在经营上也有许多创造,东家与掌柜各办其事,总店与分店各司其职。山西商人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着出资人、各级管理层和下层的伙计。他们的地位是流动的,经常发生变化,即从伙计升到掌柜,由掌柜变为东家。他们的人数、资金量与经营方式,使之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帮。直到今天的山西,还流传着许多“走西口”发家的故事。

  

   贸易种类多样化与贸易金额之巨大,也产生了巨量的结算;由于口外与内地匪患不断,实银的长途运输很不安全,也不方便,山西商人又发展出票号的生意……

  

   张库大道

  

   茶叶从福建与两湖运出,肩挑、车载、船运,有着多种方式。然要运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须经过沙漠、戈壁和草原,最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由此,所有运往口外的货物,特别是茶叶,都必须先运到张家口,然后进行拆装,由驼队运往库伦、恰克图及整个蒙古地区。张家口由此成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

  

   明代的张家口,最初只是长城的一个小口、小的军事堡垒,后与蒙古俺答汗部互市,主要是马匹与粮食的交换;到了清代,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城市稍有扩大,人口亦有增加。待到中俄茶叶贸易发展起来,张家口异军突起,成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成为山西商人的大本营。

  

   虽然从张家口进出的商品缺乏准确的记录,但由于茶叶的重税,俄方有着相对可靠的数字。1850年,恰克图进口的茶叶达二十九万六千六百十八普特(相当于四千八百七十五吨)。如此数量的茶叶,有着相当大的重量与体积。从俄国输入的商品也发生变化,毛皮减少了,毛毡呢绒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也增加了。随着贸易的发展,由张家口到库伦,再延伸到恰克图的道路,因其便捷、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商道,史称“张库大道”。而要在这条商道上经营运输,只能大量使用骆驼。许多史料记载,在这一地区从事运输的骆驼超过三十万头,相对于这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库伦,即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是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也是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驻在地,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乌里雅苏台)。由于其地处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有河流通过,形成一个小气候;又处在商路之冲,成为各驼队休整的佳地,山西商人于此安营扎寨。库伦成为这条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与多种商品集散地。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张家口输出茶叶及日用百货,运往漠南和漠北,沿途销售,其中一部分茶叶由库伦再远销到恰克图;然后从俄罗斯进口毛毡、初级工业品、呢绒和上等皮毛,毛毡与初级工业品销到蒙古地区;再购买蒙古的牛、羊、马和普通毛皮,和俄罗斯的部分呢绒和上等毛皮一直运往张家口;当时没有今日的冷库车,成群成群的牛羊马一路赶到张家口,以供京城和华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当时没有今日的化学纤维,皮祅是北方人们过冬之所需,数以万计的皮张送到张家口加工,使之成为中国的“皮都”。

  

   我没有从张家口一路走到库伦,而是从香港直飞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即库伦)的博格达汗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所)中,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库伦地图——在库伦的东南角,画有一小的居民点,蒙文注明“买卖城”。这是库伦的“买卖城”!应是当年山西商人在库伦的聚居经商之地。我也在博格达汗宫中看到一座废弃的铁钟,上面的铭文是:

  

   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诚新造关帝庙钟志:昔闻夏王铸鼎,以象九州。汉帝建庙、铸钟、造鼓,以显神威,万邦咸宁。凡古昔之前型,为今时之利……今甲、社倡举虔诚,即从归化城选择良工巧匠,敬心铸造新钟一口,以续前人诚敬之意耳,以勷胜事,庶乎万古不朽者也。谨序。十二甲首:源发乾,王履□;广全泰,沈广湖;义合德,武凤龄;义和忠,田治元;永茂盛,武缵烈;义和盛,陈锭;元盛太,王□;豫合昌,张文郎;兴隆魁,温世进;源泉涌,王芝兰;万□亿,麻著芳……本庙住持道衲李信晖奉题。大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吉日成造。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归化城”在今呼和浩特,“源发乾”等为商号,“王履□”等为商号的掌柜。由于不让拍照,我也无法将铭文录完整。铭文看来不太雅致,可能出自商人或关帝庙住持之手。从铭文来看,山西商人已在库伦建起他们自己的财神庙(关帝庙),并发展出相应的商人组织。这样的铁钟,同行的梁教授在乌兰巴托还看见一座,陈列于蒙古国家博物馆的门前。

  

我虽然未从陆路走到库伦(以后想办法补一下),但以往在飞机上多次看到过这一地区,沙漠化的情况很严重。当我到达乌兰巴托后,到郊外游览,恰遇大雨,四十多座大客车居然可在草地上直接行驶。我们下车后观察地面,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是密实的沙石,重车可行。同行的程教授称,这里的草“让它们使着劲儿长也长不高”。而这些薄薄的植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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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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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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