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基本理论话题。但凡对此给予系统思考的研究者大多都承认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能是循序推进，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优先“突破口”问题则存在着鲜明的观点差异。有研究者总结中国思想界的演变历程指出，从魏源主张“睁眼看世界”到之后的“洋务运动”，体现了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第一阶段，即主要关注器物引进的时期；伴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同治中兴”的结束，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进入到第二阶段，即开始反思社会组织形式与政治制度的时期；而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波折则引导中国社会思想进入到了启蒙的第三阶段，即开始深刻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时期。 可以认为，以上三个阶段所构成的序列过程体现了中国人在寻找社会变革“突破口”过程中的艰辛探索，最终，中国传统文化被“摆上台面”，成为了人们认为“亟需变革”的核心内容。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以王韬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开启了对中西文化（或者可以说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而以严复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之根基在于以个体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才郑重地提出了他的“新民说”理论，推动中国的社会思想启蒙转向了以“文化”为重心的第三个阶段。
围绕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话题，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界出现了剧烈分化，大概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观点：中国文化优越论（通常被称为“复古论”）、全盘西化论（也有学者称为“充分世界化”）、中西文化调和论（即各种“折中主义”）。通过对以上不同的观点及其社会影响的对比可以发现：占据当时社会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既不是以辜鸿铭等为代表的复古论者，也不是以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而是各色“文化折中主义者”，他们几乎都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式的中西文化调和。面对日益激烈化的社会思想论辩，中西文化调和论者必然要回答两个问题：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精华元素分别有哪些？它们之间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某种甄选性“调和”，其实践的依据何在？在这种情势的催促下，中国社会思想界开始有人尝试通过开展“社会实验”来证明中西文化调和的可能性，他们将“农民的思想改造”（即教育）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并配合开展生产合作化、新型社会组织建设等其他改革事项，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我们姑且将这种思想和行动方式统称为“文化改良主义”。尽管不同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但其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强调“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而且都认可“文化调和”的可能性，尽管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梁漱溟也曾经认为这种“调和”很难做到，但他最终还是在行动上遵循了这种思想观点的逻辑，因此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化改良主义者。
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它虽然只是以少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变革实验为“呈现”形式，但背后却蕴含着整个中国主流社会思潮激荡演进的逻辑，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国民理想所自然孕育出来的一种现实选择。虞和平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是试图对旧有的中国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具有一定现代化性质的改造，显示了一种农村改造的现代性模式。作为乡建运动领袖之一的晏阳初更是明确地提出，乡村建设运动的使命就在于“民族再造”，使国人走出“愚贫弱私”的状态，提高其素质，从而达到挽救中国的目的；他针对中国文化改造的“紧迫性”指出：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 不是别的, 是民族衰老, 民族堕落, 民族涣散, 根本是“人”的问题; 是构成中国的主人, 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 而且病至垂危, 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 它的根本性, 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 结果恐怕是白费力, 白牺牲”。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冲突”，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丧失了社会固有的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因此，国人应当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晏、梁两位先生提出的以上“公开主张”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旗帜，他们推行的各种改革实验更是广为人知，虽然二者之间在一些思想理念和行动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他们共同搭建起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舞台”。此外，陶行知在南京北郊、黄炎培在徐公桥、高阳在无锡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都可以视为这座舞台上的重要演员，甚至费孝通先生提倡的“乡土重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另外一种乡村建设路径的探索，只是当时尚未付诸相应的实践，因而没有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性质定位，中国学界虽然存在着细微的认识差异，但主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是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就是旨在“挽救中国”的一种改良主义政治模式，它体现了当时中国多元社会思潮的其中一支；尽管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是很显然，“传统文化的改造”处于核心位置。也可以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在于：通过对乡村文化的现代性变革来达到全面振兴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目标，而这种变革的基本指导方针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进行合理的“整合对接”，这种思路也正是前文所述“文化改良主义”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清末以来的“文化改良主义”思潮自然演化的社会结果，更是这种思潮的实践载体，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体两面”的。
众所周知，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开始就受到了很多学术界人士的质疑，经过不到十年的探索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宣告终结。从表面上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看似源自于一场来自外部影响的战争，而事实远非如此，不少学者都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的实际工作是从哪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 正因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 使它没能也不可能解决外国农产品的大量倾销、土地分配严重不均和农民负担过于沉重这三个问题, 它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就此而言, 兴起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30年代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有的学者直接指出，和谐农村社会建设只有在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合理健全的环境下才能进行, 而这一点，正是近代中国所不具备的。显然，以上这些观点都提出了“制度建设”优先于“文化改造”的理论命题，以革命论者的姿态对“文化改良主义”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还有学者从另外的理论视角来反思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当中所隐含的内在逻辑问题，比如“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陈序经先生就曾经明确提出，乡建派的理论错误主要有二个: 一是理论上的复古倾向，二是根本性的错误即在乡建者强调“以农立国”论；即是说，由于民国乡建运动所秉持的文化理念与世界发展的潮流方向相悖，因此很难获得成功。由此不难发现，以陈序经为代表的所谓“西化派”对民国乡建运动的批判和反思有着自己的独特立场，与政治革命派之间即有相同点，又存在差异：他们都认为，改造农村和农民文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的核心问题；但是“西化派”主张通过逐渐地“全面效法西方”来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但是又不认为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革命，因此，在与政治革命派共同质疑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又与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立场差异。
二、“文化改良”的相关问题
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算起，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检验，“文化改良主义”思潮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实践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然而，海内外的文化改良主义思潮至今仍然十分活跃，以各色新儒家为代表的很多学界人士仍然痴迷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调和思想主张，有人大声呼吁重建中国文化，有人提出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甚至有人主张通过不断发掘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政治智慧”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同时，这些或者新鲜或者老旧的文化改良主义观点还受到了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所以，其社会影响力还在进一步扩大；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很有必要围绕本话题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以加深对这种拥有持久历史影响力的社会思想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
（一）文化改良的依附载体
文化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学术概念，可以从内容、传承、效用、差异和普遍性等多角度进行界定，因而其定义的外延具有很强的弹性，但是结合诸多的“文化”定义也会发现其相互重叠的核心内容，那就是特定人群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动倾向，它又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人心”。特定社会的各种文化元素是与经济生活和政治制度等其他社会元素紧密地缠绕为一体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十分类似于运行在其他社会硬件要素上的软件系统,所以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文化的改良必然会触及其所依附的其他社会元素,或者说,它需要一个与自身改变相适应的社会实体要素作为支撑平台,若不具备这样的社会载体,文化的任何改变都会变得十分艰难；也就是说,在其他社会要素特别是经济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发生明显改变的情况下,文化的“首先改造”就显得缺少了物质基础,从而很容易沦为一种空想。进一步而言，相对于经济生产方式和某些政治制度元素的改变，文化率先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就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所在。
有学者对清末民国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证实，当时的基层农村出现了所谓的“国家权力下沉”现象，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乡绅阶层沦为政府统治农民的“帮凶”，地方社会的精英开始演变成为典型的“赢利型经纪人”。很显然,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当时中国的“生态政治”所塑造出来的,是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结构和帝国集权政治体制经历外国殖民势力冲击之后的一种自发演变结果。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尽管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由于缺少现实的社会物质载体,中国乡村文化的改造运动必然难以取得效果，不仅普通民众的素质没有明显提高，而且还出现了社会精英群体的道德衰落，乡村的社会解体与文化衰微趋势进一步加剧。正是基于对这种情况的强烈认识，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以文化变革作为切入点的社会运动并不具备所需要的社会前提,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儒家文化改造为核心, 并力图实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的现代结合；这一取向实际上仍未逃出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窠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失败的命运。应该承认，这种结果主要是由“文化”在社会系统当中的“依附性”地位决定的，而任何缺少独立运作能力的社会变革都可能因为缺少必要的“依托载体”而随时面临着夭折的结局。
（二）文化改良的运作方式
根据以上对文化核心内容的探讨可知，文化改良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变革人心”，而它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应当如何来具体运作这一看似十分合理的社会理想呢？显然，相对于明文规定的法令制度、具体的经济生产技术等其他社会要素而言，散布于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文化”显得更加“捉摸不定”，在这种情势之下，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文化的变革方向都成为了问题，遑论对其进行操作化处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套社会运行规则在人们内心中的各种“自然反射”，当人们置身于一种既有的社会生活样式之中，又如何可能会选择与这种生活样式不配套的新观念？因此，文化改良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可行“运作方式”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利用，转变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启良先生对此论述到：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必须弄清楚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关键是怎样“取”和怎样“去”…对于传统文化，还必须考虑它的精华与糟粕是否能依人的主观愿望，想“取”就可以取，想“去”就可以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像民主自由这类东西，有人看作是精华，有人看作是糟粕，是洪水猛兽。由于对精华和糟粕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所以这套话语又很容易被某些人所利用，作为愚民和役民的思想工具。其结果，恐怕所“取”的恰恰是糟粕，所去的恰恰又是精华。
与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当代理解”相关，中国学界目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理想”主张，即尝试将马列主义思想、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改良理论以及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共同抵制所谓的“全盘西化论”，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主张其实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政治革命路线与文化改良路线的某种“再整合”，若从“纯粹理想”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奇妙构思，倒也不乏创新之处，但可以想见的是，这套社会变革思想一旦付诸实践，其中的悖论就会接踵而至，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相应的社会实践，甚至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无原则的“对现状的捍卫”。结合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并反观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结果，目前出现的这种社会理想就更加值得反思了。
（三）文化改良的动力机制
以“变革人心”为中心任务的文化改良虽然经常以少数人的倡导为起步，但是其最深厚的动力源泉注定只能是基层社会的广大民众，离开了他们的主动参与和自我改变，文化改良就失去了根基。然而，中国基层民众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养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体现为一种摇摆于对社会现实的“高度容忍”和“彻底颠覆”这样的“极化”心理状态，孙隆基先生将之概括为一种“铲平主义”心态。很明显，这种大众心态对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路线造成了致命的威胁，而极易造成大规模的激进革命之形势，相信，这种独特的“国民性特质”正是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革命路线最终战胜改良路线的历史惯性力和传统文化作用力。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文化改良实验实际上缺乏一种可靠的动力机制，中国基层民众的特有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很难真正接受一套“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路线，更谈不上身体力行地主动去实践这一社会理想了，这应当是中国乡建运动更深层次的“先天不足”因素。
民国时期，在自己国家长期遭受到国际不平等待遇的情况下，中国人已经将“民族振兴”作为最为核心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在抗战爆发之后，这种民族情绪变得更加浓重，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就导致中国民众不再有耐心去等待“改良”，而“政治革命”的简约化社会变革之路便水到渠成地演化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从这种国民大众心态的转变过程中不难看出，与其说抗日战争中断了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还不如说中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毁灭了中国所有的社会改良路线。可以稍显武断地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惯性决定了乡村建设运动这种颇具“折中主义”色彩的社会变革方式难以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改良主义路线注定要被已经酝酿成熟的“革命洪流”所冲毁；而这背后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土壤上根本就难以生发出文化改良的动力机制，这是中国数千年帝制文化的必然结果。
三、文化改良主义的内在理论困境
从上文对文化改良的依附载体、运作方式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内容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要素之一，具有鲜明的历史连续性，而且在其他社会要素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之下，它很难率先进行自我变革；因此，针对它而开展的任何改良行动都难免具有“保守”和“空想”的色彩，这与文化的本质特征有着天然的关联。进一步而言，文化改良主义思想之所以难以取得在实践领域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它从根本上忽视了很多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围绕着对这该理论问题的辨析，我们可以分别从文化整体性、文化元素的嫁接、文化的“维模”功能三个角度对其做更进一步的详细阐释。
（一）文化整体性与核心价值观
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反对派代表人物的陈序经先生曾经反复指出，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系统，其本身上是很难被拆分的, 它的各个元素都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这就是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一种文化形态区别于其他，最为关键的标志是核心价值观的差异，而同一文化体系的自发演变又经常体现为“文化重心”的转移。这种“文化整体性”理论已经获得了一些人类和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应该就是本尼迪克特对其“文化模式”理论的阐释；以及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对人类心理结构之“内在整体性”的考察，这些理论成果都间接地阐明了文化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基于对此理论观点的独到认识，陈序经先生又在与友人的论辩过程中明确地指出，个人主义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只有引入这种核心价值观（即他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社会才可能从根本上进入到现代化状态，但“在孔家思想统治之下，中国决没有法子去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没法子产生，中国文化的改变，至多只有皮毛的改变，没有彻底的主张”。在陈序经先生看来，文化改良主义者只是关注到对中西文化当中各种细节元素的“修剪”和“拼接”，却忽视了对两种核心价值观之间的截然对立关系，因而根本不可能有可操作方案。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存在着其独特的“基因”，它集中体现为某种超级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只要是这个文化内核不变，对其他各种文化“枝叶”元素任何形式的“改良”往往都会沦为“新瓶装老酒”的结果；只有改变了其“核心价值观”，某种文化形态才可能具备自我改造和调适的能力。在新的核心价值观确立过程中，传统文化元素自发跟进，要么在它的吸附力作用下转化为新要素，要么自动被淘汰掉，甚至还有些元素会原封不动地进入新的文化体系，从而最终形成某种“地方特色”的新文化形态，而绝不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全盘改变”。显然，这种结果恰恰可能正是文化改良主义者所努力追求的，但这绝不是“文化改良主义”思维路线的自然成果。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首先接纳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而不再是纠缠于对其细枝末节文化要素的甄选工作；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转化为“个体主义”的，那么所有的文化改良工作都将沦为对传统的表面“装饰”，而很难撼动其内在的本质属性，甚至还可能增强传统社会规则的运作能力，更不要说以此来推动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了。
（二）文化元素的“嫁接”及其结果
中国的文化改良主义者经常回避对“核心价值观”的深究，而热衷于将西方文化当中的所谓优秀元素“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上来，希望以此“尽收两者之利”，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断被破坏，而新的文化形态却迟迟不能建立，很多的外来文化元素飘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外围，时而发生碰撞，时而进行磨合，最终，一种不伦不类的“多元文化结合体”也就被制造了出来。但是很明显，这种文化形态由于缺少内在的“匹配性”而难以形成凝聚力，又由于新的“文化整体性”难以确立，中国的文化断裂（堕距）现象就显得日益严重，信仰缺失正是其最鲜明的体现。而且更为吊诡的是，我们越是强调“改良”，中国的乡村社会状态似乎越是恶化，对各种不同文化元素的精心“嫁接”不仅未能结出更高品质的果实，还导致了原有品种的退化。
文化改良主义者极力推崇的“文化嫁接”不仅容易导致文化整体性的破坏，还可能扭曲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很多传统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捍卫者为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经常刻意将有利于自己的外部文化元素引入本国传统文化内部，从而进一步强化传统文化对落后政治秩序的稳定功能，其结果自然是“集中外文化糟粕于一体”，而两种文化的精华元素却被“人为淘汰”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落后政治模式和运行逻辑不仅很难因新文化元素的引入而得到改观，甚至还会促使其走向更为极端的方向。因此，只有克服文化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勇敢面对不同文化形态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果断地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中国才可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从而顺利地建设一种新的现代文化形态。
（三）文化在社会系统中的“维模”功能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系统当中，文化元素具有天然的“惰性”，是最难以进行率先改变的成分，社会学家帕森斯先生在其知名的“AGIL”理论模型当中曾明确指出，相比于其他社会元素而言，文化主要是发挥着“维模”的功能，即强化其他社会要素既有运作模式的作用，所以，任何社会的变革都很难从文化（或曰大众心理）层面开启。英格尔斯先生曾经也提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但很多国家在培育民众的“现代人格”过程中都经历了很多挫折，相对于其他社会元素而言，文化元素的变迁呈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特征。政治学界的亨廷顿先生等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传统文化是制约第三世界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强大阻力，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又离不开国民大众价值观的改变，很多国家因此而陷入了社会发展的陷阱。从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大众的基本思维和行动方式经常体现为某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层面的行为习惯，它通过自身基因的不断“自我复制”程序而具备了“自我强化”的某种超级能力；若没有生存环境的显著改变，它们是很难被作为“操作对象”来进行人为“改造”的。因此可以说，企图以改良传统文化作为社会变革突破口的设想几乎就是一种“幻想”，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四、 结论与讨论
立足21世纪的当代中国回望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应该会有五花八门的情感评价和理论总结，但是不管大家如何表达自己的何种情感，总是需要从社会理论层面上对其进行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考，否则我们就真的“辜负了”这段宝贵的百年历史，更难以对当下的这个重要时代做出合理与适当的“定位”。有学者将民国时期那一批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晏阳初模式”，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了剖析，认为那是一种“成问题”的“社会医疗”（建构主义性质）思维，根本不可能把握住真实的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更不要奢谈对其进行“规划式”的改造了。在笔者看来，以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作为参照，中国乡村显然存在很强的“时代不适应性”，这也确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核心冲突所在，但是“问题的存在”不代表就“必然存在相应的直接解决措施”，该问题注定需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中来解决，身处这个过程之中的思考者必然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思想纠结”，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智、共相与个性之间努力寻找化解传统与现代冲突之道的费孝通最终却陷入了无可逃遁的紧张。这与其说是费孝通个人思想中的张力，毋宁说是处在民族认同与现代性诉求结合处的知识分子的共有困境。
有困境就有挣扎和探索，文化改良主义应当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民族命运问题的一种艰难探索。关于如何从理论上考察这种思想和行动方式，陈序经对梁漱溟等乡建派的批判至今还有着重要价值，其中最大的启发应当在于：文化不是可以任意捏弄的“泥人”，它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所以很难将其作为变革社会的合适“纽带”。文化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人为的甄选工作实现一种旧文化基因与新文化表象的“有效链接”，这种“理性规划式”的文化建设之路看似一种合理的社会变革模式，其实只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的空想，充分体现了哈耶克向世人所警示的那种“理性的自负”。当文化改良主义者纠结于各种“现代”与“传统”文化要素“如何嫁接”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跳进“如来佛的手掌心”，从而不可能抓住真正要害的工作；针对此，胡适先生曾经指出，用理智来教人信仰我们认清的大方向，用全力来战胜一切守旧恋古的感情，用全力来领导全国朝着那几个大方向走——如此而已。即是说，在文化变革问题上，作为社会个体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指明方向”，而根本不可能再从事“更细致”的具体工作了；有学者还指出，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其实就是一种要在中国确立现代性精神的理论，显然这就是一种指明方向的“整体性事务”，而丝毫不涉及文化改良主义所追求的文化改造工作。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变革在“方向上”出了问题，即使再细致的“改造规划”都必然沦为泡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难以取得成效，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各种细节规程的失当，而在于其努力的方向本身存在问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文化改良主义”思想及其实践的自然规律。关于文化的变革，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在于：确立一种作为方向指南的“核心价值观”并持之以恒地给予提倡，在此基础之上任由中西各种文化元素自发生长开去，只要这种新的文化内核具有时代生命力，那么它生长的具体路线是不需要也不可能被规划的。有意识地把“旧的最好的东西和新的最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企图，无论动机是多么美好而善良，都将由于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其他结构相互之间的奇异依存性而注定要失败。当前，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文化转型，它是继社会转型之后的更深刻变革...文化无疑是为着人的需要而存在，当人的需要发生改变时，文化转变也就不可避免，任何文化倒退的追求都是没有实际意义可言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后，终于开始对中国文化发挥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文化改良”意义上的主动变革，而是一种自发性的社会发展逻辑过程；可以预见的是，这个过程将启发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想格局给予认真的再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