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1 次 更新时间:2016-07-31 17: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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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进入专栏)  

   5月15日,资中筠先生应杭州“通衡论坛”之邀,讲了“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并同与会者互动。关于这个话题,已发表过多篇文章,重复的内容从略。以下为讲话及互动的综合摘要:

  

   现在为何需要重提启蒙?

   我们经历过的非常蒙昧的时代离现在不远,几亿人靠一个大脑思考。改革开放后,“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破除,是最近的启蒙,逐步回归到用自己的思考来判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沉渣泛起,一些被扬弃的糟粕又出来了,说明滑向愚昧容易,而启蒙的道路很长。

   2012年我去浙江上虞市,想参观春晖学校,那是一个当年传播现代文化的地方,有一批很值得尊敬的人,如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等。当地接待我们的领导,先带我们看曹娥碑,在以曹娥为名的纪念馆里,展示了“二十四孝”,讲解员是个90后,头头是道地宣传“割骨疗亲”、“郭巨埋儿”等。当地政府说是“以孝治市”。宣扬“二十四孝”的不止一处。北京的养老公寓还专门雕刻这些故事作为装饰。作家宗璞曾为文批评。另一次参观杭州龙井,据说有18棵龙井茶树是乾隆皇帝所植,树上的茶叶只有某一位主席来时泡过喝,旁边的椅子是X主席坐过的,据说有的游人,会专门去坐一坐以得“仙气”,有的比较“谦虚自觉”,不敢去坐。我问接待者,茶叶是不是很好喝,你喝过没有?他赶快摆手说:“我可不敢喝。”诸如此类……

   因此,我觉得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启蒙的方向是理性、科学、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尊重事实,且有自信和是非观的,还有“人是生而平等的”观念。每个人无论贫富、官民,人格应该是平等的。既然是公共的椅子,应该人人都可以坐。21世纪的今天还有这种观念,且在最发达开放的地区,实在令人悲哀,说明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以及人道主义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

  

   启蒙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从启蒙本身讲,是文化问题。是你的大脑是怎么想的,或者集体中的大多数人的观念的问题。但是集体的观念的形成又与长期的制度有关。我曾写一篇“文化和制度,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文章,说明二者交替发展,难分先后。何者更重要,要看当时的背景。同是主张自由民主、认同启蒙的知识圈里,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我可能是折中的。我同意假如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制度改了,整个国家的问题依旧存在,因为制度是要由人来实行的。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长期制度培养出来的,从知识分子到草根百姓,思维习惯都有一种向度,朝着某一种方向,制度的力量不可小看。

   比如我们经历过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一个人受到万民的膜拜,这是制度问题。在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假如没有人拜,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事实是,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崇拜皇权,认为掌权者即是皇帝,总会做出英明的决断,坏事都是底下人干的,天皇永远圣明,这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制度会鼓励一种文化。我常说如果一个社会多数情况下好人有好报,那么这个社会好人就多;如果做坏事的代价小或得不到惩罚,那么做坏事的人会越来越多。一个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人,在提出创新见解时,如得到鼓励,就会激励更多愿意独立思考的人。相反,如果受到压制甚至惩罚,就鼓励大家随波逐流,甚至上交思想,久而久之,整个民族就丧失创新的能力。

   从近代中华民族启蒙的历史,可以看出文化和制度的关系。从晚清开始,被外国的炮舰打醒了,有一批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魏源、徐继畲、林则徐、王韬、严复、郭嵩焘、黄遵宪,等等。严复翻译了很多著作,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启蒙。他说“民智之未开,何以共和为”,假如大家都很愚昧,建立一个共和国,是没用的,所以开启民智很重要。沈钧儒科举中进士,在他的科考文章里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我想他是看了严复的译作。后来他被政府派到日本学法政,回来主张立宪。这都说明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开始启蒙。

   启蒙思想集大成者是梁启超,他的“新民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习惯了当奴隶,经常受压,当有外国来侵略,叫他挺起腰板捍卫国家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使我国与别国在国际社会有平等的权利,需要先使我国国民在本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别国国民在他们的国家享有什么样的权利,我国国民在我国也应享有同样的权利。也就是如果英国人在英国有言论自由,那么中国人在中国也应有言论自由。这样在本国受侵略时,才能鼓励本国人捍卫国家抵抗侵略。我觉得“新民说”太了不起了,讲得很透彻。

  

   关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问题:

   一般人很喜欢说中国经历几次异族侵略,而文化一直没断过,不像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亡国当了殖民地,说明中国文化有它的特殊优越性。首先,这种说法指的是汉族,不能说中国没有亡过。“五胡乱华”时期,北方民族曾一度强于南方汉族,后来,我们历史书上称这段时期为“中华民族大融合”,掩盖了当时的民族争斗。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完全亡国有两次:一次元朝,一次清朝。如果不算亡国,那么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也就算不上民族英雄了。但是为什么侵略者都被同化了呢?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久远的国家,两千年来形成了一套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的传承,确实很精致。每当改朝换代,开国之君都会总结前朝经验教训并做些调整,希望可以千秋万代。所以作为代表农耕文明的政治制度,确实相当精致。而征服中原的这些民族,实际上都没进入农耕文明,基本是狩猎的,属于马上民族,文化发达程度和统治术不如汉族。要想立住脚,需要团结上层精英,必须学习汉族的文化包括典章制度,拿来统治是最有效。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文化也融进了许多外来文化。

   文化有一个洼地效应,总是从高向低处流。假设(当然只是假设),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像满族一样整个占领了中国,会不会被中国的文化同化呢?我相信是不会的,因为那时英国的工业文明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农业文明,晚清的人已经发现英国的制度比中国先进。日本占领过大半个中国,却没有被同化,尽管日本文化原来是从中国来的,但当时已经比中国先进,也比中国的西化程度要高。从过去一些城市的租界上的情况看,究竟谁“化”谁,就说明问题了。实际上,从工业化到数字化的当代,整个世界、整个文明都在进步,我们在不断接受外来的文化,绝不只是器物方面,这是必须要承认的。单是今天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全部都是外来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最值得自豪的,它们改变人类整个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对人类文明起了里程碑作用。不过最后一个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的事了,以后中国就再没有出现对人类文明带有里程碑性质的发明,我们也必须承认。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有优秀的地方,也有很大的缺陷,最值得骄傲的是春秋百家争鸣的时候,出了很多学说和哲学家的思想。不过武汉的邓晓芒先生对此也评价不高,称之为“百家争宠”,意思是说所有的思想家,当时都是为君主出谋划策的,希望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庄子是例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里,没有独立的、脱离现实政治的思考的习惯。我还没有完全否定百家争鸣,但邓先生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中国文化传统太偏重政治文化,导致非常功利主义,缺少超脱于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一篇文章“方孝孺和布鲁诺”,这两个人都是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但二人的坚守很不一样,前者为了朱家谁当皇帝,后者为了日心说。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缺陷:大家眼睛总是上向看,猜想统治者的心思,或为统治者出谋划策。

   现在又出现了“智库热”。学习美国,建立了好多“智库”。我认为,过分实用主义本来就是美国学术中的缺点,但是美国的智库形形色色,独立性较强,并非都与政府政策有关。研究的课题大多是自己感兴趣的,结论可能是批判现行政策的,也可能与现行政策一致的,也有很多跟政治无关的社会调查等等。如果执政者认为有参考价值,当然也可以采用。但是我们热衷于做“智库”,总是眼睛向上,以执政者的青睐衡量成绩,甚至以得到“批示”为衡量论文的学术标准,又陷入了为领导思想做注解。纯粹独立的、民间的“智库”很难立足,但很多学界人士乐此不疲,证实了邓先生所说的“争宠”的文化基因,老想得到帝王赏识,而对完全超脱人际关系的科学研究兴趣较少,或不受鼓励。中国学术对外开放首先接触到的是美国,美国的创新精神、独立思想等等没有学来,却拿来了实用主义,而且变本加厉加以发挥。

  

   关于科举制度

   (有人提出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

   我完全同意科举制度的负面效应,也曾提到,唐太宗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就是说把人的思想全统治起来,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引向了同一个道路。在魏晋南北朝是贵族文化,那时人的思想比较自由,也相对独立。像谢安,能够归隐山林,也可以出世做官。有了科举,一方面是平等了,布衣也可以考科举了,这对普及教育,加强社会的流动,有积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所有人读同样的书,每三年都从这里出题,就会把人的思想固化。如同现在的应试教育,有标准答案,不能随便发挥,束缚了学生的思想。

   有人替清朝总结经验,认为1905年废除科举是极大的失策,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做官无望,只好革命。当然好与不好要看站在谁的立场来说。而且不废科举,那个皇朝就能继续下去?总之近三十年跟过去不同的是,除了考公务员之外,可以有别的出路,有一些空间留给不想进入体制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大进步。但在就业中特别看重学历,又回到应试教育上去了,跳不出这个循环。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人认为这一提法有问题,不科学)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个解放,至少从两个“凡是”里解放出来了。那时争论的是,以领袖说过的话为标准,还是以实践为标准,所以打破“两个凡是”是一大进步。但我也同意,从哲学上讲不能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实践要经过好几代、好几种实验才能行,不能马上看到成功或者失败,而且有些不言自明的真理无法用实践来证实。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缺陷。但是总比说某人的一句话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好,现在也还适用,比如有人说不许批判“文革”,“文革”值得肯定,那就应该用“文革”的实践来检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对文化起了多少破坏的作用?这些实践和事实俱在,可以用来评判。但说实践是“唯一”的标准,恐怕确实是不够科学。    

  

   启蒙与救国以及“打倒孔家店”

   (有人提出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

“打倒孔家店”口号被夸大了。原来不是“打倒”,而是“只手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掀起反对儒学的思潮。而且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的旧学修养都很深。有了中国文化的修养,再接触到西学,吸收其中的精华部分,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因此把传统文化的断裂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对的。问题在于这跟西化、跟民主、自由、平等有没有冲突?基于我自己价值观形成的经验,我认为并不冲突。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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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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