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以学术为志业:我这一代人的心灵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6-09-05 1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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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 (进入专栏)  

   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有太多的感叹,但对一个不再年轻的人来说,与个人体验最为密切的感叹莫过于时光的流逝。2014年秋,在我当选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的就职讲演中,我曾说道,自1984年选择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起,一晃30年过去了。

   寒来暑往、日月如梭,虽然还远远称不上“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但时光荏苒,还是令人百感交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赶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40年光阴,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全过程。


一、“阳光灿烂”的日子

    

   因为父亲是军人的缘故,我的启蒙教育是在几间部队的幼儿园和不断转学的几所小学中完成的。

   从1964年9月到1968年7月,我在南京解放路小学度过了最初4年的求学时光。儿时的记忆现在都已十分淡漠,惟一记得是这所部队干部子弟学校不仅校舍等条件比较好,而且有着浓郁的政治氛围,学校里经常会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来学校“讲用”,毛泽东时代的几个著名的“小英雄”——刘文学、张高谦、龙梅和玉荣,或者本人,或者其他代述者都来过解放路小学。

   在这样的氛围下,加之部队大院的孩子谈不上什么文化追求,不但一般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因为父母也常常由得我们自在,我自幼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立志成才”的远大理想。

   不过,“放养”也有放养的好处。因为父母不干预,记得1967年1月3日南京最早的造反组织“红总”包围了驻扎在太平南路上的江苏饭店里的“保皇派”——“江苏工人赤卫队”,当晚打得天昏地暗、狼藉一片,我们这些小孩子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武斗现场“视察”,那时有些伤员还在往医院搬送。

   也因为父母不干预,这一年的夏天,因为我们所在的家属宿舍——重庆新村大修,整个院子的住户都搬到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为南京军区空军东箭道招待所)暂住,那年同样打得头破血流的南京空军气象学院的上百名学生造反派到南空机关告状,被支到东箭道招待所等待政委江腾蛟接见,也使我们有机会一睹这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林彪死党”之尊荣。

   还是因为父母不干预,我们这些小朋友一次次去玄武湖边挖莲蓬仔,去七桥瓮沼泽地里钓龙虾,去大校场飞机场偷偷摆弄“轰五”或“强五”飞机——当然也多次被警卫连一网打尽,让各自的父母一一认领回去。我少年时代的生活,庶几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血色浪漫》的南京版——它让我们过早领略了真实的社会,那是一个疯狂和无序的社会。

   1968年后,随着父亲的调动,我先后就读于东山的江宁实验小学、光华门小学和光华门中学。那两所小学乏善可陈,但在光华门中学我却遇到了后来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的老师和同学。

   按理说,这所地处城乡交界、建于1958年的中学不但校舍简陋,而且师资匮乏,加之在那个时代接受中学教育本不过是走走形式,在光华门中学原谈不上启蒙深造。

   但是,在我们上初中不久,因为许多原先的重点中学教师下放,这所市区的偏僻中学却一下子来了几位令我们大开眼界的“名师”:高中起,担任我们班主任和物理课教师的是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龙传贤先生,化学课教师是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的丁又川先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画家丁方就是丁先生的公子。两位先生的到来改变了我们整个班级的命运:在先生们的影响下,一时间高一(五)班形成了光华门中学唯一的学习氛围浓郁的青年“共同体”。

   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包括我在内本班有五人分别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和南京医学院,而这5人加上其他班级唯一考上大学的李建平(28岁时曾担任南京团市委书记),也是那一年光华门中学1975届250名毕业生中考取大学的全部才俊。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龙传贤和丁又川两位先生来到光华门中学任教前后,我个人的学业兴趣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先,初中时代的我先是受米丘林的影响喜爱农学,在后来居住的大院里先后种植过番薯、玉米、各类瓜果蔬菜,每天课余忙着施肥、嫁接和授粉,我家住的小楼前那片原先的桃园,几十棵桃树在被院子里壮硕的飞行员们倒拔回去烧火后,就成了我寄托青春梦想的实验田。

   几年后,受大院里其他孩子的影响,我开始对无线电感兴趣,有空就去现在位于新街口的“摊贩市场”淘二极管、三极管或电阻、电容等电器元件,学着装半导体收音机,当时的痴迷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年轻人对计算机和网络的喜爱。不仅妈妈所给的不多的零用钱全部卖了电器元件,所有的课余时间也多用于收音机的装拆,有时为了攻克遇到的难题还常常不惜“逃课”。

   最终有一天,在答应妈妈睡觉后又半夜爬起继续安装收音机,却被起夜的妈妈抓个正着。妈妈一气之下将我的所有“家当”——包括电器元件和电烙铁——砸到楼下院子里的水门汀上,并自此后严格控制我的“经济往来”。家庭政治的高压和经济制裁最终埋葬了1970年代一个“类IT青年”的蓝色梦想。

   人们都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半导体事件”之后,我沉闷了一段时间,除了继续种瓜播豆以外,没有其他特殊爱好。此时,却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转折。

   原本我数理化成绩都还不错,唯独作文相当一般。因为讨厌写作,一般总是在交作业的前一天才草草完成,分数也不过六七十分。这次,语文课上又布置了作文,主题是赞革命样板戏。

   巧的是,1973年春,继八个“革命样板戏”后,又推出了杨春霞主演的样板戏京剧《杜鹃山》。最初,《杜鹃山》还没有公映时,空十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在内部演出,我们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已经看过。

   大概因为无事可干,我这次对原先没有丝毫兴趣的写作倾注了全部心血。找了本《红旗》杂志,照着那上面一篇赞样板戏《沙家浜》的文章,学着开篇布局、起承转合,写成了《杜鹃啼血映山红——赞革命样板戏<杜鹃山>》。

   虽然这篇作文模仿的痕迹很重,但因为戏尚未公映,报刊杂志上还找不到文章可抄,所以语文老师秦定新认定这是一篇优秀作文,不但给出了92分的高分,还在全班作为范文朗诵。秦老师的褒扬不仅让我的信心一夜爆棚,而且也使我产生了唯恐下一次落伍的焦虑。

   我现在还记得,几乎在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构思两周后的另一篇作文。如此这般良性互动,不久以后我的作文就成了全班也是全校第一,在随后的高中阶段一直和后来成了诗人的邹进齐领风骚。现在我知道,这一切其实不过是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中国版。

   高中的日子十分欢快但无比短暂。记得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学校成立了故事队,由我担任队长(这与我的作文写得好有很大关系),每天下午4点正课结束以后通过学校广播站向全校学生播一小时的故事会。短的故事播过不少,全本的长篇只播过作家前涉1972年出版的《桐柏英雄》,也就是1979年捧红了陈冲、刘晓庆、唐国强的电影《小花》的原本小说。

   其实,我小的时候十分腼腆——这或许与我妈妈给我起的名字有关:不仅因为我的名字阴柔有余、刚阳不足,而且因为这样的名字常常会因为老师的误会而惹得全班大笑,所以我一般总是避免抛头露面。

   但是,故事会的开张以及给地理老师孟涛当助教的经历(那时流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所以我高中时在地理课上,正经给同学们上过一堂祖国“宝岛”台湾的课程),却锻炼了我的口才、去除了我置身于大庭广众下的羞涩,到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变得比较健谈,甚至有几分那个时代并不鲜见的激进。

  

二、上山下乡:短暂的“革命”历程

    

   激进的特征之一是高中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山下乡,用当时流行的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与否的“试金石”。尽管因为妈妈的阻止未能与邹进同去内蒙古插队(最初我们几个是想去兰考插队的),但我从未动摇过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决心。

   1975年12月,在南京无线电原件七厂当了三四个月临时工后,我按照户口所在地街道的安排,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插队落户。

   现在想来,去周郎插队多少有些命中注定的感觉,不过此周郎非彼周郎,而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周郎,也就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的周瑜周公瑾!

   因为土桥一带东吴时是演兵的场所,那里留下的历史遗迹颇多:入我们大队必经的门户之地便是周郎桥,当地人都说上面还留着公瑾当年的坐骑萌萌的蹄印;不远处是大乔小乔的“姊妹桥”,年轻时每每踏上此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辛弃疾的诗句:“最怜乌鹊南飞句,不解风流见二乔”;当然,圩内平缓的良田千亩之中还有一处高耸的土堆——吴帅墩,想必是当年公瑾阅兵的将台。

   在农村插队的两年,第一年在知青聚集的林业队,除了剪桑枝、施肥、培土,也常常会被大队抽调打些杂,从写大批判稿、组织批判小分队到担任专案组长,几乎什么事情都做过。

   1976年底,我被抽调出来,随大我几岁、后来担任过江苏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的郗同福到彭家边当工作队队员,3个月后留在11队担任队长,19岁的我正式管起全队130口人的吃喝拉撒睡。

   在彭家边11队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除了后来兼任大队团支部书记需要花些时间,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在队里和农民一起干农活,其间的辛苦自不必说。

   1977年秋天,就是在彭家边的地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有线广播里恢复高考的通知,便和同户12队的知青施君一起报了名。

   唯一不同的是,施跃和大队里其他的知青报了名就回城备考,我担任生产队长无法离开,只能和队委们约法三章,自选一些不影响看书的农活:先是看了20天鸡鸭,防止它们吃灌浆后的晚粳稻;后是像林冲一样,在稻子收割后守了2个月的谷场。

   那60天里,我每天下午6点在房东家吃过饭,带着自己的书包和放工的农民迎面而过,去离村2里地的库房看场,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回宿舍睡觉。夜里守着昏暗的煤油灯静心复习,偶尔步出库房,在场边的坟地里高吟“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

   我应该感谢这两个月的看场,虽然不像施君们在城里有名师辅导,有同伴切磋,但因为心无旁骛、用志不分,我将高中时的全部课程复习殆尽。尽管初试不如施君,复试却超过施君,成为土桥公社77年参加高考的500多位考生中第一批录取的4人中的一员(我们走后,当年还录取了四名“走读生”,而施跃第二年考取南京工学院)。当时不仅自己颇为得志,也让我所在的周郎大队风光了一阵,毕竟16个生产大队只有4个大队有人上了大学。

  

三、踏入校园:从医学生到社会学教授

  

其实,我原本应该读中文系的,但因为当时的大学文科极少,在江苏除了有把握考上南京大学的哲学、中文和历史三科,考文科剩下的最好选择就是南京师范学院或地处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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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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