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死刑断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 次 更新时间:2016-08-25 23: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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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 (进入专栏)  
这样,基于杀人与死刑的相似性而为死刑所做的辩护,实际上是出于对被公认为是人类社会不开化时代的产物的等害报复的留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以命抵命”都与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随相伴,受制于同样的理念。证明杀人偿命为正当的任何理由都足以证明对伤人肢体者处以肢体刑、对强奸者处以宫刑以及对侮辱他人者处以羞辱刑的正当性。假如报应要求对杀人者保留死刑的主张成立,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认为报应同样要求对伤害罪、强奸罪与侮辱罪恢复肢体刑、宫刑与羞辱刑。毕竟,基于逻辑上的同一律,我们在谴责肢体刑、宫刑与羞辱刑野蛮的同时,难以肯定死刑不野蛮,在主张死刑对杀人罪公正的同时,也难以肯定肢体刑对伤害罪、宫刑对强奸罪与羞辱刑对侮辱罪不公正。

   立足于报应的要求而为死刑所做的辩护,不但势必遭到以上责难,而且,也无法解释对杀人罪施用刑罚的现实。在今日仍保留有死刑的任何国度,死刑之于杀人罪都不是绝对排他性的刑罚。在立法上,死刑只是作为杀人罪的法定刑之一而存在,在司法中,也绝不是所有杀人罪案都被处以死刑。以中国的现实为例: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杀人的可供选择的刑罚除死刑外,还有无期徒刑与3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中国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杀人罪犯没有被处以死刑。如果杀人偿命式的报应是死刑存在的根据,那么,在立法上,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把死刑作为杀人罪的惟一法定刑,而在司法上,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对所有杀人罪案处以死刑。事实上,对严重性程度不同的杀人罪案处以不同的刑罚,是大众所能接受的。在处以死刑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死刑是犯罪人应得的报应,在没有处以死刑的情况下,我们也同样认为所处的刑罚对于犯罪人是罪有应得。这表明,报应并不一定要求杀人偿命。

   此外,中国在将来要废除死刑,乃学界共识。然而,立足于杀人者死式的报应而为死刑进行辩护,却难免令人担心死刑的废除在中国遥遥无期。如前所述,将报应作为保留死刑的根据,在时下中国,对于限制死刑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这样的死刑保留论者,在今天无疑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然而,从杀人者死式的报应所必然推出的结论是,只要有杀人罪存在,死刑就应该作为其伴随物而存在。换言之,死刑的废除以不再有杀人罪的存在为前提。而正如犯罪永远无法根除一样,杀人罪在将来不用说无法消除,而且,难以出现下降的态势。这样,在今天作为死刑限制论者扮演着积极角色的死刑保留论者,在死刑果真被严格限制在杀人的范围内的将来,必然成为顽固的反对废止死刑的保守主义者。

   一位成熟的学者,其学术观点一旦形成,是难以自我否定的。不发生戏剧性的原因,指望以报应的需要为由为死刑辩护者在将来改变其在死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常常期望戏剧性的变化的出现,但正如奇迹如果经常发生便不再是奇迹一样,戏剧性的变化除了在戏剧中,是不可期待的。我们常常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但我们更经常为奇迹没有出现而失望。我们可以为限制死刑而与现实妥协,接受报应作为限制死刑的根据,但我们无法接受报应作为保留死刑的根据而永远屈从于现实。否则,所谓中国在将来要废止死刑,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乌托邦。

   事实上,报应不但未必支持死刑的存在,而且完全可以成为废止死刑的理由。因为如果我们所理解的报应不是作为历史的遗风的等害报复,而是作为时代的产物的等序报应,那么,我们便可以象历史上废止对伤害罪的肢体刑、对强奸罪的宫刑与对侮辱罪的羞辱刑一样,在明天废止对杀人罪的死刑。同样,我们也可以象在肢体刑、宫刑与羞辱刑已经废止的今天,理所当然地把相应的自由刑接受为是对伤害罪、强奸罪与侮辱罪的公正的报应一样,在废止死刑的明天,理所当然地把相应的自由刑接受为是对杀人罪的公正的报应。问题的关键不是刑罚不需要报应根据的支撑,而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报应。看来,要判处死刑以死刑,首先需要判处等害报复观念以死刑,直言之,惟有报应理念的更新始可宣告中国死刑制度的死刑。

  

   (三)死刑与人权

   在国际社会高举基本人权不可剥夺的大旗,奋力废止死刑的今天,预期死刑与人权的关系成为一个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热门话题,也许并不为过。正是如此,本次会议的组织者预设了“死刑与人权”的议题。然而,研讨会对该议题的冷落,恐怕是最出乎组织者意料的。如果仅仅是冷落,也许不足为虑。因为死刑与人权本是两个敏感的话题,而两者相结合所形成的议题的敏感度更足以令理性的学者欲言又止。足以令人为虑更使笔者不说不快的是研讨会上就死刑与人权的关系所展现的两种主张。这两种主张便是,保留与废止死刑都是为了保护人权,以及保护人权不能为废止死刑提供支撑。

   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刑法的保障,即只有通过刑法禁止与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防止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人权才能得以实现。而人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亦即是人人所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因此,所谓刑法对人权的保护,不单是指对一般社会成员的人权的保护,而且也是指对作为社会成员的犯罪者本人的人权的保护。换言之,人权的普遍性决定了犯罪人的人权与一般人的人权都是刑法的保护对象。死刑以保护一般人的生命与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的,并以剥夺作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的生命权为内容。说保留死刑是为了保护人权,是站在刑罚的目的的角度,强调的是保护一般人的人权对死刑的要求,而说废除死刑是为了保护人权,则是着眼于死刑所剥夺的权利本身,侧重于对犯罪人本人的人权的保护。在这一意义上说,所谓保留与废止死刑都是为了保护人权,并无大错。问题在于,这样的主张实质上是把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用一个简单的命题掩盖了远非简单的矛盾,从而贬低了从人权的视角审视死刑的价值。

   之所以说上述主张是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是因为对一般人的人权的保护与对犯罪者本人的人权的保护往往不可调和地彼此冲突,迫使我们做出舍此求彼或者舍彼求此的选择。这种冲突在死刑问题上表现尤甚,以致直接危及到死刑本身的存亡。究其原委,在于死刑所涉及的不是一般的人权,而是作为最基本人权的生命权。而生命权又具有不同于一般人权的特性,从而引发出生命权是否可以被剥夺与是否有必要被剥夺之类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涉到死刑的保留与废止,因而是对死刑的研究中不应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人权的角度审视死刑,所涉及的第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死刑是否能收到保护一般人的人权的特有的效果,或者说,死刑是否是保护一般人的人权所必需的。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如果死刑实际上可以收到保护一般人的人权的特有的效果,所谓保留死刑也是为了保护人权便是一个实际的命题,也是一个合理的结论。然而,如果死刑实际上无法收到保护一般人的人权的特有的效果,所谓保留死刑也是为了保护人权,便只是一个虚构的命题,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不愿意废止死刑的一个借口。

   刑法对一般人的人权的保护是通过惩罚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而遏止类似行为的发生来实现的。因此,死刑是否真正为保护一般人的人权所必需,取决于其是否能遏制其他刑罚不足以遏制的侵犯人权的犯罪的发生。保留死刑是为了保护人权的论点的提出者,既然主张死刑为保护一般人的人权所必需,理所当然地应该就死刑具有遏制其他刑罚所不能遏制的侵犯人权的犯罪的作用承担证明责任。然而,论者无法承担这样的证明责任。因为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一样,死刑是否具有大于终身监禁的边际效益,是无法证明的。既然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所谓保留死刑是为了保护一般人的人权,只不过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命题。

   从人权的角度审视死刑,所涉及的另一主要的也是更为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是,生命权是否可以被剥夺。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宗教、伦理、政治与法理等多个维度的解答。而从每一个维度所做的解答,又都是肯定与否定并存。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生命神圣,意味着生命来自上帝,任何世俗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剥夺。国家对犯罪人的生命的剥夺,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相对解释,可以证明是正当的,而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绝对解释,则可以证明是不正当的。所谓相对的解释,是一种附条件的解释,即把不侵犯他人的生命作为生命神圣的例外,亦即是说,所有不侵犯他人生命的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而一旦侵犯他人生命,侵犯者自身的生命的神圣性质也就丧失。国家对不再神圣的罪犯的生命,当然有权通过死刑予以剥夺。与此恰恰相反,所谓绝对的解释,则把生命的神圣解释为生命权是人一经出生为人便拥有的一种权利,其既然不是因出生之外的任何世俗的原因而取得,便当然不因为任何世俗的原因而丧失,自然也不因为犯罪而丧失,纵然犯罪是对他人的生命的侵犯。

   就伦理的角度而言,涉及到人权是目的还是手段,因而涉及到人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聚诉。主张人是目的的论者,势必主张人权是目的,也必然反对把人与人权作为手段的论调,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反对为了保护普通人的人权而剥夺部分人的人权的功利主义说教。据此,任何人的生命权都不具有工具价值,即使是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权,国家也不得剥夺包括犯罪人在内的任何人的生命权。而主张人是手段论者,则无疑要承认人权的工具价值,当然会认为罪犯的生命权可以为了保护他人的生命权而受到剥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益的保护者,只要是出于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的需要,国家便有权剥夺犯罪人的生命。

   以政治的角度而论,国家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对立。国家的权力越大,人民的权利所受到的干涉也就越大,所享有的自由也就越多。而国家的权力越小,人民的权利所受到的干预也就越小,所享有的自由也就越大。一个集权的爱好者,无疑会主张扩大国家的权力,因而必然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自由的干预,所谓人权,往往会被视为国家的恩赐,难以得到超然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会成为犯罪人的包括生命权在内的人权被任意剥夺的原因乃至口实。相反,一个自由的热爱者,则势必主张“干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反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强调人民的自由的增加。在这里,人权尤其是基本人权会作为国家权力的禁域而具有超然的价值。即使是罪犯,其生命权也会得到超然的尊重而不受剥夺。

   从法理的角度出发,刑法有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社会与个人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则社会与个人两受其害。为了使社会与个人两受其益,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社会与个人两受其害,刑罚既要讲求公正,也得追求效益。而无论是立足于公正还是着眼于效益,死刑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炽烈的焦点。立足于公正,一方面,人们可以从人权的平等性出发,强调生命权应该具有等价性,因而主张对剥夺他人生命权者处以死刑,以免因不处死刑而导致犯罪人的生命高于被害人的生命的悖论;而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主张,人权的平等性在于人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同等的保护,生命权的等价性不在于被杀者与杀人者的生命的价值对等,而在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权都应同样地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不同的杀人者所实施的相同的杀人罪,所应受到的惩罚应该相同。着眼于效益,笃信死刑具有遏制杀人的效果者必然认为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保护一般人的生命所必要,因而主张死刑是正当的。与此相反,不相信死刑能遏制杀人者则必然认为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对于保护一般人的生命是不必要的,因而主张死刑是不正当的。

   过多的展示宗教、伦理、政治与法理的不同的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以上扼要的分析,已足以说明,人权与死刑有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保留与废除死刑都是为了保护人权”这一保留论者与废除论者似乎均能接受的命题,不但不足以揭示人权与死刑的关系之争的复杂性,而且,回避了一个重大的实质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便是,死刑的存废之争的焦点决不在于罪大恶极的罪犯应不应该被处死刑,而在于罪犯是否与普通人一样享有超然于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干涉之外的生命权,说到底,也就是罪犯是不是人以及我们应不应该把罪犯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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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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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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