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追忆恩师E.B. Smith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6-08-07 16: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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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进入专栏)  

  

   此生,集亦师、亦父、亦友为大成者,非吾恩师Elbert Benjamin Smith教授莫属也。

   大凡导师,大致不外三种类型。

   一是为师型,传道、授业、解惑,重教书、轻育人。

   二是为父型,慈严并济,但爱一定是慈严的所有理由和终极目的。

   三是为友型,平等、互助、友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美国史教授E.B. Smith,就是集师、父、友三类品性、品行和品德的“三品”导师。

   Smith教授生于192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为此他经常自嘲,他天生与共产世界和工人阶级有缘。

   由于心力衰竭,Smith教授不幸于2013年4月30日辞世,未能等到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他庆贺第93个生日。

   Smith教授是二战老兵。战后,就读著名学府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获美国史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年成为马里兰大学历史系教授。

   Smith教授天生喜爱美国政治,属于自由派民主党人,1962年和1966年二次代表爱荷华州的民主党,角逐联邦参议员,但都以微弱票数输给共和党对手。不过,也因此与时任民主党总统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成为好友。

   Smith教授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的学生、现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Tom Harkin,在回忆文章中提到,Smith教授在1962年的落选,很大原因是他与Harkin等人,当时提出要求将中国大陆接纳为联合国正式成员的提议书。

   1980年代初,Smith教授成为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多次访问中国、前苏联和日本,结识了许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如齐文颖教授、杨立文教授等,对中国学者存有天然的、甚至具有偏见般的好感。

   1986年3月的一天中午,作为马里兰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院的一名新生,我偶尔路过Smith教授的“豪华型”办公室。(美国大学一般按照资历,分配教授的办公室。作为历史系最资深的教授之一,Smith教授的办公室坐落在远离喧嚣的角落,享受有两扇窗户的“奢侈”待遇)。

   当时,见到他两腿高翘在办公桌上,正在尽情地咀嚼一个苹果的最后一点骨核,我目瞪口呆。(后来,我也东施效颦,尝试了苹果核的美味,真正是怎一个“涩”字了得也)。不想,Smith教授一见我的呆状,犹如见到老朋友,一句“喂,中国小子”,立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几句交谈后,他极力邀请我成为他的学生,还历数成为他学生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来,他常以我们的偶遇和奇遇作为美谈,认为是一个具有“第六感觉”的教授,选择了一个“没有感觉”的学生。

   我当时正属于无导师、无组织、无方向的“三无”人员,当然毫不犹豫,欣然答应。自此之后的27年,我们之间结下了终身情谊。借此机会,辑录一二,以作追思。

  

   (师也,友也?)

  

   为师之道

   例一,助我独上讲台。

  

   在美国大学做助教,一般是没有机会上正式讲台,只能开设一些辅导课,帮助学生解疑,应付考试。

   但Smith教授有意给我施压。1989年11月,他要求我独立上一堂有关美国内战原因的讲座。

   由于他是美国内战“修正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强调美国内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这是一场人为的误解、误信、误导所导致的“三误”灾难。这一观点是典型而又“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盘否定。

   但他却“强迫”我的讲座不得跟从他的观点,必须使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梳理美国内战的原因,如奴隶制度、土地扩张、党派对立、南北分裂等,旨在帮助美国学生一新耳目。

   在开场白,他故意夸张地向200多位学生介绍说,“这是一位来自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由此充分吊起了美国学生的胃口,导致我的美国第一课犹如菜市场,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具体讲课情况,参见本人的博文:http://wcupa826.blog.163.com/blog/static/10798475920105584317991/)。

   由此,使我学到:为师应该激励后进,为师必须包容多元,为师更需要为学生创造机会。

  

   例二,成为他的“关门后”弟子

   1990年,Smith教授年届70,决定退休,但我的博士论文尚未完成。

   于是,他向校方力争,坚持在退休后,继续义务指导我的论文二年,使我成了一名史无前例的“关门后”弟子。

   在选题和写作博士论文过程中,他坚持微观史学(from bottom up),坚持理论驱动(theory-driven),更坚持注释是论文的生命。

   他还信奉细节决定成败,常拿标点符号、定冠词说事,并“嘲笑”中国人为什么对“the"如此仇恨,而对"although"后面的“but”,又是如此留恋?

   但他又对经世致用,情有独钟。坚持我的选题(美国19世纪西部土地投机),应该而且必须对中国社会有益。他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故意就此发难,启发其他答辩委员会成员,对我的论文产生中国联想。实际上,他是故意“做局”,给我一个滔滔不绝的“显摆”机会。

   由此,使我领悟:为师应该善始善终,为师必须学问过人,为师更需要经世致用。

  

   (师也,父也?)

  

   为父之德

   一般而言,美国教授只教书,不育人,即只为师,不为父。但Smith教授具有中国士大夫之风,时刻关心学生的道德、家庭和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例一,圣诞常客。

  

   从1986年到1992年的7个圣诞节,我都是Smith教授家的“食客”。

   他深知我们这些来自共产国家的无神论者,难以教化,所以从不主动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圣诞节上午举行的教会礼拜。

   但他无数次强调,你可以不信教,但必须信一种普世认同的“大教”:道德教。其教义是三大普世原则:博爱、和平与宽容。

   所以,他每年邀请我与他的家人一起欢度圣诞,不仅是享受圣诞大餐、拆启礼物,更多的是给我机会享受他如父亲般的温情、温馨和教诲,寓教于节,润物细无声。

   由此,使我感受:为父需要尊重,为父必须宽容,为父更需要以身作则。

  

   例二,毕业典礼致辞。

   按照马里兰大学的惯例,在各自学院主办的毕业典礼上,只有院长才有资格给毕业生戴上博士帽,颁发毕业证书。

   但Smith教授十分珍惜这一人生的最后机会,坚持要在毕业典礼上,为我亲自带上博士帽,并致辞。他争辩的理由竟然是:我不仅是他的最后一名学生,而且是他的中国儿子。

   在1992年毕业典礼那天,他比谁都兴奋和紧张。在念书期间,我曾有一句“名言”:在毕业那天,我一定当众放声痛哭,因为这个破学位,实在拿得太折腾人了。

   对此,Smith教授在他被特许的致辞时,竟然引用了我的这句“名言”,借以说明,一个来自共产中国的小子,拿到美国历史学博士学位之艰难,并勉励其他美国学生,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借口不念博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Smith教授恩师般的指导和父亲般的关心,我是难有可能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位。

   由此,使我深知:为父应该关爱,为父必须承担,为父更需要理解。

  

  

   (难忘的1992)

  

   为友之情

   例一,助我寻找实习机会。

  

   1988-1989年,我有幸得到一项难得的资助,但条件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或著名国际组织中,自找实习机会,才有资格享用这笔基金。

   于是,只能求助Smith教授。不想,他立即当着我的面,给朋友致电,强调我是他的最后一个学生,而且是他最好的朋友,并戏称,这是一个有可能成为“中国总统”的年轻人,如果不帮忙,将是美国的重大损失。

   由于Smith教授的隆重推荐,美国内政部和Fulbright基金会都认为,我的资历足够成为他们的研究人员(fellow),而不仅仅是一个实习生。

   在担任研究人员的一年里,Smith教授给我传授了关心美国政治、参与美国社会、服务美国民众的许多“秘诀”,终身受用。

   由此,使我明白:为友需要互助,为友必须牺牲,为友更应该提供利国利民利己的肺腑之言。

  

   例二,成为最给力的广告。

   1989年7月,我在经历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中国大事之后,Smith教授极力推荐我在Fulbright基金会的全国年会,发表演讲,帮助我认识了至今受用的许多美国政界和学界的VIP.

   1990年,我第一次主编的《留美历史学家》英文杂志出版。Smith教授竟然要我捧着10几本杂志,挨门逐户地向系里的各位大牌教授发送、推荐,并强调,这是具有中国人视角的第一本历史学的英文杂志。

   1991年3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首次在马里兰大学历史系,举行海外华人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Smith教授为了给我这位时任中国留美历史学会会长的组办者面子,帮我邀请到了马里兰大学校长、院长和系主任,并亲自在开幕式上致辞,其中的如珠妙语,至今不曾忘怀。

   1992年,我正处紧张的寻找饭碗的季节。作为最强有力的推荐人,他不仅给我写了不少“言过其实”的推荐信,还无数次地接受对方电话查询,说了不少“善良的谎言”。

   博士毕业后,他与太太Jean多次造访我家。Jean是一个美丽、端庄和贤惠的师母,但在与Smith教授结婚58年后的2002年,不幸因病去世。我当时所任教的佐治亚州沙凡那城,是他们每年赴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的必经之地。

   此后的每个圣诞节,Smith教授必寄来一封密密麻麻的书信,报告一年来他的多彩生活,还有全家五位儿女,以及越来越多的孙子孙女和曾孙曾女的点点滴滴。当然,后来的信中也不忘提及他太太去世后,一直陪伴他外出旅行的红粉知己,竟然也叫Jean。

  

   (与Jean和Smith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Smith教授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提及曾在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四位学生,包括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顾宁研究员、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的杨志国教授、美国法兰斯大学历史系的许光秋教授、以及本人。

   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这四位学生目前都在从事历史学本行,学以致用。这种以中国学生的成就为傲、以成为中国学生的朋友为荣的情感和言行,成为中美友好的最给力广告。

   由此,使我体会:为友需要仗义,为友必须摒弃功利,为友更需要终生相伴同行。

   此生,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亦师亦父亦友的导师,是我最大的人生财富。Smith教授的智慧、学识、乐观和人品,使我终身受用、永存我心。

   愿导师安息,一路走好。。。

   2013年7月18日于美国

   后记:《华盛顿邮报》在2013年5月7日,刊登了Smith教授去世的消息和生平介绍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3-05-07/local/39084423_1_robert-smith-civil-war-era-professor);美国113届国会的官方记录,在2013年5月13日,发表了参议员Tom Harkin对Smith教授的怀念文章(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z?r113:S21MY3-0022:/),此为难得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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