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会军 范如国:社会制度系统的复杂“二相性”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 次 更新时间:2016-08-20 10: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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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会军   范如国  
两种制度在其所对应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合理的,有一相必然有另一相,但都只是“制度”的一种 “相”,不可能由其中某一相兼并掉另一相,谁也无法把谁吞灭,而且“虚相”往往较“实相”更活跃,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一方总是存在着取代另一方的倾向,始 终进行着对立交替的非均衡运动。当前“公有制”、“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制度系统的“实相”,“私有制”、“民营企业”是我国社会制度系统的“虚相”,整 个社会制度二元结构的运动过程是“非均衡”的。因此,需要摈弃社会制度结构上简单的“一元论”或简单的非“公”即“私”的“二分法”思想,把“民营企业” 武断地当作公有制的对立面,有意无意地制约其发展。

   系统论认为,对立使系统产生动力,从而产生发展;统一使系统产生稳定,从而保证发 展,失去了某一面就没有了另一面,只有具备对立和统一“二相”的系统,才可能成为稳定发展的系统,也才是正常系统。运用“公有制—私有制”二相社会制度结 构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出现实社会中两种制度的竞争与运动,单纯采用哪一种制度来说明社会现实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根本属性都是片面、不科学的。当前,在全面深 化改革中,我们一方面要巩固“公有制”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发展各类“民营企业”,给它应有的发展空间,促使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正确发 展,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备的主体结构。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和高效发展,需要以社会制度系统复合“二相”性动态结 构为基础的整体性创新,单一的、某一层级的社会制度系统“二相”性结构创新缺乏稳定性,这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全面、全方位、深入地对不适应我国 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系统地清理、改革、创新,才能推动社会的新发展,促进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根据复合“二相”性原理,要注重社会 治理体系创新的“协同性思考”,不能顾此失彼,各自为政,导致治理创新的“碎片化”。社会制度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的各项制度要素之间必须是彼此适 应、互容协同的。

   社会制度系统的“二相性”特征,要求在社会治理机制上采用“虚实”结合的治理策略,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相结合,共同 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比如,互联网这个“虚拟社会”既是需要治理的对象,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平台和手段,这个平台打造和运用得好,就可以构 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反之,则可能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困扰。

   2.社会制度的“理性选择”与“自然演化”二相性说明,社会制度的涌现既要注重“理性选择”,又要注意“自然演进”。

   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是制度主体不断参与的过程,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也是制度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理性选择”的制度一般把绝大多数制度主体排除在制度设计之外,带有个人倾向性,往往过多地考虑某一些“情景”。

   当前,我国体制机制创新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重视所谓“精英式”人物关于制度创新的设计,即制度的“理性选择”或者“人为构建”,忽视制度创新中 “自然演化”的力量,忽视一般民众在制度演化中的价值和作用。这种人为构建的所谓制度创新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很容易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支配,在 这一过程中,谁的呼声高,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可能左右制度的设计。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构建出来的制度是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创新,但实际上可能是有利于某 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人为构建的改革很容易产生改革的变形,很难达到制度帕累托最优状态。比如,在我国37年的改革进程中,随着各种改革措施的不断 出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初具轮廓。但是一些改革策略和改革措施,要么偏离甚至背离了改革的目标,要么以不伦不类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破产法实施的 目的之一本来是为了调整社会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一些地方却借破产之机逃债;转变政府职能本来是为了减少政府机构,然而,这些年我们的行政机构及人员呈显 著增长的态势,行政开支不断上涨;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现政企分开,但是企业股份制改造后,一些政府部门依然故我地对企业 进行干预。

   3.社会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二相性特征告诉我们,进行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既要依法治国,制定科学、完备、系统的 法律法规,实施法治,又要加强道德建设、公共审美教育,用德治、美治来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依法治国是我国迈向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方面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社会凝聚力等特点,是实施复杂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手段,但光有法治是不够的。如果说法治主要解决治理的依据和工具选 择问题,那么,德治与美治则主要解决治理主体思想与精神层面的素养问题,是法治的基础。法治、德治、美治共同作用于“人”这个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治人之 “行”、修人之“德”,怡人之“心”,从而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国家“善治”之目的。

   4.社会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二相性表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非均衡”是制度系统的常态(实相),僵化、静态“均衡”的制度理念和制度结构没有前途。

   演化是制度的本质特征,制度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外交的内外部环境条件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现有的体制机制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演变。目前,在我国社会中强调制度创新,就是要淘汰一些过于“均衡”稳定 的,或者失去存在价值的制度安排,现实“稳定”的制度安排未必就是合理的。如果还是静态地站在原有制度环境和“语境”下看待现实复杂的问题,用一成不变的 体制机制结构和内容要求来分析、解决当前鲜活的现实问题,就会产生极大的不适应,甚至南辕北辙、谬误百出。社会维稳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就是 一个很好的说明。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及社会治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对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实践上执行不够找到原因。

   同时,从社会 制度系统演化的实际来看,制度创新中“非均衡”与“均衡”是交相辉映的。如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过多过快,表现出只有演化的“非均衡”态,人们将无所适从, 比如,中国的政策经常是发生改变,国人及外国投资者多有抱怨,因此,制度创新也需要相对稳定,需要“均衡”,如香港回归50年制度不变,等等。

   此外,社会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二相性启示我们,在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中,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是打破垄断、利益集团及其对政策的绑架。垄断或利益集团 希望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愿打破目前的“均衡”,不愿放弃对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可以想见,这种“均衡”不废除,有利于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新格局就不出 现,社会和谐就难以形成,社会“善治”就是一句空话,改革就会失信于社会。

   5.社会制度演化的“随机性”与“确定性”二相性表明,要时 刻注重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工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既要依靠国家及政府的力量,又要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积极倾听广大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呼声,吸取人民群 众的智慧;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提高基层代表的比例;大力发展各类民间智库,充分发挥民间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智力支持作用。社会的复杂系统结构特征表明,社 会公众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层级,具有强烈参与社会治理的愿望和动力,这就要求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必须重心下移,重视公众的参与权,尊重公众的主体地 位,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

  

五、结束语

  

   社会制度系统是一个复合二相对偶系统,“二相性”是社会制度系统内 在的本质规律性。这一关于社会制度演化机理的一般性结论统一了现有关于制度演化相互对立、甚或相互矛盾的观点。这一结论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当我们 用制度“二相”性思想来进行社会制度设计及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时,就不会被繁杂的表象所困扰,而是按照其“二相”性内在规律,有针对性、卓有成效地展开制度 设计与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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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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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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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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