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的复杂性及其实践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5 次 更新时间:2016-07-07 02: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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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在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是联结在一起的,不过,由于时代和相关理论表述的局限性,特别是马克思晚年为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所设定的“历史环境”没有出现,这就给后人留下了把“普遍”和“特殊”分离开来进而对立起来的“空间”。由于种种原因,1905年以后,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开始变为两种独立的认识范式。虽然,列宁在反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故把“普遍”和“特殊”统一起来的趋向在他当时的相关思想中以不太稳定的形式显示出来,但他过早的去世又中断的了这种趋向。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彻底割裂开来,使它们成为两个相互否定的认识范式,甚至用后者取代了前者。这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有机结合起来、超越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所产生悖论的方面,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现实性路径。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能不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认识模式 悖论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叶险明,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认识模式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是其对整个近现代世界历史变迁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对这种影响的认识,学界往往流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缺乏对其复杂性的全面把握。笔者这里所说的“复杂性”主要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一是,“影响源”的复杂性,即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演变发展的复杂性。二是,“影响过程和结果”的复杂性,即落后国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与理解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视角、过程和结果的复杂性,以及决定这种“视角、过程和结果”的经济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可以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全面把握上述“复杂性”,那么就不仅会对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产生重大误读,并在方法论上导致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的误判,而且也会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性发展。

  

   一、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发展及其局限性

  

   在马克思那里,所谓“历史认识模式”是指,在科学的历史观层面上的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历史叙事方式,其根本旨趣和核心理念就在于:昭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全面把握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那种社会状态的规律和趋势,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这一历史认识模式的根本志趣和核心理念渗透于马克思理论学说各个构成部分中。其基本逻辑要义是:先有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才有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主义取代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用任何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关系取代资本主义,或把前资本主义关系作为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只能导致历史的倒退或腐朽、落后的东西“死灰复燃”。当然,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模式是发展着的。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空中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形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笔者以为,在马克思那里,先后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系的历史认识模式的形态。以高度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演变发展为内容的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第一种形态。这一历史认识模式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唯一的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也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形态。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普遍的两个基本规定,即:在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尚有发展余地的时候,这一社会形态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在于后者自发地给前者提供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基础,也包括广义的文化方面的基础),而前者则能够在批判性地继承后者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对其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了精准、成熟的表述。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一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不仅体现在马克思相关的理论批判中,而且也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科学分析的过程中,如:19世纪40年代末,对作为封建专制主义帮凶的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诅咒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等丑陋言行,作了辛辣讽刺和尖锐批判;1850年,在总结法兰西阶级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强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①];19世纪60年代末,明确否定了以赫尔岑等人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从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等等。

  

   然而,在马克思上述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也潜藏着这样一个需要修补的“漏洞”:由于没有把主要基于“西欧经验”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在方法论上加以概括,就有可能使一些人(如查苏利奇所说的那些自称为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特殊”等同于“普遍”,并用以剪裁世界各国发展过程。进而言之,虽然,在马克思这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也包含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但这种“普遍”在表述形式上却隐含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由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中[②]。这也说明,尚未对“特殊”与“普遍”加以方法论上明确区分的“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还不能直接用于解释某些东

  

   方落后的非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以及其发展道路问题[③]。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关思想的肯定性关注[④],《资本论》第1卷在俄国出版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以及对俄国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就资本主义、农村公社与俄国未来命运关系所提出问题的深入思考,便成为形成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第二种形态的重要契机。这种契机总的世界历史背景是: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种内外因的作用下在东方的一些国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时候,但其弊病与陈腐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纠缠在一起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从而激起了种种反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浪潮。这就使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诠释,是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而对这种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诠释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与普遍,必须在方法论上加以区分。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第二个形态的主要内容是:包括农村公社在内的整个俄国有与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故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有可能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各个阶段,走自己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从而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⑤]。笔者以为,在马克思那里,“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功能就在于,在方法论上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和特殊区分开来,其主要表现是:在没有忽略“普遍”的同时(见下文),强调了具有不同于西欧国家特点的俄国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还是一种可能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而在方法论上避免了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泛化为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可能。可以认为,“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形成,不仅标示着马克思在思维方式、话语系统以及社会发展道路意义上对“西方中心主义”彻底批判和超越的完成[⑥],而且标示着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丰富和拓展。这主要直接体现在《资本论》法文版、《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以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序言中。

  

   当然,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上述两种形态在逻辑上又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是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形态,其主要根据在于:只有在逻辑上首先科学考察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全面昭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此其一。其二,大部分尚未解体的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从而整个俄国是否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而对这种历史环境的预设离不开“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历史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整个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还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是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构成要素[⑦])、“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胜利”、“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西欧先进国家的引导和帮助,等等。毫无疑问,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这些主要构成要素是预设不出来的。换言之,马克思是通过为大部分尚未解体的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历史环境的预设,来彰显包含在“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的。另一方面,“第二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又是“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的逻辑补充和延伸。它不仅对“第一种历史认识模式形态”所诠释的关于西欧社会独有的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加以科学规定[⑧],而且,通过对这种发展模式的结果对当时的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影响的考察,在预设的“历史环境”中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普遍推及到俄国,并在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中,诠释了“普遍”与“特殊”间的区别及联系问题,即:西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并非是世界上所有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但作为民族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这种丰富和拓展,无疑在方法论上为某些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⑨]。

  

笔者以为,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两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启示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只能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而不可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产生:对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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