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文化台独、新南向与分裂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6-07-06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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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今年的5·20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巅峰时刻,也是两岸关系的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蔡英文女士成为了中华民国首任民选女总统,更因为民进党取得了“全面执政权”,从地方政权到中央机构一线“飘绿”形成对国民党的绝对政治优势。选举的全面胜利与民主巩固的价值观骄傲,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政治诱惑:可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台独梦”呢?在民进党及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意识中,国民党以一中宪法和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模式使台湾面临实质上的从属地位,不符合其理想中的台湾定位与前景。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模糊处理两岸关系定位,积极开展抗衡性外交,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经济自主,放任岛内去中国化系列取向,这些行为固然是其兑现竞选承诺及研判内外形势的产物,但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而一系列内外挑战也将纷至沓来。根据民主政治的选举信任周期,如果蔡英文政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解套困局,兑现新政,有可能逐步丧失目前的政治优势。总体上,民进党的执政出路在于从选举民主的激情中冷却理性下来,重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质,建设性恢复两岸政治互信及经贸协作。

  

  

   文化台独与“李明辉警告”

  

  

   台独是民进党的建党纲领,在全面执政背景下自然成为最大的政治诱惑,但也构成了极大的政治陷阱。台独面临着显著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不仅直接来自于日益强大的大陆及其统一法制,还来自于中美的大国均势格局。美国在民进党的“台独梦”中并非真正的天使般形象,在反对大陆和平或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亦反对民进党的激进台独。台湾是中美关系及东亚国际法秩序的一个战略均衡点,和平统一或法理台独均是这一均衡点的结构性偏移,势必损及中美关系的总体互信和稳定。所谓中美有效管控大国关系风险,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激进台独的共同遏制责任。

   但是,对于暂时不触及法理台独的“文化台独”,大陆虽百般批判却无处着力,美国则基于民主价值观以及放任民进党制衡大陆的隐秘心理而不愿干涉太深。中美有遏制“急独”的责任却没有应对“缓独”的良方,而“去中国化”则成为台湾新时期的一种文化正确和政治正确。因此,在就职演说后的短期内,两岸关系已经“冷若冰霜”,而蔡英文政府极力重构周边关系及谋求经济自主性以抗衡大陆的多重压力,岛内施政取向及民间舆情则相互配合开展包括废除“微调课纲”等在内的“文化台独”运动。在政治台独无法一步到位的条件下,文化台独似乎成了台湾内外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然而,文化台独是没有代价的吗?

   近期,台湾著名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严重的文化警告:台湾的去中国化在文化上是错误的,有可能导致台湾式文革,使台湾丧失中国传统文化优势。这可称为“李明辉警告”,是台湾知识分子的良知体现,是对民粹加持民主的文化激进主义的有力批判。四年前,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充分展现了台湾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展现了中华民国对传统文化的文化代表权和领导权。这是台湾价值观和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台湾之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甚至大陆知识分子垂青,不仅仅是其实现了民主转型与巩固,还因为其实现了儒家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的价值和解与政治共存,体现了一种优良的“保守改良主义”转型风格。如今,民进党政府废除“微调课纲”,放任文化台独,消解中国认同与历史记忆,这一取向“酷似”大陆曾经的文革,一种过度自负下的文化激进主义。近代以来的人类革命区分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一般认为英美式的以政治民主为中心的政治革命是节制的、保守的、改良的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均衡互动结构,是良制美仪,但法俄式的以社会与文化为中心的革命则是激进、暴烈、虚妄和代价高昂的革命。何去何从,在判断上并不困难。李明辉先生就是中华民国法统内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和宪政民主价值的儒家学者,其文化担当和守护意识极其强烈,因而能够敏锐察觉到文化台独沉重的文化代价。

   李明辉先生是台湾价值观真正的代表,秉持港台新儒家的学术传统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台湾民主的良性转型,台湾经济的优质发展,以及台湾社会风俗礼仪的良好保存,与李明辉式的中道温和的政治文化立场有着内在关联。李明辉先生是独立学者,面对大陆新儒家尤其是大陆的“政治儒学”兴起对港台新儒家之学术与政治传统的结构性挑战,曾挺身而出捍卫台湾学统和道路。尽管李明辉先生对大陆新儒家、大陆政治及大陆转型复杂性的认识有所偏颇缺失,但其文化政治立场却是台湾成功的奥秘和台湾民主价值观的真正土壤。如今,李明辉式的良知学者及其所代表的中道温和立场日益边缘化,台湾在民主的骄傲、民粹的躁动与地缘政治变迁的误判中越走越远。  

   李明辉警告表明,文化台独及其近期表现已突破台湾自身文化及宪制的基础层面而扩大成一种自我挖根式的文化自伤,其长远的文化与政治代价并非目前鼓噪文化台独的政客及青年人可以想象和承受。进一步,当台湾民主逐步丧失涵育它的文化保守土壤而日益裸露出激进、暴躁和盲目的虚妄之根时,台湾现时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优势甚至台湾式的“小确幸”恐怕就将成为海中浮冰。认真对待李明辉警告,是台湾政治家、文化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共同责任,其长远意义在于维护台湾优质民主的保守文化土壤与价值观整合性优势,为台湾自身及两岸和平发展愿景保持一种可观和可欲的政治文化存在。

  

  

   “新南向”撞车一带一路

  

  

   蔡英文就职演说与施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是经济自主性的建构。所谓经济自主性,在两岸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是有特别含义的,即台湾经济相对于大陆市场的依赖性被控制和降低到一个可预测和可调节的范围之内,不使经济关联和利益互持对台湾政治决策产生结构性影响。民进党面对大陆快速经济崛起、台商大量投资内地及两岸经贸来往日益深化的局面,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政治恐慌,将大陆的经济输出理解为一种政治性的统战策略,害怕两岸之间因过强的经济关联而导致政治被严重套牢。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尽管是青年世代参政首秀,但背后必有民进党精英层的评估、指导和助力。民进党与台湾青年力量共享着一种面对大陆的政治恐惧感和解套欲望。这种恐惧在精神分析上属于一种存在意识,进而表现出在政治上封闭交流渠道及在文化上排斥中国因素。    

   但是,民主政体也需要过日子,也需要经济战略,否则企业家和老百姓也都会骂娘,甚至用脚投票。因此,蔡英文政府在调低两岸关系之经济预期的同时就必须提供一种经济替代战略。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将这一替代战略命名为“新南向政策”,即台湾的投资与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向东南亚国家以获取经济增长新空间,同时有效降低对大陆的市场与政治依赖。

   不过,这一“新南向”经济战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与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撞车。从区域经济规划来看,台湾的“新南向”战略在经济地域上被大陆的一带一路完全覆盖,但台湾又不愿意搭乘大陆的经济快车,一切都需要政府和企业“白手起家”,其政治与经济成本十分高昂。更关键的是,不搭车也就罢了,跟随政府南向发展的台企还将面临着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以目前台湾的政治经济综合实力特别是政府对海外市场的布局与影响能力,很难在与大陆的直接竞争中胜出。5·20之后,蔡英文总统设立的新南向事务办公室基本没有开会、提出具体规划及与各部门和企业对接,显示出这一战略的实施困难。在大陆官方与大陆资本共同推进的“一带一路”进程中,台湾新南向战略的经济自主性建构目标很可能落空。新南向战略不是来自于审慎的区域经济研究和规划,而是来自于摆脱大陆经济整合压力的政治意志,而恰恰这一出发点又是违背基本的经济理性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蔡英文政府的这一战略势必给台商和台资造成极大的负担与压力。从经济理性上看,台商与台资很难断然为了政治利益而放弃大陆市场,更难放弃搭“一带一路”便车的经济机遇。冷对大陆市场和虚提南向战略,是政治利益优先的经济决策,其弊端和困境势必日益显现,蔡英文政府届时将不得不根据企业及民众意愿而做出调整。

   当然,蔡英文政府提升经济自主性固然独力难支,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并行却稍显隐秘的替代战略,即借助美国重返亚太及美国主导的TPP获得新的国际经济体系身份和增长空间。这又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有关。为抗衡中国,美国不仅需要军事上重返亚太,还需要经济上提供新的愿景和体系。美国只有对盟友同时提供安全和发展才可能继续维持其民主世界领袖地位。越南就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这一新经济体系相当于WTO的升级和浓缩,建构了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标准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但这一体系对外部国家则构成严重的贸易壁垒。如果说WTO是经济上的联合国,TPP就相当于经济上的北约。TPP也确实对中国主导和重构区域经济新秩序构成实质性挑战,是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新南向主要是政治提气,那么积极加入一个新的“经济高端俱乐部”TPP则是蔡英文政府理性务实的选择。只是这一选择存在两大不确定性:其一,TPP的经济增长潜力及台湾的可获得份额与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强,还不清楚,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自身的增长空间以及新规则的公平性与激励效果;其二,TPP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体系的关系还不明晰和成熟,若二者发生激烈的贸易战,已经登上美国经济战车的台湾恰好处于两大经贸体系的摩擦边缘,其取舍进退势必十分纠结。    

   无论是独自的台湾南向经济梦,还是加入美国的TPP梦,都是蔡英文政府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替代性战略选择。然而,这种替代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可能遭遇台商与台资的经济抵制,可能打乱台湾经济的转型进程和方向感,可能损害台湾民众的经济福祉和生活理想。被大陆经济套牢是一种想象,新南向和加入TPP也是一种想象,但台湾经济及其利益关联是客观实在的。台湾民主若保持多元活力和理性,最终应当对蔡英文政府的决策调整有所制约和引导。

  

  

   失衡的政党政治

  

  

   在全面执政权的条件下,除了司法独立之外,民进党控制了立法院多数和行政权系统,这固然保障了民进党执政意志在立法与行政上的顺利推行,但也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而可能出现所谓的“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

   台湾尽管实行多党制民主,但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和国民党快速衰落之下,政党政治已经失衡。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洪秀柱临危受命,悲情担当,但国民党内历来派系林立,大佬政治横行,若非经历特别党务改革,很难形成强势凝聚力和战斗力。行政系统,在蔡英文的总统负责制之下,民进党有效填充各主要职位,严格把控了行政权。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工程,有可能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促其进一步弱化、分化和瓦解。

   民进党至少在政治团结、社会动员与民生论述上相对优越于国民党。但这种优势也并非可以一劳永逸地保有。在全面执政背景下,台湾政治社会的“分裂”态势日益明显,这种分裂复杂呈现于蓝绿、统独、代际之间。因此,民进党也会逐步遭遇到立法院内的恶质拉布、统派的社会运动与抗争、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公众问责以及在两岸关系冷却期的内外挑战。台湾民主及其政党政治未能凝聚起一种必要的精英共识,未能形成一种诉诸理性和商谈的公共政治文化。国民党的反对党角色及行动一定会“高仿”民进党的既往做派,台湾继续陷入“分裂政治”而内耗不已。这种内耗尽管为民主政治所理解和容纳,但其强度与形式应是可控和有限的,台湾似乎已经超限。近期的美猪事件、冲之鸟礁事件、微调课纲废止事件已经展现出既往对抗传统与风格。

   总之,文化台独的虚妄化、新南向的虚空化和政党政治的失衡化,构成对蔡英文政府执政初期的主要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寻求合理出路,还需要观察,或者还需要民进党继续完成这份“未完成的答卷”。我们有理由审慎乐观地期待台湾的良知学者、理性政治家、温和的民众能够善用台湾的传统文化资源、宪政民主体制与公共理性文化以有效制约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寻求替代和渐独的权力欲望及社会空间里虚妄对待历史文化、自我挖根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冲动,建构一种本于两岸关系、面向亚太及全球的中道政治文化形态,继续保有及扩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优势。  

    

  

  

   (原载《多维TW》2016年7月号,发表时标题改为“民进党全面执政的三大陷阱”,作者系北航高研院助理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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