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刃韧: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经典理论之重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23 次 更新时间:2016-08-20 10: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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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  
但是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否则就不符合“自己的高贵天性”;“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或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65]弥尔顿和马克思的这些话至今对那些“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仍然是面镜子。不过,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情况下,更多也更可耻的是那些为了个人卑鄙目的而竭力对当政者歌功颂德和搞政治投机的“冒牌学者”。

  

   (七)结论:新闻出版自由是首要自由

   早在1644年,弥尔顿在他那篇著名的国会演说中就曾指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66]马克思也明确地得出以下结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只要自由的某一种形式受到指责,那么,整个自由都受到指责,自由就只能形同虚设,而此后不自由究竟在什么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将取决于纯粹的偶然性。[67]

   人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人的思想必然会遭到控制和压制。压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压制思想自由。正是从思想自由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闻出版自由是人的各种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中最为核心的权利。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因而所有的政治选举都不过是徒具形式。事实上,有无新闻出版自由是确认民主制度的试金石。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也就没有学术自由,国家的社会科学及文化事业就会停滞不前。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机关和官员就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监督,就更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是确立法治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法治与新闻出版自由

  

   (一)马克思所阐述的法治原则

   书报检查制度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因而也必然是法治的对立物。在1842年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法与新闻出版法进行了比较:在新闻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书报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书报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新闻出版法却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它把自由当作罪犯。对任何一个领域说来,难道处于警察监视之下不是一种有损名誉的惩罚吗?书报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新闻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

   可见,马克思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另一类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区分两类法律的标准是对自由的立场:在前一类法律中“自由是被惩罚者”;在后一类法律中“自由是惩罚者”。据此,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属于前一类法律,即只具有法律的形式,不是真正的法律,而是一种警察手段。而且书报检查法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因为它所希望的它达不到,而它达到的又不是它所希望的。[69]

   关于书报检查官与法官之间的根本差别,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有义务把法律运用于个别事件时,根据他在认真考察后的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书报检查官则有义务根据官方就每一个事件向他所做的解释来理解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不独立的书报检查官本身就是政府的一员。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在法官面前受审的是新闻出版界的一定的违反行为,而在书报检查官面前受审的却是新闻出版的精神。法官根据一定的法律来审理我的行动;书报检查官不仅惩罚罪行,而且他自己也在犯罪。如果我被提交法庭受审,我的过失一定是违反了现行法律,而在法律受到破坏的地方就至少应当存在着法律。在不存在新闻出版法的地方,也就没有新闻出版法可能被违反。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控告我违反了现行法律。它宣布我的意见有罪,因为这个意见不是书报检查官和他的上司的意见。我的公开行动愿意听从社会、国家及其法律的审判,但是它却被提交给隐蔽的纯否定的势力审判,这种势力不能被确立为法律,它怕见阳光,而且不受任何普遍原则的约束。”[70]

   这里,马克思阐述了有关法治的一些重要原则。

   第一,法官独立和中立原则。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这也是法治的基本指标。与“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相反,“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71]因此,独立的法官不应接受政府或任何当政集团的指令,只能根据法官自己对法律诚挚的理解来运用和解释法律。法官的独立还包括在审判中完全中立的地位,法官既不属于当事人也不属于政府。

   第二,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应规范人们的思想和意见。法官对出版物的审理只能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来裁定客观行为,而不能像书报检查官那样没有法律依据却捏造思想罪行。

   第三,审判公开原则。法庭审理案件应该向社会公开,遵循一定的程序。而书报检查制度却是对作者的“怕见阳光”的秘密审判。

  

   (二)良法之治

   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分析中还涉及到法治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法的本质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早在1690年,洛克在《政府论》下卷就揭示了在法治之下法律的目的,即“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72]马克思关于法律本质的认识与洛克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73]马克思还指出,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它是法(Recht ),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没有被采用的时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应当存在,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Gesetz )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74]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法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自由的法(Recht)。在德文中“法”(Recht)除了有法的涵义之外,同时还具有正义和权利的涵义;另一类是指一般形式的“法律”或“法令”(Gesetz)。在马克思看来,保障自由的新闻出版法是前者即“法”(Recht)的体现,而压制新闻出版的书报检查法令虽然具有“法律”或“法令”(Gesetz)的形式,但却不是合法的。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法的认识,即法的本质应当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法典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圣经。压制自由的法律,无论是书报检查制度还是奴隶制,尽管具有法律形式,但都不是合法的。

   这里,马克思表达了两个重要的法治思想:一个是法的本质应该是对自由的肯定和保障;另一个是恶法在本质上是不合法的。而判断是良法还是恶法的标准就在于是保障自由还是压制自由。即使是以“新闻出版法”为名的法律,实质上也可能是一部新闻管制法,即压制自由的恶法。压制自由的法律尽管有法律的形式,但仍然是不合法的。真正的法治就应该为良法之治。

  

   (三)关于新闻出版法

   马克思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时对制定保障自由的出版法有很高的期待,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在他看来,“新闻出版法根本不能成为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不可能成为惩罚恫吓的一种预防罪行重犯的简单手段。恰恰相反,应当认为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新闻出版法就是新闻出版自由在立法上的认可”,因为它就是自由的肯定存在。[75]马克思还反复强调:“新闻出版法是一种法,而书报检查法则是一种非法。”[76]

   然而,事实上后来包括普鲁士在内的许多国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并不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么理想,反而常常是以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为其目的的法律。这说明,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制定新闻出版法并不必然会导致保障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在1848年7月,他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出版法案时说:“出版法案第10条是上述一切条文的顶点,它规定:凡是在国家官员执行自己职务方面诽谤国家官员的人,罪加一等。”又“根据刑法第222条规定,如果官员在执行职务时或由于执行职务而遭到言语上的侮辱,侮辱他们的人应判处一个月到两年的徒刑”。“从这项法律生效的那一天起,官员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逞凶肆虐、横行霸道和违法乱纪了:他们可以放心地打人和命令别人打人、进行逮捕和不加审问就加以监禁。”[77]1849年3月,马克思进一步揭露普鲁士关于出版自由的改革法案是浸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该法案所规定的“出版自由”以及“公开审判”都是在戒严条件下,因此在出版自由的“旁边还有绞架!普鲁士法的绞架!”[78]

   因此,以压制新闻出版自由为实质内容的“新闻出版法”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书报检查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是真正的法,而只是一般形式的法律或法令,因而同样都应是不合法的。一个国家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并不在于是否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在于制定了新闻出版法。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只是第一步,如果事后制定名日“新闻出版法”但却是压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恶法或存在着任意处罚制度及限制措施,实际上与中外历史上的焚书、禁书、迫害作者没有什么两样。正如英国宪法学家巴伦特所指出的那样,事先审查与事后惩罚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在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事实上,预期的刑事惩罚要比事先审查更令人胆寒,因为出版者会同时面临着起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的判决。[79]

   近代以来,不少国家甚至在宪法上也规定了新闻出版自由,但并不一定会带来新闻出版自由。早在1848年,马克思在批判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案时就指出:“在宪法草案和‘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有一条规定:‘书报检查永远不能恢复’,但是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庄严重要的规定听起来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嘲笑!”[80]1852年,马克思在对路易•波拿巴政变后的法国宪法分析中也指出在宪法上的附带条件中实际上又废除了这些自由。[81]事实上,现代各国的宪法一般都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但由于许多国家仍缺乏法治和民主,有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宪法规定通常不过是一文空纸而己。因此,仅仅有新闻出版法或者在宪法中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款并不等于新闻出版自由就能得到保障,关键还在于一个国家是否确立了有效限制国家权力并维护个人自由的法治和民主,新闻出版自由能否得到独立和公正的司法保障。

  

   (四)新闻报刊的监督作用

与法治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新闻报刊对官员和对各种制度的监督作用。由于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令规定禁止发表“凡怀疑个别人的或者(意味深长的‘或者’啊!)整个阶级的思想的作品,使用党派名称和进行类似人身攻击的作品,也同样不得发表”,马克思指出:“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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