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权 陈晓伟:复合过错、单一追责与集约式反腐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 次 更新时间:2016-08-05 23: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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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权   陈晓伟  
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而腐败则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18]腐败的猖獗加剧了机会和起点的不公平。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起点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个别人或群体利用行贿的手段,变公共权力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破坏了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大量公共资源被行贿者和腐败分子侵吞占有,拉大了社会内部的差距,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腐败是公权力失去法的控制的一种产物,不仅侵害了公民合法权利和市场经济主体利益,还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实现反腐败法治化。反腐败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在廉政治理领域的必然要求,集约式反腐败则是反腐败法治化的制度保障,因而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诉求。

  

   五、集约式反腐败的战略意义

  

   集约式反腐败有助于提高廉政治理的效率。简单来说,所谓廉政治理效率,就是指廉政治理的收益成本之比。廉政治理的成本,既包括国家为反腐败投入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有形成本,也包括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等难以计算的无形成本。廉政治理的收益,既包括通过追缴腐败犯罪的违法所得等为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也包括健康的市场环境、清明的政治空间、清廉的干部队伍等更加重要的无形收益。由于反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复杂内容和属性,廉政治理效率难以用准确的数字计算得出,但这一变量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反腐败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而政府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和资源应用于反腐败中而不去搞经济建设,反腐败的成本只能也必须是有限的,控制反腐败的成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与此同时,反腐败如果只讲成本不讲收益,则会导致两种结果:如果是低成本低收益,则会使政府面临反腐决心不强、保障不力的指责,从而丧失公信力;如果是高成本低收益,不仅浪费了稀缺的公共资源,还有可能导致出现“越反越腐”的局面,使腐败处于失控的状态。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反腐败长期面临着用有限成本获取高额收益的任务,而廉政治理效率则是衡量这一任务完成好坏的重要指标。一方面,集约式反腐败并不是一种新的反腐败制度投入,而是对法律法规既有规定的落实。集约式反腐败让这些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仅是维护法律尊严的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在不增加投入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我国廉政治理效率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集约式反腐败通过单个案件的查处对腐败犯罪的三类责任主体进行追究,有利于发挥反腐败更大的震慑作用,不仅打击了行贿之风,有利于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同时提高了领导的廉政责任意识,从而主动防范组织内部的廉政风险。通过以上两个途径,集约式反腐败有效扩大了廉政治理的收益,从而提高了廉政治理的效率。

  

   集约式反腐败同时惩罚行贿人、受贿人与组织领导,不仅对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具有多方面的经济、政治影响。集约式反腐败具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公平公正的经济价值。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还不够成熟,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生杀大权”,本应由市场配置的一些稀缺资源仍然掌控在各级政府。一些企业为了获取这些稀缺资源不惜铤而走险,用重金贿赂相关政府官员。行贿之风肆虐之下,企业本身的生产效益和经营实力不再是决定其是否能够获得这些资源的关键因素。相反,哪个企业向官员支付的贿金多,哪个企业就能在竞争之中获胜把握更大。这样一种非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逐渐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信誉好、实力强、守法经营的企业往往败给那些肯花大价钱行贿的企业”[19]。与此同时,行贿成功的企业绝不会白白送出巨额的贿金,这些贿金又作为成本投入到企业的生产之中。高成本下的高收益只能以低劣的产品为代价,大量低劣的产品流入到市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害。显然,如此猖獗的行贿严重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集约式反腐败同时打击行贿与受贿,对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1)企业行贿之风能够得到有效遏制。企业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琢磨官员的喜好,而是把宝贵的资源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依靠守法经营提升经济效益。(2)企业竞争环境能够得到有效净化。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能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有序竞争,有利于企业的成长和发展。(3)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得到有效提高。企业能够获得哪些资源不再由其向政府行贿的金额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的经营实力,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集约式反腐败还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1)有利于控制滥用权力的行为。廉政责任制的实施倒逼领导干部重视对下属的监督,更主动地防范潜在的廉政风险。来自系统内部领导的监督和控制必然对官员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大大压缩了以权谋私的空间。(2)有利于推动责任政府建设。责任政府与廉政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不廉洁的政府不可能把公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全心全意对公民负责。因此,公民对政府高效廉洁的诉求,最终转化为建构责任政府,只有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廉洁。”[20]廉政意味着政府及其官员应当坚持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如果政府官员为政不廉,政府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泛滥,事实上是政府官员以渎职为前提谋取个人私利,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样的政府显然不会是负责任的政府。集约式反腐败有利于充分贯彻落实领导的廉政责任制,只有领导对政府及其官员负起廉政责任,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成为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在公众面前塑造廉洁高效的政府形象。

  

   腐败的复合过错与单一追责的矛盾现象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和党政廉政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对行贿的打击不力以及对领导廉政责任的问责缺失,从而集约式反腐败的制度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所导致的。其中,法律和制度缺陷,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绩效偏好等是导致行贿犯罪得不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由于组织廉洁并非政府治理的优先目标,以及问责制度设计不健全等,则是导致领导的廉政责任难以受到追究的关键因素。集约式反腐败是体现于我国法律和党的规章之中的一种既有的制度安排,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同时对行贿人、受贿官员和组织领导三方过错主体进行责任追究,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廉政治理的效率,是实现反腐败法治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2] 徐岱,行贿罪之立法评判,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p82-85。

   [3] 赵秉志,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经验及借鉴[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4] 王作富、但未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5] 高铭暄、张杰,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J],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5期。

   [6] 何增科,依靠制度建设遏制商业贿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1期。

   [7] 徐岱、马宁,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J],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8] 张德友、李涛,关于领导责任制度建设的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9] 胡建淼、郑春燕,论行政领导人行政责任的准确认定[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0] 陈国权,论廉政建设中的领导责任制[J],政治与法律,1998第5期。

   [11] 胡鞍钢、过勇,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J],管理世界,2001第6期。

   [12] 陈国权,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论行贿罪的危害与惩治[J],政治与法律,1999第3期。

   [13] 张贤明,政治责任的逻辑与实现[J],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

   [14] 毛寿龙,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J],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15]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6] 胡洪斌,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探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17] 何增科,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p163。

   [18] 陈国权,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20-121。

   [19] 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J],学习月刊,2010年第8期

   [20] 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J],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21] 王沪宁,反腐败的中国实验[M],海南: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反腐败法治化与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研究”(14ZDA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国权,男,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权力制约与监督等研究;陈晓伟,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权力制约与监督研究;

   [①]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②]《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③]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④] 徐岱,行贿罪之立法评判,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p82-85。

   [⑤] 本书编写组,《治理商业贿赂相关案例解析》[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3月。转引自何增科,依靠制度建设遏制商业贿赂[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1期。

   [⑥]赵秉志,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经验及借鉴[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⑦]王作富、但未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J],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⑧]高铭暄、张杰,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J],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5期。

   [⑨]徐岱、马宁,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J],当代法学,2009年第2期。

   [⑩]赵秉志,国际社会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经验及借鉴[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1]陈国权,严惩行贿:净化政治空间——论行贿罪的危害与惩治[J],政治与法律,1999第3期。

   [12]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J],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13]陈国权,论廉政建设的领导责任制度[J],政治与法律,1998第5期。

   [14]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5]胡洪斌,党风廉政建设问责制探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16] 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J],学习月刊,2010年第8期。

   [17] 徐显明,论“法治”构成要件——兼及法治的某些原则及观念[J],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8] 王沪宁,反腐败的中国实验[M],海南: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9]何增科,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p163。

   [20]陈国权,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20-121。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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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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