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单一文化很难促进社会繁荣

——专访民族学专家杨福泉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52 次 更新时间:2016-07-26 17: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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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泉 (进入专栏)  

  

   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一种文化不能只讲传承,不讲创新。比如丽江东巴文化不能只吃老本,要不断产生新鲜血液,要有新的补充和新的原创。不能固守不变。比如说丽江纳西族歌手肖煜光就把现代音乐的元素融入到纳西传统音乐之中,推出了名为《纳西·净地》的母语歌曲专辑,卖得非常火。我们不能说因为古代没有摇滚乐就说肖煜光的歌不是东巴文化——即便在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东巴文化也是不同的,是在变迁发展中的。更关键的是,传统文化如果缺少创新,就缺乏活力,年轻人是不会感兴趣的。

  

   这里要补充一点,民族文化的创新是指在原来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不断有新的原创,其实纳西人的东巴文化、丽江古城等、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吸纳和创新才形成了融合纳西、汉、藏、白丰富多彩的文化大观的,这就如活水长流,生生不息。

  

   对文化传人要进行不离本土的培养,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有个前提,即他们的本土应该具有能够培养他们的条件,即文化资源、文化环境;另外,他们必须有相应的条件能安心学习自己的传统艺术。如果自己每天生活的环境已经全然没有滋养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土壤,那鱼儿也没有办法。我说的水,这里指的就是日常状态的民俗土壤和养料,有了它,才能抚育出民间艺术的青枝绿叶红花。所以,保护文化传人故土的文化土壤和氛围,即鱼儿赖以生活的乡土之水,这应该是最根本的。

  

《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爱思想:您在《“文化焦虑”弥漫当前社会》一文中提到“文化焦虑”这一概念,并用以表述当前在面对西方文化渗透过程中汉族传统文化所出现的反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反差,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宗教与节日的涌入并得到年轻一代的认同,您对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有哪些看法?

  

   杨福泉: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有些表面化,常常表现为只是凑热闹,只学表象的东西,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比如说圣诞节在现在的中国非常火,但是又有几个年轻人了解这个节日的内涵呢?圣诞节更多的是举家团聚一起,到教堂做仪式,体验一种信仰的氛围等,但在中国成了年轻人的狂欢节,比如每次一过圣诞节昆明的一些主干道就垃圾满地,只是苦了环卫工人,圣诞节成了与其本意相悖的污染环境的节日,这就成了学习西方节庆文化但学偏了的例子了。

  

   国人应以“世界眼光”看天下、不妄自菲薄但也不自高自大。中国的发展,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博大的胸怀,善于发现自己的差距,发现别人的长处。比如近年来曾有一种观点是“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调,我觉得这就是盲目自大的一种心态,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不懈地为自己的前程努力,我们这样夸口倒反显得浮躁和没有一种“大国风度”。

  

   爱思想:由于历史原因,云南是一个多宗教混杂地区,既有传统的藏传佛教、东巴教等,又有近代以来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等,甚至有同一家庭信奉不同宗教的情形,请问您怎样看待云南地区的宗教状况?

  

   杨福泉:丽江大研古城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很符合你说的这种情况,茶马古道上有不少地方都有这种多元宗教共存的现象,比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城阿墩子老街,你会看到藏传佛教佛塔与清真寺毗邻共存的现象。这典型地反映了民族宗教信仰共存的和睦局面,这是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与聚居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共生、共补、共存的现象。

  

   一种宗教要想在本土生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入乡随俗,在这方面,云南一些地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做的很聪明,他们用本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传授教义,创制文字,更为重要的是,云南本土的很多宗教确确实实的解决了当地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建镇位于红河之源,有彝、回、汉、白、苗、傈僳等兄弟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是云南省民族宗教大镇之一。上世纪80年代末,永建镇曾是全国的毒品重灾区之一。从1999年开始,永建镇经历了一个禁毒整治、巩固提高、产业发展的漫长过程,走过了一条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之路。包括东莲花村在内的永建镇经过多年的整治,贩毒案件逐渐绝迹。后来逐渐成为社会平安、和睦、民族团结的示范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当地德高望重的回族阿訇对民众依据伊斯兰教的教规教义,宣讲“贩毒是杀人,吸毒是自杀”理念,教育广大穆斯林群众增强防毒反毒意识,并在清真寺内设立法制教育课,不断强化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深入开展模范清真寺评比创建活动,村民宗教生活严谨,经堂教育兴盛。始建于清朝初年的东莲花清真寺是村内传播回族文化的中心。经过多次扩建,东莲花村在民国十三年腊月竣工的东莲花清真寺礼拜堂、宣礼楼建筑风格独特,整个清真寺都是土木结构,把中国传统出阁架斗、雕梁画栋的建筑风格和回族的建筑美学观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和当下很多地方重新建成阿拉伯建筑样式的清真寺相比,回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意蕴显得非常厚重和真实。从整个村子的建筑聚落风格、民俗等看,东莲花村完整地反映了回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学习和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历史原貌。这种尊重和保留历史文化真实的做法,不仅为云南文化强省建设中的回族文化保护和建设提供了非常生动的案例,而且这种经验也是值得各地回族村镇文化建设借鉴的。

  

《象形文里写春秋——纳西族》,民族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国学”一词不科学

  

   爱思想:中国现在掀起了“国学热”,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杨福泉:“ “国学”一词实际上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语境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学术词汇。它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夏夷”之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和那些时代的士大夫们是不把研究中国汉族的民间社会、平民文化视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更没有把丰富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20世纪初叶提出“国学”概念的中国汉学家们则是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将以研究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学典籍”的一门狭窄学问就冠之以“国学”, 这个不准确的“词汇”现在又被一些人从故纸堆里挖出来滥用。全世界只有中国提出“国学”这样的概念,就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美国就没有所谓“美国国学”,英国也没有“英国国学”,德国也没有“德国国学”、就算是同属文明古国的印度也没有所谓“印度国学”。“中国学者在和国外学者介绍“国学”的时候用的词语是“sinology”,而“sinology”翻译过来就是“汉学”。那么这就引发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汉族的文化算是“国学”?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不算是“国学”?继续过多宣传其内涵就是汉学的“国学”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可能会在55个少数民族之间引起逆反或反感的心理。

  

   爱思想:现在宣传的“国学”是不是就是纯粹的汉学呢?

  

   杨福泉:也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提倡的“国学”也只是指“四书五经”这样的古典汉学,汉族民间文化就没有被包含在“国学”之内。比如长期研究汉族民间社会与文化的费孝通、钟敬文等著名汉族学者,就肯定不会被那些提倡“国学”的人视作“国学大师”。

  

   爱思想: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国学”这个概念的?

  

   杨福泉: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国学”这概念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国学”一词实际上是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语境影响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学术词汇。它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夏夷”之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国学”的学术定义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以当下我国的学科来划分,“国学”到底算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谁是“国学”的学科带头人?如果这些很基本的学术问题都没办法回答,那么“国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开设了“国学院”,但内容非常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政治什么都教,老师也是来自不同的专业。这样的“国学院”只能说看起来很热闹,实际效果恐怕不尽如人意。

  

   现在在社会上也能看到有不少文化传播公司邀请所谓的“国学大师”来做讲座,门票非常贵,实际上据目前披露的很多讯息看,这些人中很多不是严谨做学问的,有的甚至是借“国学大师”之名忽悠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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