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记账货币,理解货币本质的一把钥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5 次 更新时间:2016-08-20 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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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上卷开篇第一句话,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指出:“记账货币(money of account)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记账货币是和债务以及价目单一起诞生的,债务是延期支付的契约,价目单则是购销时约定的货价。这种债务和价目单不论是用口传还是在烧制的砖块或记载的文件上做成账面目录,都只是以记账货币表示。……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货币的性质(character)是从它与记账货币的关系中得出来的,因为债务和价格首先必须用记账货币来表示。”(Keynes,1930,p.3)

   在做了上述简短的定义之后,凯恩斯在《货币论》上卷数章中分析了当时他观察到的许多货币的存在形式,包括记账货币、商品货币、正式货币、国家货币、银行货币、管理货币、流通货币、收入货币、营业货币、储蓄货币、不兑换纸币、正式货币、表征货币,等等。8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真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凯恩斯对货币分了那么多类,甚至也不知道他说的每类货币到底是指什么。

   尽管如此,但是,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前几章中的,确实说出了一个至今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乃至货币史家都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重要事实,货币的存在形式之一是“记账货币”。这一点对理解到底什么是货币,以及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货币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当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均有着切实的意义。实际上,经济学中的许多困惑都似乎与这个问题有关,而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世界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

   我们已经知道,自从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以来,商品货币说一直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都是如此。按照这一流行的商品货币理论还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是市场交易的媒介。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卡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当然,在21世纪的当下世界,尤其是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之后,各国的货币已经越来越变成了一种“无锚的电脑数字”了,因而似乎今天很少有人再讲商品货币观了。但是,由于数百年来经济学的传统教说与理论承传,许多人实际上还是在信奉着商品货币观,结果仍然不清楚货币的本质是什么,甚至连货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很多经济学家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而大多数民众,更是相信货币总是政府机构和央行铸造出来和“发”出来的。

   这里关键的问题人们还是没有意识到,从古到今,货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除了金银、铸币、纸币或任何一种商品货币外,还有一种“记账货币”。不但在今天的21世纪是如此,甚至在远古的任何时候和许多国家和文明中也曾经是如此。按照人类学家格雷伯的研究,商品货币,如金银、金银铸币等等,作为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极少在买卖东西时使用”(Graeber,2011,p.60)。只是在大额市场贸易和最后清偿债务的必要时,才会用到。

   且到了现代社会,随着现代银行的产生,货币越来越采取记账货币的形式了。乃至到今天,像美国、英国等这些现代国家,记账货币已经占货币存在形式的90%以上。正如笔者在上次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按照我们现在(2016年6月末)149.1万亿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

   也许我们今天还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越来越不用现金(包括纸币和铸币),而越来越用银行账户转账的支付和清算形式,只是到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后的一种现代和当代社会现象。但是,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著的《债:第一个5000年》的研究,记账货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而是像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说的那样,应该是货币的“原始概念”。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格雷伯就问了这样一个现代的问题: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变成信用卡内的数字,美元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

   但是格雷伯认为这样的认识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识。因为当人们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问题是,人们所要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虚拟货币(virtual money)没有任何新颖之处”(Graeber,2011,p.17)。

   格雷伯说:“事实上,虚拟货币正是货币的原始形式。信贷系统、账款,甚至花费账目,要比现金(case)出现远远早得多。它们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历史上存在过金银块货币(bullion)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里假设金银就是货币,也存在货币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虚拟计量单位的时期。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但是,根据史实,是信用货币率先出现,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同上)

   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在人类最早的农业帝国时代(公元前3500年—前800年),远古的人类社会主要使用虚拟信用货币。然后到轴心时代(Axial Age,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随着铸币的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和铸币。再接着,虚拟信用货币在公元600年到1450年回归了。到了15世纪后,随着欧洲人发现了美洲金银矿,大量金银流入欧洲,欧洲各国也随之实行了数百年的金银货币时期,且这一金(银)本位制一直延续到1971年尼克松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人类社会随之进入了无锚的信用货币时代,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大都进入了无锚的电子数字“记账货币时代”。

   格雷伯首先发现,信用货币最早曾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人类所知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普遍流行过:“在巨大的庙宇与宫殿中,货币很大程度上起到的是记账单位的作用,而不是实际的转手。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这些多以泥板为物理形式出现,上面刻有未来偿还的义务,这然后又用粘土封装起来,上面盖有贷款人的标志。出借人会保留这个包封,作为信物,到偿还时再打开它。至少在一些时候或地方,这些封存的文件发挥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可转让票据(negotiable instruments)的作用。”(见中译本,第208页)

   这确实证明了凯恩斯后来的断言,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古埃及,国家和庙宇官僚掌控一切:“税收种类繁多,国家不时发放分配款、工资和报酬。在这里,货币同样明显地是会计手段。基本单位是德本(deben),或者说是‘度量’,最初指的是谷物的度量,然后延伸到铜或银。有少数记录明确显示,这些材料在交易中不会拿出来称重量……”(同上,第211页)

   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史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古希腊荷马时期,人们曾用牛做货币。德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劳姆(Bernard Laum)曾发现,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当人们衡量一条船或一套盔甲时,人们确实是用公牛做度量单位(因而史学家们认为荷马时期古希腊社会是用牛做货币)。但是,劳姆也发现,古希腊人在进行物品交换时,实际上从来不会真的为任何物品支付公牛。这么做的原因是,公牛是当时古希腊人供奉神祗的祭品,因而代表绝对的价值。(同上,第59页)由此我们今天也可以认为,荷马时期的古希腊,与其认为牛是一种商品货币,毋宁认为古希腊人用“牛”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一种“money of account”。

   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从苏美尔人到希腊古典时期,尽管人们支付长工干活会用金银(块/粒)作为货币来支付,但金银主要是作为寺庙的祭品用于供奉:“在世界各地,货币似乎都是从最适宜供奉神祗的物品中诞生的。”(同上,第59页)

   到了轴心时代,在公元前600年期间,在西安托利亚(今土耳其境内)的利迪亚王国、印度的摩揭陀王国和中国春秋时期(Niv Horesh,2014,Chinese Money in Global Contex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20),几乎同在一百年间出现了金属铸币,接着在希腊城邦国和古罗马,乃至在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铸币盛行起来,欧亚大多数社会随之进入了铸币时代。尤其是在商业帝国古罗马的各时期,铸币大量出现和广泛使用。但是,到了中世纪(公元600—1450年),“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方,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上,第241页)。

   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人们生产少量的硬币,货币在本质上仍带有很大程度的信用货币的性质。还有,“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微粗略地浏览一下‘野蛮人的法典’,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黑暗时期的顶峰,人们仍在用罗马货币仔细地记账,以及计算利息、合约和进行抵押”(同上,第242页)。这说明记账货币在欧洲中世纪普遍存在。对此,格雷伯说:“中世纪到来的标志之一是一切走向抽象:真实的金银大多积存在教堂、修道院和寺院了,货币再次成为虚拟的单位。”(同上,第256页)

   格雷伯还发现,几乎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北宋年间出现了“飞钱”和“交子”,并出现了类似于银行的经营类业务(banking operations),即一些类似唐代柜坊的交子铺或交子户,以接受现金和金银锭块代为担保,然后允许储户用他们的收据作为承付票。到公元1023年,最终由北宋朝廷设立了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机关的“交子务”(并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13—320页,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专门谈到)。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在这一时期的近东的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承付票据“sakk”和“ruq’a”,这些支票可以汇钱和转让信用证可以穿越印度洋和撒哈拉沙漠。因此可以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记账货币(同上,第262—263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债:第一个5000年》中,格雷伯还注意到了11—13世纪的两位波斯的两位智者加沙里(Ghazali,1058—1111)和图西(Tusi,1201—1274)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述,并认为他们对货币和语言的论述可能曾经影响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关于劳动分工和语言的论述。格雷伯发现,在加沙里的《圣学复苏》(Ihya)中,他曾这样认识货币的本质:“一样东西只有当其本身没有具体特殊形态或特质时,才能与其他的东西相联系——例如,一面没有颜色的镜子可以反射所有的颜色。货币也是如此。它本身没有目的,但它起到媒介的作用,促使实现财货交换的目的。”(同上,第267页)加沙里对货币的本质的这些认识,现在看来甚至超过许多世纪后一些大经济学家对货币本质的认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其他地方一样,铸币开始消失,“货币回到了虚拟状态,人们继续根据罗马货币计算成本。之后,到了加罗林时代,人们使用的是‘想象的货币’——这是一套纯粹构想出来的系统,包括镑、先令和便士。这个系统通行欧洲,用于记账,直到17世纪”(同上,第269页)。

格雷伯还发现,中世纪的国王们定期发布政令,修改他们的硬币与记账货币的关系,国王们频繁地召回硬币进行重铸。在这一时期,“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交易完全不需要使用现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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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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