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谷书堂教授对价值规律理论的探索与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6-07-15 10: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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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 (进入专栏)  

   【编者按】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于2016年3月27日与世长辞,享年91岁。谷书堂教授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要素贡献分配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改革开放初期,在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促成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与国家物价总局合作创办《价格理论与实践》,对本刊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指导。为表达我们对谷书堂教授的怀念之情,本刊特约谷书堂教授的学生常修泽教授撰写文章,以示纪念。

  

   谷书堂(1925-2016),山东省威海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军人物之一。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按贡献分配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其中,在价值规律理论研究方面,一直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列: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引起经济学界第一波大讨论;20世纪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经济学界第二波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成并出版国家重点课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再度探讨价值规律,引起经济学界第三波大讨论。谷书堂教授不仅是这三波大讨论的引发者之一,而且是争论中重要观点的代表者之一。这三波大讨论,为此后我国在实践中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智力支撑。

   笔者于1974年9月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有幸聆听谷书堂老师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课”;毕业后又跟随谷老师在其主持的天津市 “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学习(编写政治经济学);特别是1979年初正式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后,直接在谷老师指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参加研究的第一个国家重点课题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根据四十多年的亲历和体会,笔者认为,谷书堂教授关于价值规律理论的探索及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2)从“费用与效用关系”和“物质利益”双重角度阐述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的转化形态:主张“不完全的生产价格”;(4)力主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学术探索,不仅对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经济理论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而且也给理论研究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和教益。现根据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谷老师的其他学术史料,论述如下。

  

一、 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

  

   这应是谷书堂教授在探索价值规律理论方面第一位的贡献[1]。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围绕这一问题,曾引发了国内经济学界三波大讨论。

  

   1.20世纪50年代: 率先系统提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并引发第一波大讨论

   谷书堂教授曾说,他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是由于在教学中碰到了垄断价格这个困扰的难题引起的。出于对马列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最初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2]1954年,是其着手研究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历史起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5、1956年),中国学术界空气相对比较宽松。一则,国际上尚未爆发“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二则,国内尚没有开展“反右派”斗争(1957年4月开始),当时也尚未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据笔者所读到的史料,第一次提阶级矛盾和道路矛盾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3]。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要求“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研究科学”。整个社会有一种“研究科学”的氛围,这一点十分重要。

   就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在1955年南开大学学术讨论会上,经济系两位政治经济学教师——魏埙与谷书堂一起发表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魏为第一作者,谷为第二作者),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该论文载于《南开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4]。转年,即1956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魏、谷以此文为基础,将其扩充为一单行本,约4万字,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这是魏埙与谷书堂二位的成名之作[5],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两位学术带头人合作的理论结晶。论文在《南开大学学报》发表时,魏埙先生36岁,谷书堂先生小于魏先生6岁,恰好“而立之年”。

   那么,在1955年以前,甚至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否有学者提出过“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呢?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安徽师范大学学者孙膺武先生曾在1949年4月《文汇报》撰文,论述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1983年2月在厦门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笔者担任讲师后,第一次出席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期间,主办单位举办了《资本论》研究成果展览,笔者曾亲眼看到过孙膺武先生的这篇论文,并且有幸与孙先生作过交流。但是,因1949年4月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尚未建立统一政权,兵荒马乱,加之孙膺武先生的文章很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故未引起学术界重视。孙膺武先生对此是认同的。笔者在为《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撰写“谷书堂篇”时,曾记述了这一段学术往事,肯定了孙膺武先生的贡献[6]。

   魏埙与谷书堂的论文和单行本明确指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7];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满足一定社会需要应分配于某一生产部门的总劳动时间[8]。与流行理解不同,魏、谷提出“另一方面的理解”。认为,不仅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总量所耗费的时间,也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它在商品价值中“同样”具有“直接的基础作用”。此被称为“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论。

   魏埙与谷书堂提出这一观点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实际上,对此文和单行本可能会引起的争议,魏、谷是有思想准备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我们提出的另一方面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对价值规律这一范畴的理解。不久以前展开的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的讨论中,就曾出现过对价值规律本身理解上的分歧。”[9]

   争论很快展开。一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1955年)留校任教的吴树青率先撰文赞成,他在1956年《读书月报》第10期发表书评,肯定魏、谷的观点[10]。同时,该书也引起了一些争论。王章耀、萨公强在《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发表题为《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与魏埙、谷书堂、吴树青诸同志讨论》的文章,提出不同意见[11]。为此,魏埙、谷书堂合作发表了《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12]。文中,魏、谷首先指出,“这一提法并不是我们新的创造,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的,只是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或者虽然有人可能已注意到,但由于体会不同,从而也可能产生意见的分歧”。

   为了阐述清楚起见,他们大量摘引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然后得出基本结论:“某种商品生产的劳动总耗费是否符合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比例分割,也应视为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13]

   在这里,作者坚持了“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特别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共同决定论”的观点,并强调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些观点是有新意的。当然,作者这里讲的 “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等,还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指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其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区别。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提出“共同决定论”是有突破意义的,它实际上指向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向先在苏联实行、尔后引入中国的传统计划体制的挑战(或许谷书堂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不会在1963年出现过思想反复)。因为强调“共同决定”,必然意味着供求两种因素在价值决定中起同等作用,这就揭示了价值形成的“黑匣子”,其逻辑结果必然要求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转化(多年后,即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青年学者鲜明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命题[14])。

   从新中国经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由这篇论文引起的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问题的学术争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展开的一场较大范围的经济学大讨论,而魏、谷则是这场大讨论的引发者,《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书,是他们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奠基之作。

  

   2. 20世纪60年代:出版“第三版”并发表两篇观点不同的论文,引发第二波大讨论

   1959年,魏埙与谷书堂合著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结合此前理论界的讨论,作者对有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进行了充实和改写,进一步明确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的观点。继之,在1961年又发行了第三版。

   该书第三版出版后的转年,即1962年,谷书堂参加了由当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黄松龄先生(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与谷比较熟悉)主持的研究室活动。当时中央“七千人大会”开过不久,学术空气有所缓和。参加黄老这个研究室活动的,除中国人民大学徐禾、李云、吴树青、林兆木等以外,还有复旦大学的蒋家俊、厦门大学的吴宣恭、吉林大学的王书相等。在此期间,谷书堂与人民大学林兆木(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厦门大学吴宣恭(后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起研读《资本论》中有关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论述,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三位学者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试论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论文(以下简称《试论》),在1963年1月 1 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

1979年6月——8月,谷书堂在沈阳“辽宁大厦”主持编写北方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期间,为研究和写作《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曾安排笔者查阅和整理“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的学术资料。在辽宁大学图书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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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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