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从欧洲难民危机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 次 更新时间:2016-07-05 22: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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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睿  

   【摘要】没有60年代的移民,德国根本无法那么快就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起来,而在新世纪不纳入移民,德国的老龄化社会以及缺少劳动力、养老金有巨大缺口的问题又由谁来解决?


一、布鲁塞尔又炸了,欧洲还安全吗?

   2016年3月22日,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上午8点,机场连续发生两场爆炸,已经证实,其中的一次爆炸发生在安检系统之后。紧接着9点,布鲁塞尔市内地铁站又发生了爆炸,地点里欧洲议会总部仅有5分钟。截止到中午12点的统计数据为34人遇难,136人受伤。

   在过去的半年中,“恐怖分子”和“爆炸”在欧洲已不再新鲜。恐怖袭击,已经真正从英美扩展到了一向平静的欧洲大陆。

    巴黎恐怖袭击后,恐怖分子立刻就在其官方渠道上宣布这只是开始。似乎是为了证明他们此言非虚,之后的欧洲,以平均每个月一到二起恐怖袭击上大新闻的速度 迅速下沉。而如果你打开报纸仔细看,还会发现有更多的未遂袭击。比如,不久前在德国城市多特蒙德的一辆列车上发现了引爆物,本意是一旦列车开动就爆炸,所 幸及早发现,没有造成伤亡。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媒体——无论是当地还是全国性质的——对此的报道都只有一句话,且没有后续,仿佛这件事情被媒体们很快 遗忘了。

   巴黎恐怖袭击半年后,住在欧洲大城市的我们早已习惯了毫无预告的地铁晚点。人们已经习惯,坐车坐到一半突然被集体赶下来,或者 早该在十分钟前来的地铁迟迟不到,而必须在车站毫无目的地等下去。每一次晚点的理由都是谜一样的“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但正像我们同事总结的那样:“怎 么突然就有这么多救护行动?以前没有这么多。而且还每一次都是因为救护行动!”只有一次,晚上七点,在汉堡市中心的施泰芬广场站,正值下班晚高峰,地铁先 是莫名其妙地停在施泰芬广场站很久。车上的人们正在等得不耐烦起来,突然车厢内响起司机广播:“出于安全原因,我请求大家迅速离开车厢。出于安全原因,我 请求大家迅速离开车厢。”也许是一两秒钟的时间,仿佛正在放映的电影按下了暂停键。之后,人们纷纷拿起东西,迅速下车。和设想中的不一样,并未出现很大恐 慌。我们基本还属于安静有序地下了车。在站台的灯光下看着其他乘客的脸,是一点点的询问掺杂着平静——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像麻木。我想,大概我自己的脸 也是那样。

   令人哑然的是,地铁依然一遍又一遍地在放请大家离开车厢的广播。但说辞却突然变了,变成我们熟悉的“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请大家迅速离开车厢”。而之前司机似乎是出自本能播报出的两遍“出于安全原因”后留下的空白格外耐人寻味。

    就在第二天,汉堡市中心的处女堤站在上班早高峰期再次发出了“出于安全原因,请大家迅速离开”,而这次,要离开的不仅仅是车厢,而是整个车站。处女堤是 几条地铁大线的换乘车站,偌大的站,一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围巾围到一半,急急忙忙地向外涌。从地铁站钻出来见到阿尔斯特湖的蓝天,很多 人都拿出了手机。由于消息迅速传开,官方不得不在事后出来给说法。总算没有说“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听见了那道急迫的广播“出于安全原 因”,这次的说法是“有人误按了火警”。但据在场其他乘客回忆,并没有听见火警的响声。

   迄今为止,德国已经成为在整个事件中,欧洲大陆 上未经受恐怖袭击的最后一座孤岛。但这并不能使人感到更安心:每当恐怖袭击的新闻爆出,人们都会立刻回忆起恐怖分子在巴黎事件后立刻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出的 宣告:“下一个袭击目标将是伦敦、华盛顿、罗马、德国”——在此,只有德国作为一整个国家和其他三个城市并列。近来恐怖事件频发的比利时、法国、荷兰,全 都与德国接壤。德国在2015年爆发的难民潮中接受了最多难民,尽管联邦政府拒绝承认,但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几乎无差别的接收即使从理论上也暗含了恐怖分子 混在难民中入境的可能。这并非主观推测——已经证实,包括巴黎恐怖袭击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的作案者有难民身份。加上申根境内的无障碍通行,无法不假设已有 极端分子混入德国。

   在这样的压力下,市政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开着善意的谎言,令人感动地极力把恐慌情绪挡在公众之外。但这样的谎言却多 多少少有些徒劳:比如很多人都会发现,自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的公共交通系统晚点更加常见了。比如街上荷枪实弹的警察多了起来, 虽然从理论上表示政府已经重视公共安全,但重视的本身却并不是一个安定的信号。恐惧不像是一块硬质的金属,它更加像是某种灰色颜料,会把生活染成暗几个色 调。

   就在这样的关头,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在三月三个联邦州的州议会选举中,以从个位数到十位数的得票增长率迅速上升。以至于《明镜》周刊 都在选举结果揭晓的周末刊登社论,称德国选择党再也不是边缘小党,而已有“中间派”之势。无独有偶,在法国,极右翼势力“人民阵线”的负责人勒庞取得了越 来越多的政治话语权,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关闭边境,拒绝移民。

   极右翼在政治上的风生水起,土壤便是渗透在民众中的担忧。恐怖袭击,对于第二天打开报纸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对于当事人及其近亲来说,这是整个世界。

    你可以一个一个地跟人进行类似于“加强难民身份检查应该有哪些举措”、“多民族融合的失效给我们哪些教训”的理论探讨。但你无法要求抽象的民众在恐惧的 压力下理性思考,尤其是当常常见诸于报端的恐怖袭击提醒着大家,极端分子已经粉末化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传统主流政党和媒体在面对“如何保证新的 难民入境时得到足够检查”、“如何筛查境内拥有难民身份中人的极端分子”、“如何加强难民融合,防止难民营自立为‘城中村’”这类能够使公众安心的提问时 避重就轻。这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事情太过复杂以致无法解释清楚,不得而知。但这不是一种使人放心的缄默。

   欧洲还安全吗?这个问题,不仅仅意味着“恐怖袭击蔓延了,欧洲还安全吗?”,更意味着“在恐怖袭击和难民潮的双重压力下引发的恐慌和担忧,会把欧洲带到哪一步?”

  

二、难民危机中的默克尔女士

   每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家都会经历一次危机,至于挺不挺得过去,端看自己的造化。对于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默克尔来说,这次危机就是难民潮。经由这件事情,大量的人开始对她“路转粉”或者“粉转路”。

   “路转粉”的,很多是出于学界。欧美学界向来有左倾的传统。无他,知识分子都是仰望星空的人,追求的是公正、平等、自由这类终极目标。我周围就有许多同事,本来对默克尔非议甚多,现在都多多少少地站在了挺她的这一侧。就连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也对我说:“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件事情,她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本来挺烦她的。但这件事情,她做得太有担当了,把其他人都比下去了。”

   “粉转路”的,大多是在欧洲经济危机、哀鸿遍野,独德国在一位女总理的带领下不但杀出重围、屹立不倒,还就此重新真正回到了国际舞台,俨然成为欧洲的“安吉拉女皇”的历程里成为了她的粉丝。而如今,申根摇摇欲坠,恐怖分子正在土耳其——欧洲的家门口——制造一起又一起爆炸。德国的大街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我族类”。这些“非我族类”,跟恐怖分子长得像是一个地区出来的,拖家带口、形容潦倒,走进了德国人精心种植着玫瑰花和铃兰、小径上不见一片废纸的小区,在难民营里做出一顿又一顿对于传统的欧洲鼻子来说是刺鼻的、中东气味强烈的饭菜。

   回到事情的开头。每个政治家都有许多个“一夜成名”的时刻。对于默克尔来说,在难民问题中的一夜成名,莫过于她于2015年8月31号在夏季记者招待会上的宣言:“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须牢记这一信条:我们已经做成了那么多的事——这一次,我们能行!”无论之前的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还是之后的难民阿拉萨德手机合照事件,都只能算理解这一次宣言的注脚。

   没有人知道,默克尔为何在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后突然转向。因为直到这件事情为止,她还是非常谨慎的:2015年7月15号,默克尔在罗斯托克的一次“民间对话”活动中遇见了来自黎巴嫩的13岁难民萨维尔。这个女孩自四年前同父母一起来到德国,努力学习德语。但因为当时的政策所限,她和她的父母面临被迫离开德国。在现场,她不仅德语说得好,还表现得非常遵纪守礼:“其他人都可以快乐生活,而我自己却不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这一点,真的让人好难受。”彼时,默克尔的回答是很外交的——既不显得全无人情味,也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她清楚指出,自己并不想铁石心肠,但也不能仅仅因为见人身处困境就随意做出承诺。“你们从非洲来了这么多人,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来,但我们无法承受。”这句在事后看来只是“实话实说”的表态,在当时却因为萨维尔一听就当场痛哭而成了“神补刀”,即使默克尔马上弯腰抚摸安慰也无济于事。

   是这件事情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还是她突然决定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不管怎样,事件仅仅过去一个半月,网上对于她冷漠和不作为的嘲讽还没有消散,默克尔就以力排众议、“老娘说了算”的形象出现,打出了“我们能行!”的豪迈口号,并把这一形象一直贯彻至今。

   这对政治家默克尔来说是一张新面孔。也许她存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但民众,包括她的盟友却不太习惯。对“变脸”后的默克尔,首当其冲的是她自己的政党。10月份,她在若干场合,甚至包括一场电视节目中,对自己的决定做出骄傲的表达:“我才不会去跟某些人比试谁对难民态度更糟糕呢”。多次邀请她做电视节目的记者的解读是:“跟一向以来相比,她感性得多了。她表现得很自由,甚至在遣词造句上也很随意。她很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这很新鲜。”但这种表达,被很多人、包括主流媒体,理解为她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态度的讽刺。

   默克尔领导的是德国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宗教教义为党纲诉求的政党。因此可以猜测,默克尔的“转向”后面,也有她对基督教精神的内化。出生于前东德的默克尔,父亲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牧师,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家庭妇女。在试图说服同僚的时候,她也用上了基督教的传统:“我们去做周日礼拜,我们大谈价值。我本人是一个基督教党派的党魁。现在有人跋涉了2000公里来找我们,难道我们就得说:咱别给他好脸色?”

“感性默克尔”的爆发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态。2015年10月底,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重点讨论同“难民必经之路”上的巴尔干半岛若干国家的合作。彼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已有人表示:“这一切意味着,默克尔必须走人了。”峰会上,已经单方面关闭边境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也在座。他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德国建起藩篱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欧洲。”据在场的人回忆,对这次挑衅,默克尔起先沉默了一会儿。待几个其他国家的首脑发言后,她对奥尔班说:“我在一道藩篱后生活了太长时间,我绝对不会想再经历一次。”此处的藩篱,指的是冷战时期建起的柏林墙。当见风使舵的政治家角色扮演终于碰上她认为是事关做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她成为今日之她的个人经历感受,她有可能是出自本能地追随了自己的“三观”并以此捍卫自己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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