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汉魏六朝挽歌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3 次 更新时间:2016-06-28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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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挽歌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哀祭文体之一,先秦时代就已出现了各种挽歌形态,到了汉代逐渐形成风气和规范,并被官方定为“送终之礼”。自东汉以后出现以挽歌为乐的奇异现象,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特殊心态与审美风尚。魏晋以后,文人所创作的挽歌成为特殊的抒情诗样式,以表现诗人们对于人生的体悟。此后又出现自挽诗,它在文体上弱化传统挽歌的实用功能,而转化为虚拟的有很强文学与人生意味的创作。

  

   古人说:“死生亦大矣。”在中国古代文体之中,与死亡相关的哀祭之辞是运用相当普遍的重要文体。挽歌便是一种哀祭文体,它通常是用于为死者送葬之歌曲,大致是生者表达对于死者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挽歌通常表达人生强烈的伤哀之情,表现诗人对于人生的体悟之感,在重视悲歌传统的中国,挽歌自然得到诗人和读者的青睐。挽歌传统源远流长,但是从文体史的角度看,汉魏六朝的挽歌最值得注意。此期挽歌的正式体制逐渐形成,其创作和使用也出现一些奇异而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也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特殊心态与审美风尚。关于汉魏六朝的挽歌,学术界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乐府》篇注第三十六条已导夫先路,此后,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一海知义的《文选挽歌诗考》(载1960年4月日本《中国文学报》第十二册)与冈村贞雄《乐府挽歌考》(载1967年6月日本《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6号),范注与此二文大体奠定了中国古代挽歌研究的基础。),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

     一

   魏晋以来挽歌盛行,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挽歌文体的起源,归纳起来,大致是源于先秦与源于汉代两种说法。

   晋代以来,不少人认为挽歌源于田横门人哀悼田横之歌,崔豹在《古今注》卷中“音乐”云:

   《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自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有二章。……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注:《晋唐剳记六种》,台湾世界书店1963年初版,第12页。)

   这种说法已经把《薤露》、《蒿里》作为田横门人哀悼田横的丧歌。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也持此说。《后汉书》卷六十一《左周黄列传》注引《纂文》曰:“《薤露》,今之挽歌。”从乐府古辞所载内容来看,这两首歌确是对于生命短促的感慨与对死者长已的哀叹: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蒿里》)(注: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十七卷相和歌辞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6、398页。)

   不过,《薤露》之歌并不始于田横门人,宋玉的《对楚王问》已提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百人。”可见《薤露》本身是一种古老的乐曲。大概《薤露》曲调比较悲伤,所以田横门人以之寄托哀思。另外,《晋书》卷二十《礼志中》:“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辞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这是说,汉武帝的役人劳歌声音哀切,曲调悲怆,所以被用以作为宫廷中“大丧及大臣之丧”的挽歌。

   挽歌源于先秦之说大致采用《左传》与《庄子》的材料。《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吴子伐齐,“将哉,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虞殡》,送葬歌曲也。公孙夏示必死,故命其徒而歌之。”孔颖达疏说:“盖以启殡将虞之歌谓之‘虞殡’。歌者,乐也;丧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盖挽引之人为歌声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旧说挽歌汉初田横之臣为之,据此挽歌之有久矣。”(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166页。)杜预认为《虞殡》是送葬歌曲,孔颖达则更明确地认为“虞殡”就是挽歌。另外,不少学者引用《世说新语•任诞》梁朝刘孝标注:“《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注:按,此为《庄子》佚文。)刘孝标认为挽歌来源久远,非始于汉代。许多学者引用此则材料支持挽歌源于先秦的说法,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亦持此说(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册,第793页。),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也说:“《左传》有‘虞殡’,《庄子》有‘绋讴’,挽歌非始于田横之客。”(注: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第461页。)不过,按司马彪所理解,《庄子》所说的“绋讴”,是挽柩者为了彼此之间协调力度、减轻劳累的歌曲,如此看来,“绋讴”的性质似更近于劳动号子,似非表示对于死者悼念之情的挽歌。

   挽歌始于先秦与始于汉代两种说法,各有道理,都有证据。不过,仔细分析,这两种挽歌起源说的内涵是有差异的。所谓挽歌始于先秦是指作为送葬歌曲的挽歌;所谓挽歌始于汉代,则是指作为正式送葬礼仪的挽歌。两者并没有矛盾,它们的主要功能是相同的,只是前者比较原始而随意,后者为官方所确认和规定,有比较正规的礼仪形态和音乐形式。

   挽歌形态之源,最初应该是人们的悲哭之音和呜咽哭诉,以之表达对死者的怀念和存者的苦痛,它随着心情的起伏而音节高下长短。哭声或呜咽低回,或哀恸号咷,有如悲歌。《说苑•辨物》:“孔子晨立堂上,闻哭声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可见哭泣悲声本身与音乐就有相通之处,这种哭诉兼备,哭而似歌、歌而实哭的情状可能是更为古老原始、更为自然的挽歌形态,这种形态至今仍存活在民间社会生活之中。哭声既通于音乐,哭诉的内容也便可演化成挽歌之辞。

   在先秦,已出现表达对于死者哀思的诗歌,《诗经》里就有悼亡诗。但哀歌与挽歌不同,挽歌用于送葬这种特殊场合,而依据先秦的礼制,丧与歌是相冲突的。《礼记•曲礼》所言:“助葬必执绋,临丧不笑,揖人必违其位,望柩不歌,入临不翔。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注: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249页。)邻居有丧事,舂米时不唱歌;乡里有死者尚未安葬,不在闾巷中唱歌。到墓地不唱歌,去吊丧这一天也不唱歌。《论语•述而》也记载孔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正与《礼记•曲礼》“哭日不歌”所言相同(注:孔颖达认为“哭日不歌”是“吊日之朝亦得歌乐,但吊以还,其日晚不歌耳。”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第1249页。)。从先秦儒家所记载的丧礼来看,“哭”与“歌”显然是矛盾的。这在后世的一些礼仪观念中也反映出来。《晋书•礼志中》也记载当时有人反对挽歌的礼仪,因为“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这看来是相当传统的观点。所以从正规仪礼的角度来看,先秦是否有挽歌,在学术界尚有争议(注:参见齐天举《挽歌考》一文,载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九辑,丘述尧《〈挽歌考〉辨》上下篇,载《文史》第四十三、四十四辑。两文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的礼制,严格说来,是儒家的理想礼制,并不能以此作为先秦没有挽歌的证据。儒家的礼仪与民间风气或许不同,各地的习俗也未必完全一致。《隋书•地理下》说荆楚蛮左的习俗是:“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这种习俗应该是相当古老的。在先秦时代儒家的礼制并没有普遍的规范性,比如《庄子》就有为死者而歌的记载。《庄子•大宗师》记子桑户死,其友相和而歌,这种方式近乎挽歌,故引起子贡的质问:“敢问临尸而歌,礼乎?”可见在儒家看来,临尸而歌是非礼的。不过,以庄子对于生死的看法,死者是“反其真”,是自然之事,并不令人悲伤,所以对于死者是可以鼓盆而歌的(《至乐》)。而儒家的典籍《易•离》也说:“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程颐《周易程氏传》谓:“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不达者则恐恒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为其凶也。此处死生之道也。”(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二程集》,第852页,学术界对《周易》这段文字的释读理解有差异,程颐是一家之言。)在他看来,在当时确实存在为死者“鼓缶而歌”的行为,以表现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出现以歌代哭的行为是非常可能的。《论语》说孔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种记载反而说明孔子所处时代存在“有丧而歌”的现象,孔子的行为保存古礼而与世俗差别很大,因此显得特殊才有必要特别记载下来。假如“哭日不歌”在当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夫子所为恐怕就不必特地记载了。

   汉代以后挽歌的使用日益普遍。这种风气大概先是流行于民间。《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说周勃微时,“常为人吹箫给丧事。”司马贞《索隐》说:“《左传》‘歌虞殡’,犹今挽歌也,歌者或有箫管。”(注:中华书局1959年三家注整理本,第2065页。)据此而推测周勃的“吹箫给丧事”就是挽歌。这种风气也逐渐为人所接受,并形成官方制定的礼仪。崔豹《古今注•音乐》篇说:“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大致到了孝武时代,挽歌音乐体制就正式形成了,而且还形成《薤露》、《蒿里》两种不同的挽歌系统,并为官方的乐府机构所采入。

   《晋书》卷二十《礼志中》:“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辞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这段话正反映出挽歌作为送终之礼在汉魏已形成了,至晋朝拟定新礼时,虽然有人提出异议,但最终还是得到承认并被保持下来。不过,“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一语似未见学术界论述。实际上,史籍已有汉魏大丧用挽歌的记载。《后汉书•礼仪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崩。”注引丁孚《汉仪》曰:“柩将发于殿,……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着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这是明确地记载“引棺挽歌”的礼仪。《后汉书•礼仪下》说“大丧”的礼仪:“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是挽歌,但《渊鉴类函》把此则列入“挽歌”一类。“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与挽歌有何关系呢?《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孤儿”是将士的遗属,多作为葬礼的挽郎。《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孔光死时,“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可见“羽林孤儿”参加“挽送”之礼。至于“巴俞擢歌者”则比较复杂。“巴俞”通“巴渝”,为何在大丧礼上需要“巴俞擢歌者”,推想起来,大概是巴俞的棹歌调子比较悲哀,以之为挽歌。而“巴俞擢歌”是否就是《晋书》所说的声辞哀切的“汉武帝役人之劳歌”,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是“役人之劳歌”和“巴俞擢歌”成为挽歌的事实正说明挽歌渊源的复杂性。

早期挽歌者一般是由社会地位比较低微者来担任的,如上述周勃为人“吹箫给丧事”,就是他在卑微时的职业。但是挽歌制度建立以后,帝王葬礼的挽歌者则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通常由有地位的优秀世族子弟来担任的,称为“挽郎”,《晋书》卷二十志第十《礼中》云:“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曾任过帝王的挽郎本身就表示一种身份。《世说新语•纰漏》:“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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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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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3期第59~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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