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文化代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6 次 更新时间:2016-08-07 16: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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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进入专栏)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賀蘭若整理

  

   這是最好的時刻,這是最壞的時刻

   這是最光明的時代,這是最黑暗的時代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正在直登天堂,我們正在直下地獄

   ——《雙城記》狄更斯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但在不斷刷新的GDP背後,中國社會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制度代價。美國普渡大學(凱優曼校區)歷史學教授洪朝輝在其英文新書《中國經濟發展代價: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中詳細論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非經濟代價——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並且提出了類似於狄更斯《雙城記》內容的“兩個中國”的概念,即“權力資本之中國(the power-capital China)”與“權利貧困之中國(the rights-deprived China)”。

   2016年1月9日,中國留美歷史學會因洪朝輝教授撰寫《中國經濟發展代價: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所作出的貢獻,決定授予其2015年度學術優秀獎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中國留美歷史學會(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是由數百位來自中國、現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和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西方歷史學家共同組成,成立與1987年。每年評選一次學術優秀獎。

  

   《明鏡月刊》就《中國經濟發展代價: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一書內容對洪朝輝教授進行了獨家專訪。洪教授說,他希望通過此書探討中國經濟發展的非經濟代價,便於更全面地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的雙重特點和兩難困境,更客觀地分析中國社會的發展路徑和未來方向。

  

   明鏡: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英文新著《中國經濟發展代價:權力,資本和權利貧困》(The Pri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wer, Capital, and the Poverty of Rights)的主要內容和主要貢獻?

   洪朝輝:中外學者對中國經濟改革本身的成就和後果已經作出了許多深入的研究,但很少系統而又全面地討論經濟改革的社會文化代價。我的新書旨在探討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非經濟代價,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

   首先,新書的導論在文獻研究上,總結了目前西方研究當代中國的六大學派以及這些學派的不足,並在學理上定義了權力、資本、制度,以及權力資本制度的內涵和外延;同時,也解釋了權利貧困理論的來源與根據,尤其是提出研究“雜交學”(Hybridity)和代價學的中國意義。

   新書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了經濟改革所付出的制度代價,側重分析權力資本制度的出現和發展。我提出,權力資本體制是一種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結合的混合型的政治經濟體系,主要體現在權力資本經濟的形成、權力資本集團的成長以及權力資本文化的出現——它們的共同努力促使中國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達成了史無前例的協調和合一;出現了制度性和糜爛性的資本尋租和政治腐敗,並深入到全社會的各個空間和層次;出現官與民、權與錢的全方位行賄與受賄。

   新書的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側重討論了經濟改革所導致的另一代價——權利貧困問題,這是經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對弱勢群體權利的排斥和剝奪。傳統的經濟貧困已經不再是弱勢群體貧困的主要表現和原因,真正的貧困根源是由於不公平、不公正所導致的權利貧困——主要表現在城市市民的權利貧困、農民的土地權利貧困、農民工的權利貧困和基督教家庭教會信教的權利貧困。這些權利貧困的普遍出現和深度惡化,正在對經濟發展的成果產生高強度地侵蝕。

   最後,本書在結論部分對中國經濟改革35年來的社會與文化代價,進行了一次系統而又綜合性的梳理。帶著價值中立的平常心,中國的權力資本制度和權利貧困既是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雙重代價和成本,也是中國經濟超常發展的動因,更是影響中國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給定條件;逼使中國各界既不能迴避,更不可無視和超越,必須而且只能理性評估、嚴肅因應和系統解決。

   本書的主要貢獻在與四個方面。第一,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制度代价:权力资本与权利贫困,并建立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首次比较中美在处理权力、资本和权利冲突时不同的历史进程、法律对策和制度安排; 第三,首次使用三角思维和方法分析当今中国的困境; 第四,全面使用面谈、问卷、实地观察、档案、经济统计等方法,进行历史、比较、定量和实证研究。

  

   明鏡:請問您當初為何會想到要撰寫這樣一本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的書呢?

   洪朝輝:寫作此書的動機來自我學習美國經濟史的心得和對中國社會變遷的關注。1978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之時,我進入杭州大學(現為浙江大學)歷史系學習。在大學學習和留校任教的七年半裡,正是中國改革的起步時期,我有幸見證和參與了中國的改革與開放。1986年到1992年期間,我在美國攻讀美國經濟史碩士和博士學位,希望“美”為中用、經世致用。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我完成了博士學位,成為一名美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並正式開始從事一系列有關中美比較和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項目,得到四十多項研究基金的資助,對大陸社會進行了20多次的實地考察。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已經意識到,20世紀末的中國很可能與19世紀末的美國發生類似的社會經濟轉型,並出現具有中國特點的“兩個中國”或“兩極中國”。一個是由各類政治和經濟精英組成的中國,他們控制中國各類稀缺資源、主導中國社會話語權力、決定中國發展進程、途徑和方向,他們就是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另一個中國由龐大的弱勢群體組成,他們不僅在物質上處於相對貧困狀態,而且,他們的各種社會和自然的權利被剝奪和排斥。對此,我始終認為,理解中國的關鍵窗口和主要參照,就是研究這兩個中國和兩大群體。

   在隨後的二十多年來,我的多數研究項目和文章圍繞著這兩個中國,並將特權的中國歸納為“權力資本之中國(the power-capital China)”,將弱勢的中國總結為“權利貧困之中國(the rights-deprived China)”。針對權力資本之中國,我主要從事了下列九大項目的實證研究,包括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鄉鎮企業產權、國有企業債務、土地投機、民營企業經濟、次強人政治集團、權力資本文化以及WTO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等。同時,我對另一個權利貧困之中國,進行了對應的研究,主要課題包括村民選舉、城市貧困、城市化進程、農民工問題、農民土地權利和家庭教會和婦女權利等。

  

   明鏡:您認為,中國為自己的經濟迅速發展付出了社會和文化的代價。請您簡要描述一下這些代價都包括什麼?如何評價這些代價?

   洪朝輝: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已經或者正在創造兩大非經濟“遺產”:權力資本制度和社會權利貧困;它們既是經濟改革的“產品”,更是經濟改革的代價。目前,許多中西方學者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無盡的懷疑、困惑和不解,並提出中國模式是特殊和例外的論點。對此,學者們也許需要轉換視角,不需要糾纏“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孰優孰劣的無解難題;也沒必要比較“中國特殊論”和“美國例外論”的異同;更沒有意義去爭論“中國夢”與“美國夢”的區別。也許,學者們更需要拷問的是中國經濟改革所付出的非經濟代價:因為只有將成就與代價、收益與成本、經濟與非經濟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予以分析,才能對中國改革的進程作出客觀、全面和精確的評估。

   必須指出的是,代價(price)具有中性的概念和中立的價值,將代價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是客觀、理性研究的必要。也許,代價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沒有代價,不可能成功,代價與成功永遠是兩位一體。而且,有時候,代價大小與成功程度成正比關係,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有時,代價是可以人為管控,以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收益,並在代價與收益之間得到有效的平衡,何時、何地、何人通過何種方式付出何種程度的代價,是可以人為調整和妥協的;但也有時,代價本身沒有價值判斷,不存在好代價和壞代價,完全取決於代價本身所達成的目標是否有利於國強民富、還是有利於貪官污吏。

   不過,研究經濟發展代價的底線應該有三條。一是不能只研究經濟的代價,應該而且必須分析和解釋非經濟的文化、政治和社會代價;如果經濟發展的奇跡是以禮崩樂壞、政治腐敗、貧富不均、社會動盪和權力壟斷為高昂代價,那就需要重新評估經濟發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持續性。

   二是代價分析需要綜合短期和長期效應的評估,短期的GDP增長不等於長期的社會穩定,而長期的經濟發展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多元的社會結構和健康的文化環境予以支撐;尤其需要回答“少數先富、多數後富”的時間差應該是多久,才是合理和可接受的?

   三是經濟發展代價的研究,需要結合決策者的主觀意願與社會的客觀效應。基於鄧小平的“摸石頭過河”的改革戰略,中國經濟改革的客觀後果是不可預測和難以預控的,主觀意願經常與客觀效果相背離,也許“共同富裕”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很顯然,經濟發展的非經濟代價研究有助於評估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和動能,任何經濟發展的奇跡都有可能遭到社會動盪、政局震盪和制度崩潰的致命性摧毀,毀於一旦。所以,需要在經濟發展的規劃階段、發展階段和完成階段,隨時跟蹤非經濟代價的評估,並建立經濟決策者與文化、政治和社會學者之間的對話渠道,及時修正經濟規劃和實施步驟,最大程度地減少各種非經濟的代價,形成一個快速、完善、系統的互動和反饋體系,追求高收益、低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

  

   明鏡: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為經濟發展所付出的各種沉重代價了嗎?如果意識到了,他們做了什麼樣的努力進行補救呢?補救的後果和效益如何?

   洪朝輝:基於中國權力資本的強化和權利貧困的惡化,中國政府已經初步意識到,經濟發展不再是什麼硬道理,中國更需要的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注重的是數量,是GDP的量化上升;而社會進步則強調的是發展的質量,以社會的公平、公正為主要目標。把餅做大已經不是中國的優先,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餅,才是中國社會未來30年的主要目標。美國19世紀末的進步主義運動,就是追求社會進步、減少發展代價的一大嘗試,值得中國借鑒。

   對此,中國政府開始降低GDP的預期,推出所謂的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概念,同時通過強力反腐,希望稀釋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聯盟,將政治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但收效甚微。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國的經濟形態既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權力資本經濟,其主要特點是國家權力壟斷經濟命脈,包括對各大國有企業的壟斷。二是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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