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8 次 更新时间:2016-08-14 16: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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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作者简介:

   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1920年9月11日,北京大學舉行始業儀式即開學典禮,自任教於北京大學以來連年參加這一活動的胡適,抱病出席,在演講中聲稱:中國“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①當然也就沒有新文化運動。此時胡適已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北京大學又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和中心,可是作為領袖之一的胡適,在中心地帶卻宣佈根本沒有新文化運動,沒有新文化,甚至沒有文化,不禁令人好奇為何有此說和如此說。②如果在胡適的眼中根本沒有新文化運動,那麼當時已經被描述得盛極一時的“新文化運動”究竟是什麼,又是如何被指稱出來:如果“新文化運動”的確存在,其發生演化的本來面目如何;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和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有何聯繫及分別;胡適以外,其他新文化運動領袖關於此事有著怎樣的說法。凡此種種,必須以材料為依據,梳理史事的聯繫,才能接近歷史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限於篇幅,本文最多說到入題,而且各方面只能點到即止,詳情及後續的種種問題,將由正在寫作的關於歷史上新文化運動及其認識發生衍化的專題新書予以呈現。

  

   一、“新文化運動”緣起的先行研究

  

   一般而言,坊間和學界並不在意或是完全沒有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意見和歷史意見之間是否存在差別。③通行的看法是,新文化運動興起於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五四運動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在內容、趨向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按照這樣的時代意見撰寫的通史和教科書,作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無疑也是常態。可是,作為專門研究者,在著述中僅僅表達時代意見而忽略歷史意見,對於史事和材料就不免有些隔膜,容易誤讀錯解,難以體察歷史本來具有的豐富與多彩。所得出的結論和所做出的解釋,總是無法貫通所有的材料和事實,時時處處顯得不相鑿枘,似是而非。

   也有細心的學人察覺到上述差異,從不同方面提出問題並有所論述闡釋。較早研究五四運動的周策縱就注意到,“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在1919年5月4日以後的半年內開始流行。他特別提到那年12月《新潮》编者在答讀者問時,指出他們的運動是“新文化運動”。而五四前的那些目標遠大的思想和有關活動,直到“五四事件”後才被新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新文化運動而系統地加以提倡。④因此,他並沒有將五四以前相關的思想和活動,統稱為新文化運動。\r

   鄧紹基的《關於“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是專究“新文化運動”成名史的文章。他從魯迅所說“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是由原先反對白話文、嘲罵《新青年》的人最早提出來的入手,考察這個人是誰或是哪些人,可是查了幾種現代文學史著作,關於“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是何人何時創立的,沒有找到答案。雖然作者自謙“並無‘考據癖’,再說也沒有條件去作考證,退而求其次,只想知道在新文化運動先驅者和當時著名人物中,是誰最早採用‘新文化運動’這一說法。”其做法卻頗富啟發性。他分別考察了持主張、贊成或異議、反對意見的魯迅、章士釗、胡適、陳獨秀、蔡元培、梁漱溟、吳宓、郭沫若等人最早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以及相關指稱的情形,指出陳獨秀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發表的《調和論與舊道德》,是其所見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最早採用“新文化運動”這一名稱的“文本”;“五四”運動發生之後,“新文化運動”這個名稱十分流行;雖然胡適等人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指稱一度持有異議,可是其他不同意見者不僅將其視為發端者,而且將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前的《新青年》扯上關係,最後胡適也逐漸接受了這一指稱。⑤

   王奇生大體繼承了前人的研究並有所進展,所撰《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一文的第四部分“新文化形成‘運動’”,著重探討了“當‘新文化’真正被‘運動’起來後,‘新文化運動’這一概念也應運而生”的歷史進程,並指陳以往多認為“新文化運動”一詞是孫中山於1920年1月29日《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最早提出來的,與事實不合,因為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陳獨秀已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r

   關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與後來史家以《新青年》創刊為開端不同的是,在20年代初,知識界所認知的‘新文化運動’多以五四為端緒。”“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國各地傳播的進程而言,‘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開端,大體代表了當時人較為普遍的看法。”“當‘新文化運動’這一名詞流傳開來後,對於什麼是‘新文化’,知識界競相加以詮釋,卻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⑥陳獨秀專門詮釋“新文化運動”的文章《新文化運動是什麼》甚少為後來史家所提及,而胡適“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解釋也沒有普遍認同。圍繞相關問題,蔡元培、鄭振鐸、陳啟天、章士釗等人的意見,重點不在新文化運動,而在什麼是新文化運動。這與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如何演化為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認識,關係緊密。

   歐陽軍喜發表於《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的《國民黨與新文化運動一一以〈星期評論〉、〈建設〉為中心》,在註釋中指出,《星期評論》和《建設》在1919年8月底9月初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武器》和《從經濟上觀察中國的亂原》等文中分別使用“新文化運動”一詞,比《新青年》早得多。“新文化運動”一詞最早由國民黨人提出的可能性極大,而不是魯迅所說由反對者最早提出。只是文章的重心在於論述國民黨的主張與新文化運動的呼應關係,未依照時序與同時其他方面比較印證,相關問題點到即止。

   經過上述各人的持續努力,研究這一問題的取材範圍不斷擴大,一些問題的癥結逐漸浮現並逐步澄清,“新文化運動”的指稱發生於五四之後,相關各人當時的解說各異,以及陳獨秀、胡適、孫中山、蔡元培、章士釗等人在“新文化運動”緣起中的作用,依據所獲資料大體得到梳理,糾正了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確認了一些基本事實。

   在學術研究中,問題的發現到終結需要長期努力。在已經取得的成果之上,顯然還有不少可以擴展的空間。就資料而言,主要檢討他指、後認的新文化運動諸領袖或反對者的言論,仍有假定“新文化運動”的指稱由他們發生和演化的想當然之嫌。既然在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表態之前,“新文化運動”已經相當流行,究竟哪些人物、團體、機構在指稱的興起和流行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應當不帶任何成見、從無到有地進行耙梳和檢討。就問題而言,如果“新文化運動”是被“運動”出來的,那麼,究竟是被“五四運動”所運動,還是被“運動家”所運動;如果是後者,真正的運動家是誰,又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五四以後知識人關於新文化和新文化運動的眾說紛紜,作為歷史形態和進程,按時序具體如何呈現;所謂各式各樣的競相詮釋卻並沒有形成大體一致的看法,詳情如何;這些競相詮釋彼此之間的關聯,其中一部分如胡適、陳獨秀、章士釗、魯迅、吳宓等,已經有所論列,而更多的情況仍然缺乏必要的交待。或許研究者覺得意思不大,將注意力轉向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事情上面;或許情況過於複雜,難以梳理清晰,只能含糊其辭;又或許今人想當然地判定他們與“新文化運動”無關或不過從屬次要,因而不在考慮之列,以致視而不見。此外,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如何由個別或一些人的看法逐漸演化為一定範圍內統一的標準化認識,在舉證之上,還需要系統梳理,進而展現全程和全貌。

  

   二、恢復原狀與創造新文化

  

   按照胡適等人的思維,欲知新文化運動,應該先知什麼是新文化,還要上溯什麼是文化。而要追究“文化”的發生及其入華輾轉傳衍、意涵變遷的歷史,至少是一本或數本專書的任務。五四前後國人普遍感到困惑的文化與文明的糾結,早在清末已經出現,究其實,當是由法國與德國歷史文化的恩怨情仇演化出來的明治思想史的一段故事。國人不知就裡,從定義解讀,陷入文化定義數以百計,看完更加不知何為文化的知識陷阱。每一次文化論爭,都免不了循環反復地舊事重提。本來歷史上的各說各話並沒有什麼是非正誤,只要符合本相本意,都是事實,都可以敍述為真實的歷史。可惜研究者也往往重蹈前人的覆轍,總要試圖究其一是,結果將歷史變成自己心中的思想史。

   “新文化”之說,清季已經出現。1909年4月17日,《申報》為“二十五巨冊,一萬七千頁,圖解三千,每冊四十二萬言”的《萬國歷史彙編》做預訂廣告,就不無誇張地宣稱:“此環球歷史,其內容詳敘泰西之奇特進化,由歐人昔日野蠻漸進於今日文明景象,一一輯載。今日尚有此良機購書,中華好學精思之士及通曉英文惓懷國事者,允宜勿失佳遇,而即行定購此萬國奇珍也。……今者中國吸入新文化,必以各國之往事為指南,凡國內之進化,人類興衰,其為故事,甚大益人智慧,討論尋味,固無論矣。凡此種種,備載是書,大雅君子,欲研求立憲知識,求諸書中,瞭若指掌。熟讀是書,則各國之興衰成敗了然於胸,懲彼覆轍,資吾殷鑒,歷史者誠能益人智慧,為人類進步之歸宿。吾人處世,沿革滄桑,無時或已,苟洞識環球歷史,於事物之變化,豁然貫通,庶於中國無忝新民之職。”⑦

   以泰西為新文化的淵藪,大體符合近代中國以西為新的意念。進入民國,新文化的指稱仍然未必流行。1918年7月1日,《申報》刊登北京大學羅家倫來函,對於上海召開各界救國聯合大會感到歡忻鼓舞,並提出救國之舉,要有二端,一是“聯合全國青年學生作一有機體之組織,以愛國之朝氣,按分功之原理,赴同一之目標”,這已有大中華民國學生愛國會為之發動;二是成立一種光明正大之言論機關,以驚醒國民之癡夢而灌以應有之常識,尚寂然無聞,因此建議辦一《愛國報》,貫徹五項宗旨,其中第三項就是“灌輸國民常識且旁及高深之學問,以立中國新文化之基礎”。⑧

   來華外國人士在主張新文化方面有所作用。1918年12月6日廣州《英文時報》發表社論,鑒於“中國之人對於和平之曙光莫不歡迎之,希望中國之武力主義終得打破。中國若不受此主義之束縛,則可以對新文化之鵠向緩緩進行也”。⑨而基督教的青年會自詡犧牲自我,服務社會,“凡諸犧牲一貫之精神,無非為福我青年,增高其人格,新我社會,建設其事功,鞏固國家億萬年郅治之丕基,應世界新文化勃興之隆運耳。”⑩\r

   如果說五四運動前提倡新文化,主要是為了打破武力主義,迎接世界的科學新文化,改造中國,經歷了五四學潮的衝擊和震盪之後,新文化的鼓吹者則有希望引導青年由政治運動轉向文化改造的意向。1919年7月19日,蔡元培告北京大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由《時事新報》刊載,清晰地表達了“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的意見:

   北京大學生諸君並請全國學生聯合會諸君公鑒:

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了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於諸君喚醒之力,不能為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為連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連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預備……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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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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