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青年本土派胜选挑战香港管治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16-09-06 0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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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经过9月4日的激烈选战,香港第六届立法会已合法产生。青年本土派以占中遗产、青年形象和清晰的本土化纲领而取得重要的政治突破,挤占了建制派和传统泛民派政治空间,成为立法会的新兴政治力量。这些出生于回归前后、成长于央港对抗深化时期、熏陶于第四波民主化理念与浪潮中的青年世代,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认知和认同与其父母一辈及传统泛民存在很大差异,大体接受“本土自决”理念和激进暴力取向,其顺利当选可能构成对香港管治基础的宪制性挑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立法会选举中青年本土派的崛起,坐实了香港国民教育的失败和港独分离主义的蔓延。2012年,国民教育进校园受到青年运动激烈抵制而破产。2016年,港独进校园却得到青年运动甚至教协的支持。香港原有管治建立在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性共识之上,所谓的泛民主派也是大体上持有“民主回归论”的体制内反对派。传统泛民所追求的是如何在基本法体制内实现民主普选,巩固高度自治权,维系香港有别于内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如今,青年本土派并无此种宪制性共识与历史情感,而普遍存有一种面向未来的“制宪冲动”,提出并想象着“2047的制宪时刻”,而这本身是破坏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分离行为,触及了中央治港的政治底线。尽管有“选举确认书”的政治拦截和反港独的舆论和社会动员,但青年本土派的胜选本身说明了本土分离主义的民意基础和政治气候,而这是中央及特区政府治理的新课题,如何从法律及政治上加以研判及应对,挑战巨大,前景并不乐观。

  

  

   选举民主的反映美学

  

   在一个常态民主社会,宪法和选举法保障不同政党和参选人的公平竞争权利,民主选举过程就成为将不同政治力量合比例地反映到议会中的动态过程。这是选举民主的反映美学。在对基本宪制存在共识的前提下,民主选举的重心在于政策竞争而不是宪制竞争,比如美国的选举就不涉及对宪制的批判或颠覆,即便是特朗普也主要是从公共政策层面提出新的政纲。然而,香港此次立法会选举却发生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之中:一方面,选举与港独议题相捆绑,各方参选人尤其是青年本土派并无关于基本法的忠诚共识,其政治目标并不在于政策竞争,而在于宪制竞争;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明确意识到港独参选的宪制性危害,但其“选举确认书”的护宪措施未能亦不可能完全拦截,其资格审查裁量的标准不一也埋下了选举呈请和司法复核的法律隐患。

   选举确认书未能凝聚起本次选举的“反港独”共识,反而造成了走样的政治效果:其一,部分拦截、部分入闸的结果反而使得青年本土派更为团结和悲情配票,加大其当选几率;其二,青年本土派因确认书拦截而一分为二,更有声望的本土派如梁天琦、陈浩天等在外领导青年社运,入闸的青年本土骨干在立法会展开拉布并尝试挑起港独议题,便利青年本土派更好地组织和利用立法会的体制内资源及青年社运的社会资源;其三,确认书事件使得香港民意对青年本土派有一定同情加分,在选举中造成负面指引。当然,确认书体现了特区政府面对青年本土派港独取向的管治焦虑,技术或有欠缺,但维护基本法秩序的宪制初衷应予以理解。如今,特区政府直接面对青年港独议员和青年分离运动,其所深切忧虑的管治恶化前景将逐步呈现。

   选举确认书未能结构性扭转或扭曲选举过程对香港政治生态变迁的正态反映。此次立法会选举是占中之后、港独萌芽蔓延期大体按照基本法和香港选举法律进行的一场常规选战。根据民主选举规律,社运成果一定会在正常的选举政治中体现,因此选举结果在大的结构上并非出人意料。从结果来看,建制派勉强及格,守住基本盘,略有失分;传统泛民完成新老更替,旧式民主纲领及其路线面临系统修正压力;雷动计划、弃保策略及日益普及的本土价值观共同支持青年本土派上位,其新锐跌出,政治声望与发展前景不可低估。

  

  

   香港政治的新版地图

  

  

   笔者早有前论指出,占中运动是香港社运和政党政治的分水岭。香港的传统泛民以“民主回归论”和体制内反对派自我定位,其最大政治反对形式即为占中的和平非暴力抗命。然而,占中未能直接实现其政治目标,占中的主要诉求在中央从严治港的白皮书及八三一决定约束下未能获得体制内回应和认可。这对传统泛民是重要的政治打击,其无法继续想象占中之后的政治对抗与前景。青年本土派在传统泛民于体制内对抗困境之际趁势崛起,迅速组织化和提炼完善新式纲领,超越传统泛民论述和社运技战法,在2015年底的区议会选举、2016年初的旺角暴乱、新界东补选及后续的港独组党和运动升级中打出明确的“本土自决牌”。青年本土派的快速政治成长刺激传统泛民被动跟进,亦刺激香港新生代知识精英更新政治论述,典型如公民党十年宣言和方志恒等“香港革新论”。

   香港政治光谱在2015年中的政改失败后曾有出现“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曙光与契机。这种中间路线也是体制内外长期钟情和期待的香港政治理想图景,即弱化传统的建制、泛民二分法,培育日益厚实的中间理性力量,期待“忠诚反对派”的出现。汤家骅、狄志远等即为代表。这一进路反映了香港中产阶级面对二元对立政治和分裂社会的政治思考、理想与具体行动,试图以中间论述弥合二元分歧,消除或有效管理香港政治的极化取向,治疗和重建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宪制性共识,形成制衡传统建制、遏阻本土激进派的广泛政治联盟。政治闯关时,体制内外曾寄希望于温和理性之泛民议员的临门反转。政改失败后亦有期待其发展壮大。然而,他们不可能是占中遗产的继承者,不可能是本土路线的领路人,而主要是一种“中产阶级理性”,有钟情对话式的政治浪漫派取向,无决绝战斗的政治意识与意志。在社会矛盾突出、政治对抗激烈、青年运动勃发之际,中产阶级理性与中间路线的式微,亦在情理之中。如果允许对香港政治进行思想实验,我亦十分同情和理解中间路线的理想并乐观其成, 我认为中央和特区政府亦乐助其成。然而,残酷的政治现实是,中间路线在区议会选举、新界东补选、立法会选举中一路弱势,显示其并未成为后占中的香港社会的理性共识,其政治纲领、政策倡议与政治人才之培育成熟亦还有很大欠缺。

   在中间路线式微的条件下,香港的选后政治就出现了新版地图,面临着一种“三国杀”的复杂局面:

   其一是勉强守住基本盘的建制派。其政治梯队配置、组织纪律协调、公共辩论技巧与政策思考能力未能更新升级,导致其在普通议案(过半数)上无法有效、团结地反拉布、配合行政及引导理性的审议文化,而在重大议案(三分之二)上更不可能推动及占优。建制派政治中的民意动员网络化与青年化、特首与议员间的管治联盟以及政治人才培养等老问题依然纠缠不清,需要引入反思和革新。建制派议员虽数量众多,单兵政治素养与公众影响力相对滞后,这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一个软肋。

   其二是反对派中的传统泛民。其以民主党和公民党为代表,虽仍然掌握立法会相当数量议席及代表反对派精英政治,但其具体政治立场和纲领在和青年本土派整合与竞争时存在弱势,其在反对派内的领导权势必遭到削弱,而且需要区别对待建制派和青年本土派,有时固然需要与本土派合流对抗建制派,有时也需要超越反对派简单立场而与建制派共同遏制青年本土派的过强扩展和激进化。传统泛民最关心的选后议题是“重启政改”,但这未必成为反对派阵营唯一感兴趣的共识性议题。

   其三是青年本土派。这一派是占中遗产的最大受益者,是本土价值观的担纲者,是立法会选举的大赢家,是分离港独取向的生力军。青年本土派缺乏最基本的国家认同和基本法秩序共识,而将目前所从事的选举工程与本土运动理解为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再造香港”的制宪准备。青年本土派与建制派基本没有合作空间与可能性,与传统泛民则保持着民主价值和本土意识上的共享与重叠,但在严格的港独议题上存在分歧,并对传统泛民的民主立场与社运路线持批判性修正态度。青年本土派最关心的选后议题很可能不是所谓的“重启政改”,而是“本土自决”。

  

  

   香港管治的艰难时刻

  

  

   由于青年本土派的政治崛起及以相当席位进入立法会,对本次立法会选举之建制派战绩就不能简单乐观地予以评估和肯定。这并非建制派本身的问题,而是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宪制性挑战,即“本土自决与港独”问题。因此,笔者预测选后管治总体上将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时刻。无论后续的选委会选举和特首选举结果如何,立法会选举的反映美学和由此带来的香港政治新版地图,都决定性造成了一国两制的内部认同危机,即传统建制与泛民之间的宪制性共识被作为第三方力量的青年本土派冲破和修正,传统泛民甚至建制派对于“本土正确”将持有一种日益弱势甚至被不同程度吸收的立场。青年本土派以“本土自决”的政治色彩挤入香港公共政治空间,大幅度拉开了香港政治光谱的长度,使香港政治生态的平衡点朝着本土立场急剧转型。

   可以预期的是,香港的管治困难将呈现为:第一,立法会内的青年本土派以“勇武拉布”和“本土自决议题”结构性改变立法会内的议事习惯与政治构成,推动立法会由政策竞争转向宪制竞争,而立法会内对政府管治政策的质询与监督频率和强度将极大提升,对政府施政措施和议案进行更强狙击,恶化行政立法关系;第二,青年本土派议员与外部的青年社运更加密切互动,不排除模仿台湾“太阳花学运”而发生内外互动的“占领立法会”现象,由此形成要求“本土自决”的更强政治压力;第三,香港司法延续占中判决、旺角判决的权利法理学与轻判取向,放任香港社运的激进化和管治情势的恶化;第四,香港本地管治呈现出瘫痪的立法会、孤立的特首与封闭自为的公务员系统、放任的司法之政治病理现象,基本法设计及中央高度依赖的“行政主导”出现制度性失能,导致谁当特首都无法解决问题。

   有人认为“重启政改”实现普选是解套法,但这可以是传统泛民的共识,却并非青年本土派的共识。与“本土自决”相比,“重启政改”只是体制内目标,在一国两制限制下不可能特别宽松,因而在政治上无法满足青年本土派的“制宪冲动”。不过,“重启政改”却可以是中央重建与传统泛民政治互信以共同反击本土分离运动的重要政治筹码,也是实践其关于“泛民也是政府建制一部分”之新认识与新定位的积极举措,是中央依法治港及推动香港民主化的善意释放。此外,中央和特区政府面对原来的“青年教育问题”所演变成的“青年政治问题”,是一次新的政治挑战与课题,也需要保持聚焦研究、接触、吸纳并形成周全的政治、法律系列化对策。而青年本土派在庆幸与庆祝之际,其如何稳健生存于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下的香港政治空间,持续获得选民支持并对香港政治重建与经济升级做出正面贡献,走向政治成熟,也是重大挑战。毕竟,香港独立不可能是可欲选项,而既往在社运管道里的单纯反对与批判思维不可能完全照搬到立法会的体制内管道。  

   立法会选举将开启香港政治的“泛本土化时代”,但也是一个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重新系统性整合的时代。分歧的根源是不认同,斗争的动机是抗命冲动,对于青年本土派而言,其政治上的成长成熟刚刚开始,但香港祸福系之甚深。一国两制是一个动态的宪制框架,需要不同世代的参与和重新共识化,青年本土派的崛起提出了基本法的“代际约束难题”,我们要有充足的宪制智慧、程序和耐心加以化解,邓小平的“下代人智慧”洞见于此。  

  

  

   【原载香港《大公报》2016年9月6日,发表时标题改为“激进本土抬头冲击特区管治”,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筹)执行主任,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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