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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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陈赟  

   【内容提要】 “文本于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但至今尚未得到深入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说体现了古代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思想,亦与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古人认为,五经是文章之极致,也是文体的渊源,而后世各类文体之所以能分别归源于五经,其理论前提则是五经各自有体。经各有体的观念对文体分类学有深远影响,古代文体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以经为本的文体谱系。除了为文体溯源外,“文本于经”说还有宗经或尊体的理论目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名为宗经实为尊体的理论策略,因此,不能仅仅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对其中某些论述作出简单的判定。

   【关 键 词】五经/文体/经各有体/文体分类/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史研究不应把古人的“常识”拒之门外。事实上,“常识”虽然不像专家专著那样以理论本身的创新性、深刻性取胜,但常识在影响上所具有的普泛性与持久性却往往是其他理论所不及的,这正是常识的研究价值所在。“文本于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之一,① 这个命题在古代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遂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语。叶燮就曾感慨道:“为文必本于六经,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实未能知之”(《与友人论文书》,《己畦集》卷十三)。而近代以来,经学在激烈的文化批判中越来越边缘化,“文本于经”又成了不值一提的陋儒之见。总之,自古至今,“文本于经”说虽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但尚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文本于经”说的含义相当复杂,但主要有二:一是文应本于经,这是出于对文以载道的期待,限于篇幅,本文不拟涉及;一是经为文之本,即文体原于五经。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文本于经”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学与文化内涵的命题,它既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描述,也是对文体谱系的理论建构,有时还表现出一种理论的策略。

  

一、从经学到文体学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首先应该与古代学术源流说相关。汉代文学批评兴起依经立论之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已把汉赋与《诗经》联系起来。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文选•两都赋序》),确立了汉赋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其后王逸《楚辞章句序》“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把《楚辞》的源头归之五经。文章源于五经,意即以五经为源头,以后世之文为流别支派,这一说法亦来源于学术分类。《汉书•艺文志》以源流譬喻学术,“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章学诚《校讐通义•原道》),又以五经统百家之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在汉人的观念中,能归入“文章”或“文辞”的,不仅诗赋二端,还包括奏疏章表等大量实用文体。《汉书•艺文志》没有把这些文体独立出来,而是附于六艺、诸子中。如《六艺略》中《尚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十八篇。另外,史部著作也没有独立,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类。对此,刘师培《论文杂记》分析说:“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1](P230) 这个结论是有见地的。《汉书•艺文志》的这种归类,一定程度启发了后世文体源于经书说。

   将文章之源追溯到五经同时也与文章特质进一步受到重视,文学逐渐走向相对独立、自觉的时代发展有关。为何五经能应用到文章学之上,五经与文体究竟有何联系?五经之所以成为文章的渊源,一方面是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这是潜在的前提,另一方面,汉末魏晋以降逐渐重视文章特质的时代风气也为当时人提供了在五经之中发现文章之美的意识和眼光。如果说汉初把《诗》推崇为经,这时的文学批评则反之视经为文。傅玄说:“《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十九)陆机《文赋》提出文章写作要“漱六艺之芳润”。任昉也说:“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文章缘起》卷首)这些看法还只是总的判断,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则将《诗经》句法与后世诗歌句法一一对接。到了六朝的刘勰与颜延之更具体地提出各体文章源出五经。至此,顺流而下的古代学术的源流,与文学逐渐自觉之后逆流而上的文体溯源交汇在一起,五经为文体之源的说法遂成为普遍的观念。

   五经既是经,又是圣人之文。宋孙复《答张洞书》云:“是故《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孙明复小集》)因此,古人认为六经乃是文章之极致。宋陈耆卿《上楼内翰书》云:“论文之至,六经为至。”(《篔窗集》卷五)宋濂云:“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始无愧于文矣乎?”(《徐教授文集序》,《文宪集》卷七)。明焦竑《刻两苏经解序》:“文之致极于经。”(《澹园续集》卷一)五经既然是文之极致,那么,五经的体类自然也就成为文章文体分类的渊源。近人王棻云:“文章之道,莫备于六经。六经者,文章之源也。文章之体三:散文也,骈文也,有韵文也。散文本于《书》、《春秋》,骈文本于《周礼》、《国语》,有韵文本于《诗》,而《易》兼之。文章之用三:明道也,经世也,纪事也。明道之文本于《易》,经世之文本于三《礼》,纪事之文本于《春秋》,而《诗》、《书》兼之。故《易》、《书》、《诗》者,又六经之源也。”(《柔桔文抄》卷三)叶燮《与友人论文书》说:“六经者,理、事、情之权舆也。合而言之,则凡经之一句一义,皆各备此三者,而互相发明;分而言之,则《易》似专言乎理,《书》、《春秋》、《礼》似专言乎事,《诗》似专言乎情。此经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为言,则议论、辨说等作是也;因《书》、《春秋》、《礼》之流而为言,则史传、纪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诗》之流而为言,则辞赋、诗歌等作是也。数者条理各不同,分见于经,虽各有专属,其适乎道则一也。而理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己畦集》卷十三)总之,在古人看来,文章的类别与文体,都可以追溯到五经。

  

二、从经各有体到文体分类

   把各类文体分别归于某经,其理论前提是经各有体。

   考察六经差异主要有两种角度:一是各经的整体风格不同。如《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汉书•艺文志》、《法言•寡见》等亦有类似的说法。既然六经风格体制不同,那么文本于经,便可以从中吸收不同类别的营养。《文心雕龙•宗经》所论甚多,此不赘论。韩愈《进学解》谈到吸收各种不同的学术养分时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柳宗元谈自己的写作经验时就更具体地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河东集》卷三十四)柳宗元所本,以经为主,从不同经典获得不同的文风。

   二是五经在内容与文体上互有差异。古人对此所论甚多,如《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五经是否各自有体?表面上看,似乎有不少人否定这种观念。宋陈骙在《文则•上》中认为:“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明苏伯衡《空同子瞽说》:“《易》有似《诗》者,《诗》有似《书》者,《书》有似《礼》者,何体之有?”(《苏平仲文集》卷十六)我们要注意到,这些说法正是针对当时的常识而言的,所言乃是普遍中的个别情况。他们的说法,潜藏的更深层的观念背景正是经各有体。五经本身确已有一定的文体意识。就一书之中而言,《诗经》就有风、雅、颂之别,《尚书》中的诰、誓、命、训也各有差别。就整书而言,五经各有不同特色。诸经各有分工,各擅其事,共同组成一个彼此各有特色,整体又比较完备的体系,包括了古代各方面的知识,所以古人认为许多学术类别都源于五经。章学诚《立言有本》:“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章氏遗书》卷七)。

经体之别,对于文体分类学有深远的影响。这里举两个比较少为人所注意的例子。元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上上“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语、言诸体;《书》部有国书、诏、册、制、制策、赦、令、教、下记、檄、疏、表、封事、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诸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诸体;《春秋》部有国史、碑、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杂文诸体。郝经把各体文章分别归入四部经书中,每部之下的总序,分论各体的小序,集中体现了郝经的文体学思想。如《易》部总序:“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夫繇、彖、象、言、辞、说、序、杂,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辨、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书》部总序:“《书》者,言之经。后世王言之制,臣子之辞,皆本于《书》。凡制、诏、赦、令、册、檄、教、记、诰、誓,命戒之余也,书、疏、笺、表、奏、议、启、状、谟、训,规谏之余也。国书、策问、弹章、露布,后世增益之耳,皆代典国程,是服是行,是信是使,非空言比,尤官样体制之文也。”《诗》部总序:“《诗经》三百篇,《雅》亡于幽、厉,《风》亡于桓、庄。历战国先秦,只有诗之名而非先王之诗矣。本然之声音,郁湮喷薄,变而为杂体,为骚赋,为古诗,为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其体制不可胜穷矣。”《春秋》部总序:“《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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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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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06年1期第11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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