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兼论房市、股市、营改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9 次 更新时间:2016-07-23 13: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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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中央的完整表述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方针,首先需要把握与它的形成相关的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处理好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中央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非常值得进一步领会。十八大后的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显然在一步一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

   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把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最粗线条地说,这样一系列指导方针的明朗化里面的关键词,至少是如下几个表述出来都是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基本概念的链接。

   首先,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的任务,如做出最主要的浓缩,核心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简称“现代国家治理”。“治理”这一用语已经明显区别于我们过去说惯了的管理调控的“管理”,它所涉及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是要改变过去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管理调控、掌控的架构,转变到必须对应“包容性发展”这一使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展开的一套新型制度安排,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达到调动一切积极性、释放一切潜力与活力、解放生产力的新境界。这种包容性发展理念,既是对我们整个统一市场多元主体互动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各方多赢共赢的内在逻辑的肯定与指导,其实也对应于中国与全面开放进入总书记说的和其他经济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就是“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推动多赢共赢。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最基本的内涵。

   这种包容性发展、解放生产力,必须落到资源配置机制上,所以,第二个关键词就是“60条”中多次提到的现代市场体系,而且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表述,终于把小平同志南巡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说到位了。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以他有生之年后被称为“天鹅之舞”的超常规的南巡方式,奋力一推,使中央几个月内形成了最高层级的指导文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限制,当时也只能说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现在,又经过二十多年我们对市场经济的深化认识,在汉语语境里三中全会的“决定性”是说到位了,而市场决定性作用后面又跟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里面所包含的挑战,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实际生活里面我们过去终于已经认识到政府和市场应划清边界,要“井水不犯河水”式地各行其道,这当然体现了认识上的重大进步,但现在最新的境界是什么呢?政府可以跟市场主体以伙伴关系PPP来实行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PPP体现了认识以“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进步。中国特色下,守正还要出奇。后面还会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以现代市场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配合现代国家治理,解放生产力,在三中全会“60条”中又给出了过去中央从来没有以这样的高度来表述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要求,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也就是说,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先解决好“以政控财、以财行政”,“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怎么用”这一套问题。因此,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先审议通过的第一个配套改革方案,就是财税改革,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营改增,是财税改革中税收改革排在第一位的重头戏。至于大家关心的股市、房市,跟财税改革也都有种种直接、间接的联系,整体发展的配套改革中,财政要继续像80年代初、1994年和这次一样,打头阵服务全局。在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同时,财政改革要在推进过程中率先启动。这些我们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通过上面三个关键词的链接可以形成的基本认识。

   到四中全会,又推到全面依法治国。我对它的概括是,这是在现代化取向上与中央文件过去已有所表述的政治文明对接。中国整个的发展,需回忆一下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后一幅著名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把它进一步对应到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现代化趋向上的一些最基本的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大潮流来说。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看大势,首先第一条是工业化,中国的落伍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了近现代史帷幕,一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内忧外患,终于在上世纪,出现三件大事依次展开,一是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我们整个版图的主要部分摆脱了内战,自“一五”时期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力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上海等工业基地成为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带头羊、领头雁,在传统体制下就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当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以改革开放这第三件大事打开新局面之后,“三步走”现代化战略构想贯彻中工业化已形成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撑并推进到“世界工厂”。工业化后面必然伴随的是第二个大潮流:城镇化。我们过去不论改革开放前后,对工业化的追求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关于城镇化的认识过去曾经走入明显的误区——想想十年浩劫中上海和其他地方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逆城镇化”,后来的结果是不得不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工业化、城镇化两个潮流全球范围内是相伴而行的,中国特定的挑战,是怎么弥合自己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经济体,走到一种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状态,那么又必须伴随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明的市场化、国际化,这两方面邓小平看得非常清晰,说得非常到位: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改革是什么?市场化取向,一直走到南巡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开放是什么?全球化取向,义无反顾地加入国际竞争,到千年之交有锁定全面开放格局的入世,以及现在必须进一步做好的开放发展。上面四大潮流之外,就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大潮来了,必须实现高科技化或称信息化,这是第五。

   此外还有什么呢?非常关键、不可或缺的就是现代政治文明所不能回避的法治化、民主化,即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与发展民主政治。上面六大潮流所合成的文明路径,我觉得就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前述几个关键词联结、体现的中国必须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的最基本的大方向,最确定无疑的要领。现在基于这种认识,合乎逻辑地抓住创新第一动力往前攻坚克难,这一套认识最新的概括可能就是大家已经注意到,媒体上很长一段时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领导不断发表文章来讨论怎样认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全面小康,这是2020年的目标,现在进入决胜阶段,跟着第二,是全面改革,2020年还必须取得其决定性成果,如果没有这第二个全面,全面小康的价值要大打折扣,因为它只是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前两步提前实现以后第三步中的一个节点,是在50年时间段里给出的一个中间目标,我们是要以全面小康为中间跳板式的过渡,继续发力去实现总书记说的“中国梦”。所以,它一定要伴随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第二个全面性的要求,否则后面继续提升的后劲就跟不上了。全面改革,又必然扩展到政治文明概念之下的“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既然历史决定了共产党是执政党,那么必须解决好王岐山同志对外国专家所说到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要有第四个“全面从严治党”。这里的合法性还不是指白纸黑字规定共产党执政合法,岐山同志讲的是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在“人心向背”的意义上形成的一种自然法性质的合法性,这除了全面从严治党外别无选择。

   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要把这四个全面处理好,落到我们整个制度安排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状态,看得出来,有一系列严峻挑战。改革怎么样啃硬骨头、涉险滩,攻坚克难?全面从严治党怎么样继续推进?这种制度建设最后应该是合乎人本主义立场地落到我们整个体制内的官员也能得到制度的保护,大家在一起追求这个境界,怎么样“以治标换治本”,显然我们要迎难而上处理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下,我认为实际的改革推进中的重要要领的概括,就是总书记说的要抓矛盾主要方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形成的大背景,也密切关联着“引领新常态”的客观需要。

   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转变。从龙头指标GDP 近年表现看,在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出现一个10.4%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但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这个表现,就是前面30年算总账年均9.8%(差不多两位数)和“南巡”之后20年算总账在两位数以上这个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了,以后我们无法再设想中国的年度增长率能够实现两位数的水平。其后的变化,是决策层2011年意识到必须应对内部、外部的经济及社会压力,需要寻求软着陆,提出了“稳中求进”,2012年进一步表述为稳增长。稳字当头的情况下,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2013年明确提出速度的可接受“区间”概念,到了2014年,明确使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新”是新在经济阶段演变过程中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而新后面跟着的“常”,就深入到经济结构怎样优化这个深层问题;“常”是要追求经济运行下行过程中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升级版”状态,在增长速度下行中,实现阶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稳,企稳以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就“常”了。所以,可以从总书记2014年末在APEC会议上关于新常态的讲话里提炼出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中高速”,阶段转变,增长速度要下台阶,合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该出现的规律性的表现,因为各个经济体在进入此阶段后,都不可能再继续高速、而必然要落向中高速。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化”,实质性的追求是在进入此阶段后,通过结构优化打造经济增长升级版。这第二个关键词作为更实质的追求,怎么实现?必须连通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就是总书记说的“唯改革创新者胜”,别无选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完成攻坚克难,以改革为龙头带动整个生产力新一轮的解放。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面,中央强调只要在可接受的区间内,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一阶段被称为“三期叠加”:第一是增长速度的换档期,速度要下台阶;第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方政府、企业、市场人士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经受优胜劣汰的阵痛,才能去接近结构优化的新状态;第三,还有政府指导方面的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只要是在可接受区间内运行情况下,绝对不会“大水漫灌”,要对前期的刺激政策完成消化过程。我认为实际上对应的还应强调有“三期加一期”,即我们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就是在深水区把改革实质性地加以深化去对接其决定性成果目标。

   关于经济下行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压力,可以做一个相关指标分析。在2011年增长速度往下走的时候,恰恰在物价走势上,当年的感觉是物价迅速往上冲,而过去物价上扬时从来没有在刚超过CPI(消费物价指数)4%增长幅度时,造成这么大的压力。2011年以后的压力,表现的是经济生活里“矛盾凸显期”到来后,社会上所有的不满都可以拿物价来说事。所以,决策层不得不把控制物价表述为重中之重,其实提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这还只是伴随物价压力等问题从社会生活方面视角的一项观察。

从政府感受来看,政府履行职能所依仗的财政收入,2011年之后是明显滑坡的。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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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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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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