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星: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21 次 更新时间:2016-07-25 23: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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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星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56年,对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跌宕起伏,发展轨迹之诡异,出乎许多人的预料。

   当时国内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形势:让美国这一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第一次没能赢得战争胜利的抗美援朝,已经结束;镇压反革命、高饶事件、反胡风集团等运动,也都过去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新年伊始,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私营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喜报。4月份毛主席发表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十大关系》。5月份,陆定一同志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发表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从来没有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进一步使人心情舒畅、思想活跃。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毛主席也称“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知识分子皆大欢喜,一心想着向科学进军。这是人们心目中越来越宽松的一年,谁也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反右”风暴。

   而国际上此时已是彤云密布,浊浪排空。在3月份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诸多错误甚至罪行,震惊全世界。10月份,波兰事件与匈牙利事件相继爆发,苏军坦克开上了布达佩斯街头“平息反革命暴乱”。局势一片混乱,苏共和中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的矛盾、爆发如此剧烈的冲突?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何处去?当其时也,世界上各种理论派别、政治力量吵作一团,莫衷一是。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同志回忆,自从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央书记处(在那年9月结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为我党有史以来所未有。

   就在匈牙利局势急转直下、日益恶化,反共舆论甚嚣尘上之时,1956年10月底,为了正确分析国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同志,到新华社找一些同志交换意见。

   当时的新华社国际部,可以说是国内唯一的国际“消息总汇”。除公开发稿外,他们办的《参考资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几万字,上午版32页,中午版24页,晚上版24页(有时32页),而且一定在早上8点、中午1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林克解放后在新华社国际部历任编辑、参考消息选报组长,1954年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主要帮助毛主席挑选国际资料和学习英文。在毛泽东的指派下,林克到新华社后,找到时任国际部主任的家父王飞、副主任李慎之叔叔,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作为当时新华社国际报道的负责人,作为从莫斯科到华盛顿,从华沙到布达佩斯,从赫鲁晓夫到艾森豪威尔,从哥穆尔卡到陶里亚蒂,铺天盖地外电的“第一读者”,在夜以继日的冲击下,王飞等人也在苦苦地思考、探索:斯大林、苏联、东欧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其经验教训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中国、国际共运乃至世界向何处去?

   李慎之后来回忆:那时他们忧心忡忡,工作之余经常一起讨论,甚至到了寝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他们觉得,看来斯大林不行了,赫鲁晓夫更不行,“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胜利才7年而且领导着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为全世界革命人民众望所归、一贯提倡集体领导与群众路线,而且素有宽容与开明之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5期)

   完全可以想见,当他们得知毛主席礼贤下士,要倾听他们意见建议时的兴奋心情。不料谏言上达天听后,风云突变,向党中央主席提的建议,很快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纲领”,二人从此运交华盖,命途多舛。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当年向毛主席进了什么言,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

   林克当年撰写的《王飞、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谈话》,揭开了谜底。“反右”中,林克应要求,向新华社机关党委提供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记录稿被新华社机关党委编为“1957年第52期整风资料”,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以为批判王飞、李慎之的罪证,遂得以连同他二人在“反右”、在“文革”中写了无数遍的“检查”、“交待”、“请罪”等材料一起保存至今,使我们能够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大体还原历史真相。

   限于篇幅,下面对林克的谈话记录稿略作摘录(括号中的文字为林克原注):

  

   王飞同志首先发言: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若干根本问题极想向中央领导谈谈。

   看来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上完全靠苏联不成,中国党应该自己研究和提出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

   问题的实质:基本的意见是苏维埃社会式的民主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苏维埃式的民主基本未解决。

   在苏维埃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成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

   由中央一直到村干,管得太多太死,不准有活动余地。如此我们党的威信越高,就越危险,有人认为反我就反党,我即代表党。由于有绝对的权力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下边也形成了一个阶层,没有思想,没有独立思考,斯大林倒下了,别人就混乱了。

   英、法、美政府倒台,就像换件衬衣一样,无论政府换不换,但整个社会是稳定的。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英明则没有问题,不英明,则解决时即要采取冲突的形式,而且不一定能解决得好。根本的问题即我们(指苏联)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

   如何解决:

   1.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民主的实质。我们的报纸上的自由是在小问题上,现在言论不是独立的。领导人物、领导机关的活动、领导机关的决策交给人民评判。这样人民确实有更大的选择能力辨别能力。

   如果帝国主义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还可以将情况公开,为什么我们的制度不可以?应该可以发表不同政见的批评,但不能发表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言论。

   2. 分权:

   分权包括村干问题。党政要分开。削减某些部门的权力、某些组织的权力。不仅分权而且要削权,可以互相制约。

   3. 选举:

   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选举是间接的选举,甚至是中央的圈定。人民代表与其说是选举的,不如说是任命的,我们不应把选举变成虚伪的形式主义,人民不是阿斗。

   4. 保密问题:

   有些东西要保密;但是保密的东西太多就是说告诉老百姓的东西太少,人民不知道领导人如何活动、如何决策,结果培养愚昧主义,不能增加人民的判断能力。

   这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发生什么问题,从长远来说中国可能发生问题,但目前还没有问题。这是为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可以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跃进、复兴。

   对斯大林的估价与看法:关于斯大林功过三七开的问题。完全同意对斯应作全面历史评价。但斯大林的功过是否值得三七开值得怀疑,如能分时期评价则更好。

   个人崇拜问题:各国共产党理论上是相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但实际上,共产党对领导人、高级领导的依赖思想过于以往任何朝代,这是非常矛盾的。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但是一个领袖威信高,可以引起不良的后果。毛主席聚集起来的威信要极其慎重防止被别人篡夺利用。

  

   王飞同志谈完后,接着李慎之同志说:

   为什么会发生波匈事件这样大的问题?

   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

   我们完全同意阶级路线,民主只能给予人民而不给反动派。但实际上专政不只专反动派之政,而且专到人民。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我们党几年来一部分已成为一种衰朽的现象,国家大事,如果不通过党的系统则意见不能提出来,一切都统起来。系统严密这是我们党的好处,缺点是不容易听到意见(最后这一句话是我的回忆——林克)。

   这可以从资产阶级牵制平衡、司法独立中吸取一些东西。现在小民主不少大民主不够。

   现在许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断而是由自己判断,不能锻炼人民的判断力。社会需要足够的弹性,才能应付一切事变。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现在报纸太少了,过去中小城市都有报纸,一张报纸(不管是否是官方报还是党八股)也可发扬正气。

   希望毛主席为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解决一个健康民主的问题。毛主席有极大的威信,这是历史造成,而不是个人崇拜,但不希望他的威信无条件地传给其他人。不希望对其他人感到失望,只要有民主,领导人差一点问题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缺乏弹性、应变和改革。但是在理论上现在就高瞻远瞩,在高级干部中现在就开始,走在苏联、波兰的前边是必要的。

   要确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舆论。

  

   今天读来,这些意见依旧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掷地有声。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王飞、李慎之甚至林克的预料,“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不久之后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王、李。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同许多后来发表的毛主席的文章一样,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这段讲话,已经与吴冷西、林克当年向王飞他们传达的版本,不大一样了。有这样一个花絮:看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王飞明知故问,给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当年向他们二人传达毛讲话的吴冷西打电话:怎么《毛泽东选集》里说的,与你当年传达的不一样了呢?吴也并不讳言:我们改了!

   据王飞当年的检查交待,1956年11月,吴冷西传达了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其中一段批评了他们。主席讲话大意是:新华社有两个干部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大民主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只能小民主,小小民主。也许,对付官僚主义者,可搞点大民主。主席还说,他们所提意见的错误一是阶级观点不明确,二是对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一点不明确。

   因为工作忙,与林克谈话那天,王飞谈完后就先告退了,并没有听到李慎之的发言。得知主席批评他们要搞“大民主”,王飞一时摸不到头脑,赶忙去问李慎之。李也大呼冤枉,一再解释:他说的是我们在调资分房等小事上民主多,在国家大政方针等大事上民主少,并未主张什么“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

林克当时对毛主席的批判也感到突然。在吴冷西传达后的一两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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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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