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李光摩:八股四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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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李光摩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阐述明代八股文发展史的主要阶段及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体制与规范的确立、以古文为时文、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民间化与“文统在下”。

  

一 体制与规范的确立

   《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不过,洪武三年定科举考试科目,但并未规定八股的程式,其文体仍沿宋元之试士之法(注:《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条引《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会典》卷十七“科举通例”所引洪武三年诏,未有“四书疑”,然考吴伯宗《荣进集》收吴氏乡、会试卷。皆有“四书疑”,当以《日知录》所引为正。)。《四库全书总目》谓:“考吴伯宗《荣进集》亦载其洪武辛亥会试中式之文,是为明之首科,其所作亦与此(指《经义模范》)不相远,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为主,不以修词相尚矣。”(卷一百八十九《经义模范》)吴伯宗当时会试的考题是“四书疑”(注:见《荣进集》卷一“会试三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该题为:“《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夫禹、皋陶、汤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闻知者,可得而论欤?《孟子》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夫伊尹之乐,仲尼之祖述,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请究其说。”后来考试形式从经疑变为经义,这是一种重要的转向。经疑是考官以提问者的口气出题,考生要谈自己的体会。经义则以经书文句为题,要考生根据考题的语境,以圣贤口气来阐述其义理。),这是一种综合性质的问答题。洪武十七年定科举成式,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明会典》卷七十七)从洪武到永乐年间,经义考试的思想标准已由官方明确规定下来,那就是《四书五经大全》(注:《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洪武间定应试功令,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后以其说不足以尽圣意,乃于永乐中纂《四书五经大全》,皆令主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顾炎武曾感慨地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注:《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明代初期已开始形成软化与禁锢、统一与规范士人思想的政治文化气氛,这也是以制义取士的文化基础。

   自洪武至天顺,以科举出身而有文名者,有黄子澄、丘濬、解缙、薛瑄和商辂等人。这一时期的制义,多如顾炎武所谓“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破题多用对句,用散句也不止于两句,小讲简略,不似成、化以后那样繁复。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以洪武乙丑(十八年)科黄子澄元墨《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有明制义第一篇文字。正如丘濬所感叹的:“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注:《大学衍义补》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洪武、建文间十余年,乙丑、丁丑、庚辰三科会试皆出此题。这种不断重复以大题目来考试的情况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都是不可能再现的。

   自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是八股文文体形成阶段。顾炎武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注:《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认为八股文的成熟和标准格式始于成化以后。戴名世也说“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注:《戴名世集》卷四《丁丑房书序》。中华书局王树民编校本,1986年版,第93页。),所见与顾炎武相同。成化是八股文标准文体形成的时期,而丘濬等人起了相当重要的导向作用。《明史》卷一百八十一:“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成化十一年(乙未)丘濬担任会试主考,而八股大家王鏊正是此科会元。所以有人说“明兴举业尔雅,自丘文庄公知贡举始。”(注:明张弘道、张凝道辑《皇明三元考》卷七“成化乙未科”,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丛刊。)丘濬的行为代表当时主导文坛的一种风气,晚明八股名家钱禧(吉士)说:“论文者首成、弘,而当时前后典文者如徐时用(溥)、丘仲深(濬)、吴原博(宽)、李宾之(东阳)、谢于乔(迁)、正济之(鏊)、张廷祥(元祯)诸公,有厌古喜新、生心害政之忧。故其取士刊文,必以明经合传为主。所传诸程墨,凡理学题必平正通达,事实题必典则浑厚。明体达用,文质得中,彬彬称绝盛者,诸君子挽回之力也。”(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从此,纯雅通畅成为制义的典型风格,它明显是与诗赋抒发情思与文采藻丽的传统不同。“成化、弘治文体”也就成为历来官方所推崇的经典制义文体。“万历元年奏准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明白正大,俱若成化、弘治间文体。”(同上)有人认为成化、弘治年间的八股文:“深醇典正,蔚然炳然,诚所谓治世之文。”(注:《礼部志稿》卷七十“责成正文体”中嘉靖二十三年郑坤等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鏊的出现,标志着八股文文体真正臻于成熟。俞长城极力称赞他的成就,将他和司马迁、杜甫和王羲之相比,认为他是尽善尽美的集大成者:“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百世而莫并也。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第56页。)凌义远对王鏊的制艺也给予高度的评价,“制艺之盛,莫如成弘,必以王文恪公为称首。其笔力高古,体兼众妙,既非谨守成法者所能步趋,亦非驰骋大家者所可超乘而上。”(注:《制义丛话》卷之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王鏊制义体制朴实,气象阔大,书理纯密,裁对整齐,言辞渊雅整饬,命义正大弘远,这正是后来所标榜的清真雅正的八股文评判标准。所谓的“清真”,也就是绝去藻采与怪诞,这是八股文的本色。王鏊的八股文朴实纯密,初读似觉无甚高异。清人李光地说:“某少时颇怪守溪文无甚拔出者,近乃知其体制朴实,书理纯密,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守溪裁对整齐,是制义正法。”(注:《榕村语录》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95年点校本,第528页。)我们以王鏊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文为例: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破题)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承题)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起讲)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内,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起股)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出题)

   吾知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音,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中股)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后股)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下足乎?

   饔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束股)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大结)(注:见《钦定四书文•化治四书文》卷三。)

   《钦定四书文》在总评中评价此文:“层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先辈真实本领,后人虽开合照应,备极巧变,莫能继武也。”此文语言风格与文章结构都非常规范,可以说是典型的八股文体制。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说:“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王鏊的制义正是这种文体的代表。

   钱福为弘治年间会元,其制义与王鏊齐名,世称“钱王”。俞长城称赞他道:“文章衣被天下,为制艺极则……鹤滩之文,发明义理,敷扬治道,正大醇榷,典则深严,即至名物度数之繁,声音笑貌之末,皆考据精详,摹画刻肖,中才所不屑经意者,无不以全力赴之。”(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之四引,第58页。)钱福制义辞章典雅,湛深经籍,制义至此可以羽翼传注,非后世高心空腹、一味追求技巧和辞华者所能比。

   钱王虽被尊为制义正宗,亦有贬斥者。比如王夫之对钱王就持相当强烈的贬抑态度:“论经义者,以推王守溪为大家之宗。守溪止能排当停匀,为三间五架一衙官廨宇耳。但令依仿,即得不甚相远。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纆而已。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翕然以‘大家’归之,三百余年,如出一口,能不令后人笑一代无有眼人乎?”又说“钱鹤滩与守溪齐名,为之曰钱王两大家。……缘国初人文字只用平淡点缀,初学小生,无能仿佛,钱王出以钝斧劈坚木手段,用俗情腐词,着死力讲题面,陋人始有津济,翕然推奉,誉为大家,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尽矣。”(注: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他认为由于钱王这样的大家出现,“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尽矣”,“陋人始有津济”也道出王钱的八股形成一种可供摹拟的规范。王夫之之所以力贬钱王,一方面与他对八股文整体持轻视态度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于艺术规范与门庭一贯贬抑之情(注: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也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见四部丛刊本《薑斋诗文集》。)。王夫之对钱王的批评,正好说明钱王制义的文体特色。

  

二 以古文为时文

   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说:“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八股文自正德、嘉靖年间开始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阶段。

   唐顺之的出现标志着文体的新变。“嘉靖八年,是科初变文体。”(注: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百二十八,礼部类,科目条。四库存目丛书史部266册。)此科会元正是唐顺之。“唐荆川代兴以后,天下始不称王、钱。”(注:《钦定四书文•化治四书文》卷六,钱福《春秋无义战》一章文之评语。)唐顺之开创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其制艺极熟于古文法度,循题腠理,随手自成剪裁,而能贯通经旨,首尾天然绾合。杨古楼评唐氏《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文说:“古文气脉,时文声调,读之铿然,令人快意。”(注:见《一百二十名家全稿》第三册。)所谓“古文气息,时文声调”也就是在行文上运用古文的散句,而整体上则保留了整饬的布局,同时注重字句平仄的协调,使读起来朗朗上口。唐顺之《“牛山之木尝美矣”二节》一文以“大贤举山木例人心,而著其失养之害焉”为破题,以山木与人心两大扇阐述孟子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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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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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4年02期第2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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