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马克思历史认识模的复杂性及其实践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2 次 更新时间:2016-07-07 02: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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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恩格斯论述为什么当时落后的俄国比其他落后国家更容易缩短向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时说,“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29] 可以认为,列宁重构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即:去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率先取得胜利等构成要素、淡化了“占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构成要素(这里所说的“淡化”是指撇开了资本主义在制度和政治文明等方面所取得了一切积极的成果),增加了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以及它作为“半文明”国家而存在的特殊性)、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这一革命胜利后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利的国内革命形势、东方落后国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等构成要素等。显而易见,在把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环境”的具体构成要素在学理上重构的过程中,列宁把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独立化”了。

   [30] 笔者认为,从方法论上看,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马克思的历史认识模式之所以还只是“演变、分离为两种独立的认识范式”,而不是已经成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认识范式”,其主要根据在于:1905年后,列宁虽然从政治和策略等方面反对普列汉诺夫的相关观点,有时甚至对其批评得非常尖锐,但他一直在整体上将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看待。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共遇到了普列汉诺夫曾预言出现的一些问题的严重困扰,这使得心胸宽广、善于汲取他人意见的列宁对其在与普列汉诺夫争论中所坚持的一些重要观点不能不加以反思。虽然他对此没有明确地表示过什么,但我们通过他在“十月革命”后对普列汉诺夫著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例如,1920年9月,列宁所填写了《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党员重新登记表》,其中设问第41条:“您读过哪些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列宁的回答是“几乎全部(不包括列宁本人的著作——引者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6页)又如,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即1921年1月,列宁与当时试图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管理方法的托洛斯基等人,在“工会问题”上展开了论战。在论战中,列宁再次从正面意义上提及普列汉诺夫,他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众所周知,《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是普列汉诺夫哲学的代表作。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专门对以米海诺夫斯基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自由民粹主义,进行了哲学方法论上的深刻批判(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17-384页)。再如,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1922年4月)中要求:“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31] 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2] 笔者这里提出“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基础”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实质就在于:在某些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并不必然要先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但必须以批判性地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为其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34]“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是马克思把历史认识模式第一种形态所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普遍,有条件地推及到落后的俄国的逻辑结果。而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其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成果”。

   [35] 当然,列宁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与普列汉诺夫争论中所包含的 “普遍”和“特殊”的“分离”。例如,在1923年5月30日发表于《真理报》117号的一篇题为“论俄国革命”一文中,他就曾表现出试图从方法论上化解这种“对立”的努力。他如是说:“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7页),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同上书,第776页)列宁实际上在这里强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毫无疑问,列宁这段论述的意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通过什么中介或环节与“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联结在一起的?“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又是通过什么中介或环节与“俄国革命”联结在一起的?如果不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就难以摆正“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的关系,以及“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与“俄国革命”的关系。

   [36] 本文这里所讲的“‘十月革命’所确定的旨在直接实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其具体时间跨度是1918年1-7月,即:从解散立宪会议、宣布俄国为苏维埃共和国(1月),到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以建立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任务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宪法(7月)。随即俄国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新经济政策”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直接目标,而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为直接目标。

   [38] 1921年10月,列宁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讲道:“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9页)这说明,列宁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他以往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特殊的某些偏执,并在实践中初步回答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没有取得胜利,从而沒有获得外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支援的情况下,如何“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笔者这里之所以说是“初步回答”,其根据就在于:“新经济政策”本身还有局限性;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也同样有局限性(见本文第二部分)。

   [39] 笔者之所以说是“不稳定的”,其主要根据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方面,列宁认为,当时的俄国还不是作为社会基本制度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故必须把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和未来发展同发展资本主义紧密联系起来,以进行“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6页),从而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时而认为,当时的俄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

   [40] 参见程映红:《加纳领袖恩克鲁玛为何失去政权? 》,《同舟共进》2015年第5期。

   [41] 对这方面的问题,托洛茨基在其1906年出版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从“左”的方面作了令人回味诠释:“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最低’和‘最高’纲领(分别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引者注)之间的界限便立刻不存在了”,其原因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它在经济上受奴役的地位是不相容的。不论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政治旗帜下取得政权,它都必须走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如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在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内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能够(即使有此愿望)把自己使命限制在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制造共和民主的条件这一点上,那是最大的乌托邦。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使是暂时的,也要把资本(它是经常需要国家政权支持的)的抵抗削减到最低限度……并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虚有其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后果,早在政治制度民主化完成以前就会很快地显露出来。”(载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蔡汉敖译,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63、62-63页)。

   [42] 参见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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