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庭弓子:一位日本学者眼中的杨绛

——专访庆应义塾大学樱庭弓子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86 次 更新时间:2016-07-05 21: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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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庭弓子   周俊  
“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于来源《五七指示》的“五七干校”的那个时代应该说是不太熟悉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确实有所遗憾。您是如何理解的?

   樱庭:钱钟书先生表现的是一种愧疚。他的这句话不仅是给杨绛先生的,恐怕也是给自己的。《干校六记》中所描写的并不是很帅气的那种知识分子,而是命运悲惨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未必会愤然而起,书中描写的是这样一种现实。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大约是1981年,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出版这本书实际上已经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了。许多问题还属于讨论的禁区。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最初应该是在香港出版的,之后才在中国大陆出版。

   爱思想:杨绛先生曾写过《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一文,我感觉杨绛文学的指针似乎在这篇文章中有所体现。樱庭教授如何理解杨绛文学的指针?

   樱庭:我表示赞同。这篇文章基本代表了杨绛先生的文学认识。她在这篇文章里说,“奥斯丁是凭理智来领会,把这个世界看作喜剧”。实际上,我认为杨绛先生非常欣赏奥斯丁的作品,她本人的写作方式也有吸收奥斯丁的成分。奥斯丁常常写一些身边的人与事,杨绛先生也是这样。另外,奥斯丁是中产阶级,这也与杨绛先生相似。写文章时,绝不会有情感过激的表现。东京大学研究鲁迅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认为杨绛先生是“既幽默又伤感的”(2012年1月《周间读书人》杂志),我想杨绛先生在幽默和伤感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平衡感。

   爱思想:《干校六记》中,杨绛先生如此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的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这应该是对革命洗礼和改造的一种讽刺。我的问题是,杨绛先生的文笔是否一直保持了一以贯之“依然故我”的特点,还是随着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其文笔有微妙的变化?

   樱庭: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故我”是观察杨绛先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需要解释的是,是何种力量支撑着她,使她能够在困难重重的时局中保持“依然故我”的精神。我尝试从杨绛先生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寻找过答案。杨绛先生出生在一个典型的近代化家庭,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当时是十分稀少的。例如,夫妇平等,相敬如宾的精神。她的父亲作为一名一直追求正义的律师,给予了杨绛至深的关爱,男女平等地接受教育等。我想这种家庭环境很重要。在这样近代化的、具有教养的家庭中成长,造就了杨绛先生的人生观,以真善美作为前提的人生观,我认为杨绛先生的这种人生观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从未改变。另外,杨绛先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在教会学校里她可能接触了宗教给予人类关怀的精神,另外,神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应该也有影响。我认为这段经历也十分重要。杨绛在《我在启明上学》一文中,述说了她对教会学校那段时光的怀念,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当然,《我们仨》这部作品稍有不同,多少有些情感激动的成分。毕竟她深爱的丈夫和女儿先后离她而去,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很难控制感情的,所以这部著者中能感觉到她情感的波动。

   《我们仨》的日文版出版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曾给我来信,他是这么说的,“我从很早以前就知道钱钟书先生,年轻的时候读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法语版,后来又读了日本岩波出版社出版的《宋诗选註》,我对钱先生作为作家和学者的作风、文笔很佩服,当时我就成了他的爱好者。我在中国社科院演讲的时候,了解了一些杨绛先生的工作。这次拜读了杨绛先生的日文版著作《我们仨》,译者的文字是优雅的,富含知性的。书中虽然写到了那个残酷的时代,但是,这是我自311(东日本大震灾)以后,第一次体会高品质的读书感觉”。我想,大江先生十分喜欢钱钟书、杨绛先生的作品。

关于钱钟书、杨绛,大江健三郎给樱庭弓子的信

  

四、和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往来

  

   爱思想:据说樱庭教授和钱钟书、杨绛夫妇有私人的交流。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以及您对于他们二位的印象?

   樱庭:第一次取得联系是这样的。当时正在写硕士论文的我读了1986年第二版的《干校六记》(三联书店出版),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序文中说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但是,根据我的研究直觉,钱钟书先生应该不会喜欢《浮生六记》。经由东京大学研究中国电影的刈间文俊教授的介绍,我大胆的给钱钟书先生写信询问了此事。很快便受到了他的回信,还对我表示了歉意,说是印刷出错,“一字之差,横生枝节”。当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能够收到先生的回信,这份温情和感动至今也难以忘怀。

   后来,由于翻译杨绛先生的作品《我们仨》,和杨绛先生也有过书信往来。杨绛先生对于金钱问题并不重视,不是说“稿费不劳汇寄,移赠译者”,就是“如有麻烦,就不必汇了”。1986年收到钱钟书先生的回信以后,我开始与夫妇二人有书信往来,也收到过他们的贺年卡,但与杨绛先生第一次见面却是在2010年3月。我曾到访过杨绛先生位于三里河的家,记得当时我想借用一下洗手间,杨绛先生让我稍等,特意确认了洗手间的清洁程度等之后才示意请进,实在是和蔼可亲、风度翩翩。

钱钟书给樱庭弓子的回信

杨绛给樱庭弓子的回信

杨绛给樱庭弓子的回信

钱钟书、杨绛夫妇给樱庭弓子的贺卡

  

五、杨绛先生的日本观

  

   爱思想:杨绛先生曾写过《客气的日本人》一文。这应该是体现杨绛先生的日本观的代表性文章。但是,文章中对于日本人的评价似乎有些模棱两可。例如,在这篇文章中,周围的人都认为日本兵非常残酷,但杨绛先生却平静地写道,“朋友间谈起这件事,都说我运气好”,“大概我碰到的是个很客气的日本人”。您觉得杨绛先生的日本观是怎样的?或者从个人的交往中,您如何体会杨绛先生的日本观?

   樱庭:我觉得这比较难判断,因为杨绛先生并没有直接陈述过对日本的看法。单纯从这篇文章来看,这是杨绛先生的回忆,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则是另一回事。考虑到战争状态下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客气”的说法还是讽刺的成分比较大。杨绛先生的文章常常会进行讽刺和批判,但是不从正面进行批判是其特征。反过来说,过于直接地从正面进行训斥和批评反而会使自己有失风度。

   不过,杨绛先生的父亲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要说对日本的感觉,应该也不会是很遥远的存在。就我个人的接触感觉而言,我认为杨绛先生对日本人并不抱有偏见,夫妇二人更多的是将眼前的日本人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人,而不是持有一种呆板的整体印象。在我翻译《我们仨》时,曾向杨绛先生询问了许多问题,先生虽然已经高龄,但仍然迅速地、耐心地予以了回答。后来因为先生不使用电子邮件,所以我主要和照顾杨绛先生的友人吴学昭先生进行联系,吴学昭先生也对我非常地照顾。

  

六、如何理解对杨绛先生的赞美与批评

  

   爱思想: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与世长辞。中国社会中围绕杨绛先生的话题一下子变得非常受人关注。赞美的声音虽是主流,但也不能说没有批评的声音。这个问题的实质恐怕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主动积极的介入舆论,批评政治,或者说做到何种程度才能令人满意。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问题。总之,一向保持低调的杨绛先生却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关注,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杨绛先生的赞美与批评,樱庭教授是如何理解的?

樱庭:首先,当时如果不是小周联系我,第一时间告知我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还不知道此事。批评的声音主要是指什么?如果说是指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更积极的介入舆论、批评政治的话,我想批评杨绛先生的诸位可能并没有细心体会杨绛文学的深层含义。我认为杨绛先生非常擅长选择合适的角度和对象,她对扭曲的现象进行写实性描写的笔法可谓绝妙。例如,在《干校六记》中,就有许多批判文革的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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