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

——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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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春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34页。

   ②参见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③乐产,《资治通鉴》注作“乐彦”。

   ④《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⑤《资治通鉴》卷6,始皇帝三年条。

   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⑦《资治通鉴》卷75,魏嘉平三年八月条。

    ⑧《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

   ⑨《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⑩《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11)《资治通鉴》卷98胡三省在为“赵人”作注时称“赵人,谓中国人也”,虽非为羯人石勒建立后赵作注,但所论“赵人”为“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是一致的。

   (1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石弘》。

   (1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14)《资治通鉴》卷99,晋永和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15)《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16)《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

   (17)《魏书》卷1《序纪》。

   (18)《资治通鉴》卷110,晋隆安二年六月丙子条。

   (19)参见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0)《魏书》卷103《蠕蠕传》。

   (21)《周书》卷28《史宁传》。

   (22)《新五代史》卷29《晋臣•景延广传》。

   (23)《资治通鉴》卷286首胡三省注。

   (24)《资治通鉴》卷290,广顺元年正月戊寅条。

   (25)《辽史》卷104《刘辉传》。

   (26)辽朝的国号,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据刘凤翥先生研究,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契丹辽国”;在汉字文献称国号为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中记录的国号是“大中央辽契丹国”。刘凤翥认为,“大中央契丹辽国”和“大中央辽契丹国”中“中央”的“中”也可视为“中国”的“中”。参见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探讨辽代中晚期的国号》,《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6年第2期。

   (27)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

   (28)参见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5期。

   (29)关于桃花石的语源和语义,人们认识不一,主要有“大魏”、“唐家”、“大贺氏”、“拓跋”、“天子”、“敦煌或太岳”、“大汗”、“大汉”等多种说法。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之意。

   (30)参见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31)《资治通鉴》卷22,征和四年三月丁巳条,胡三省注。

   (32)《资治通鉴》卷47,章和二年十月乙亥条,胡三省注。

    (33)王炯、彭向前:《“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西夏国名“大白高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34)《金史》卷98《完颜纲传》。

   (35)《金史》卷93《独吉思忠传》。

   (36)陈亮:《陈亮集》卷1《书疏•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页。

   (37)参见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38)《元史》卷208《外夷•高丽传》。

   (39)《孟子》卷8上《离娄下》。

   (40)《史记》卷27《天官书》。

   (41)颜师古在为班固《汉书•西域传下》“秦人”作注时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欧洲多称中国为China或Cina,一般认为,Cina又译作脂那、至那、支那、震旦等,卫匡国、姚从吾、刘镇清等人均认为China或Cina是“秦”字的转译(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从契丹汉化看国史上东北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合流》,《大陆杂志》第4卷第4期,1952年;刘镇清:《China和Cathay词源新探》,《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说明秦朝以后,“秦”已经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42)《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

   (43)《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

   (44)《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45)《三国志》卷46《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孙坚传》。

   (46)《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

   (4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史部•三国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3页。

   (48)宋代曾出现魏、蜀、吴三国何为正统讨论高潮。北宋立国中原,在其没有完成统一“十国”之时,与曹魏相似,“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北宋统一“十国”之后,特别是南宋偏居南方,与当年的蜀汉相似,所以“纷纷起而帝蜀”。南宋以后,多主张“蜀正魏闰”,以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为中国正统。

   (49)《新五代史》卷71《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

   (50)《新五代史》卷26《唐臣传第十四•李严传》。

   (51)《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第一•李璟传》。

   (52)《旧五代史》卷116《周书七•世宗纪第三》。

   (53)《新五代史》卷30《汉臣传第十八•刘铢传》。

   (54)《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第七•钱俶》。

   (55)《旧五代史》卷135《僭伪列传第二•刘陟传》。

   (56)《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第五•刘鋹》。

   (57)《旧五代史》卷134《僭伪列传第一•王审知传》。

   (58)朱彧撰、李伟国校点:《萍洲可谈》卷2,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页。

   (59)《资治通鉴》卷167,永定二年十一月甲午条胡三省注。

   (60)《资治通鉴》卷202,调露元年七月己卯条胡三省注。

   (61)《资治通鉴》卷22,征和四年六月丁巳条胡三省注。

   (62)《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十二月己卯条。

   (63)参见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再论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2年8月2日;《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读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建国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东岳论丛》1987年第1期。

   (64)《后汉书》卷19《郡国一》。

   (65)吕振羽:《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

   (66)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再谈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第3期。

   (67)谷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68)陆贾:《新语•术事》。《盐铁论》卷5《国疾》称“禹出西羌”;《后汉书》卷83《逸民•戴良传》也说“大禹出西羌”,唐李贤注引《帝王纪》曰:“夏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

   (69)《元史》卷4《世祖纪一》。

   (70)《元史》卷7《世祖纪四》。

   (71)《元史》卷6《世祖纪三》。

   (72)《元史》卷140《铁木儿塔识传》。

   (73)《元史》卷168《刘宣传》。

   (74)《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6,第402页。

   (75)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初集•北狄顺义王俺答谢表》,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76)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北元蒙古之主爱猷识理达剌病逝后遣使致祭时说:“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16《鞑靼》,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7页)明成祖朱棣也曾遣使赍敕往谕瓦剌蒙古马哈木等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参见《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辛未条)

   (77)参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78)关于《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时间,学界存在不同说法。高儁以及《中国地图史纲》的作者认为绘成于1760年,翁文灏认为绘成于1760年或以后,李约瑟认为绘成于1769年,福克司认为绘成于1770年。《中国地理学史》则认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二十七年(1762)绘成。笔者赞成《中国地理学史》的说法。

   (79)乾隆皇帝所称“十全武功”为“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详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14《御制十全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018页。

   (80)清代以前各朝对“华夷一体”中的“夷狄”也有所区分,如“五服”之内和“五服”之外,《禹贡》“九州”和邹衍“大九州”等,但没有十分明确和严格的划分。

   (81)参见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1期转载;《认识中国历史疆域的几个原则》,《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界定的再思考--兼答殷丽萍〈论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一文的质疑》,《东北边疆历史与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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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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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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