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赵秀宁: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 次 更新时间:2016-08-14 16: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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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赵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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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秀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1930~40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①,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1934~1935年,1944~1945年)。在日本侵华、国难当头和全民族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既是甲午战争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民国时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抗战学术史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不应或缺的一页。

   已故的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在1994年写就的《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②一文中,将1930至1937年定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并列举了当时的主要作品,总结了其研究特点,但惜未涉及此后及至1940年代的情况;在2000年写就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③一文中,将1930年代开始的近20年间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创与奠基时期”,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评述,但罗列的重点仍然还是1930年代。而且,戚先生的上述两文,因其重点在于总结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学术成果,故对于194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情况和成果,只是作为新中国研究史的背景和引子来进行回顾,难免有所疏略。此外,北京图书馆阅览部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合编的《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④,以索引的方式收录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但关于1930~40年代的论著仍不够全面;张海鹏等先生所编《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论文选编》⑤,收录的论文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1949年之前则没有涉及。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时至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有必要在戚其章先生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收录与总结、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对于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与全面的学术述评。

  

   一、甲午战前史的研究

  

   甲午战争爆发于中国步入近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以后的近30年。在甲午战争已过去30多年、乃至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30~40年代,不拘泥于甲午、乙未之争的考据式探讨,而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战前史研究,进而更加深入地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与性质,这是中国学者在此期间的第一大贡献。

   (一)王芸生、王信忠的外交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天津的《大公报》社即宣布今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10月7日所发表的社评《明耻教战》,更将这一内部的编辑方针,公开为该报的对日策略。⑥按照上述之“明耻”方针,《大公报》指派汪松年、王芸生负责编辑甲午以来的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嗣因汪氏不擅长于此,而改由王芸生独立进行。⑦

   按照张季鸾的最初规划:《大公报》要尽快开辟一个专栏,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自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止的重大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王芸生受命后,自1931年10月开始,奔走于平、津之间,广泛搜集中日外交的史料。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整理出了头绪,并写作了部分章节。⑧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在第一张第三版的显要位置,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进行连载。其首刊即指出这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是“从同治十年中日始订条约到民国廿年九一八新日祸”;并再次表明了本刊的主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在该专栏的“序言”中,对此宗旨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⑨如此,《大公报》及王芸生就明确表达了将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关系视为“国耻”、用以解救当前“国难”的宣传与研究宗旨。这不但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重新进行的学术定位,也为1930年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奠立了基础。⑩

   《大公报》连载的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正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丧、日本侵华未已之时,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鉴于报纸连载尚需时日,为了适应社会急需,《大公报》决定在连载文章的基础上,由王芸生再行厘正补充,出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单行本。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将王芸生辑“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到甲午战前之一段”,作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予以印行。(11)该卷书稿出版之时,张季鸾亲自作序,再次将其编辑与出版之宗旨进行了阐述:“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道,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其材料概采诸公私著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编之。今为便于读者诸君保存之计,更加增补,印单行本问世。其第一册卷首,新加古代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之凌压中国之暴残。第一册印成,略述数语,弁诸间端。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1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主要篇幅,在于论述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斗争。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步步为营和中国的拒日方策,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写作方法上,则以史料见长,史述多于史论,直接完整引用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包括中日双方往来的照会、节略、覆照、信函、双方谈话之记录等等。通过这些外交史料,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情境,而交由读者对这一历史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作者本身之见解,实已寓于史料之剪裁与史实叙述之中。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第一卷及其以后各卷,因其鲜明的“明耻”宗旨而使全书贯穿了1871年以来特别是甲午以来中国对日外交的屈辱之历史叙述,从而亦使得该书在此后的中国抗战期间,其政治影响是第一位的。对此,刘大年先生总结道:“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13)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日伪政权在大学里要查禁的“抗日”书籍之一。(14)

   在学术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之后,《大公报》在决定出版第一卷之前,即自我认定该书为“研究近代中日外交之宝典”。(15)当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于该书的出版亦极为重视。他对于第一、二、三卷的评价是:“编者搜罗史料之勤及选择之精,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各章节的介绍词及衔接词,除爱国心太显露外,大都极有斟酌。我们倘记得中国外交史的科学研究尚在起步之期,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与日本》为上等佳作。”(1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同样受到了当时日本学界的重视。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长野勋,得到该书后,即与波多野乾一一起,对其进行了翻译。1933年3月,东京的建设社出版了他们编译的《日支外交六十年史》第一卷,内容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第一章至第九章。时任斋藤内阁外相的内田康哉,特作“序文”称:“其资料得自中国之秘库,博引旁证,庶期略略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清室既屋,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之于世,得以利用,以是足察本书之价值。”日本法学博士末广重雄,作为该书的“监修”,亦作“序文”称:“顾许多外交史专述中日外交者极少。而如本书之详审精密者,殆可谓绝无。今此类著述先在彼邦出版,令吾人不胜惭愧之戚,然亦堪为惊异之盛事也。本书之资料,深探清廷秘库、军机处、外交部及当局者之箧奥,并涉猎中外文献而编纂者,洵堪推重之伟业也。”(17)

   由上可见,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关于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及其第二卷(1932年6月30日出版)关于甲午之战与第三卷(1932年9月1日出版)关于甲午战后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外交史研究的先河。

   该书之后,专门研究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著作,当推王信忠在蒋廷黻先生指导之下于193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该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部出版。全书共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

   考察甲午战争爆发的远因,首先就要追溯近代以来以朝鲜为中心的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王信忠以此为主题,详细考察了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所形成的三角关系,是如何由相安无事,而一步步走向紧张冲突,而最终坠入战争深渊的历史过程。该书从中朝传统的宗属关系说起,批评中国对朝鲜之放任为朝鲜问题的发端,“中国与朝鲜既放弃了此种权力与义务,则各国即不承认中韩之宗属关系,而朝鲜问题之发生,肇因于此矣。”(18)作者将甲午战争的远因,追溯到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且有专文论述征韩论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夫日本既早具谋韩之野心,而中国复欲确保中韩之宗属关系,此甲午战争之所以不能幸免也。故谓征韩论为甲午战争原因之一,孰曰非宜。”(19)随后,作者又论证了《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的影响、壬午事变、甲申事变中日本与中国的态度与对策,乃至东学党之乱和丰岛海战的中日对应,“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20)

   王信忠采用中、日双方及西方的外交史料,详实而全面,在此基础上所著就的论文与著作,史论结合,点评中肯。最后并附有日志,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王信忠的著作,可算是从中朝传统关系分析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的最有力的代表作,它可以补足王芸生此前著作在相关问题上的不足。

   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著作,珠联璧合,其对于中日甲午战前外交史的研究,实在具有不但空前、甚至绝后的标志性意义。他们的著作不但超过了同时期日本学界产生的有关成果(21),成为代表中国学术水准的作品,也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本人,也因此一举闻名,成为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史与日本问题的专家。(22)

   其实,无论是推介王芸生的著作,还是指导王信忠的硕士论文,都与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蒋廷黻不但依据故宫博物院所刊外交档案,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中卷)(23),其内容为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外交史料,以实现其“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目的;而且还依据其中的史料,于1933年4月,在其主编的英文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外交关系的论文,从中日外交关系演变的角度,以李鸿章为中心,重点围绕朝鲜政策,论述了甲午战争的起因。(24)蒋廷黻力图使中国学术科学化与国际化的上述努力(25),对于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其他论著关于朝鲜问题的论述

   在王芸生、王信忠的著作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过大量论著,主要从朝鲜问题入手,分析甲午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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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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