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 龚丹:私域中的劳动和生活

——代工厂工人状况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2:01:52

进入专题: 代工厂     工人状况     私域   公共领域  

陈映芳 (进入专栏)   龚丹  

   [摘要]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公—私”范畴入手,对当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研究者认为, 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被私性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公权力向私权力的让渡,以及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法外灰色地带的扩张,等等,这些复合的因素造成了今天 代工厂工人劳动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关键词]代工厂   工人状况   私域   公共领域  

  

   2014年夏季的一天,我们社会调研小组正在走访P市一家代工厂。大门口门禁森严,等待进厂的时候,就在边上的警卫室窗口,我们看到一对来自外地的中年夫 妻正在询问警务人员:“我们家孩子失去联系半年了,我去找他们(作者按:指厂方),他们不理我们。昨天就来了,叫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来了说要等到下班, 等到下班了人出去了又找不到了。又不是失去联系一天两天了,这么久了。”窗口值班人员表示自己无法受理此类案件,让他们去找其他部门。

   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工人失踪了半年多,无人知无人晓,也无处可以询问。眼前一幕令我们惊心。但在随后的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一类事件在代工厂中时有发 生。在数万工人的这家代工厂,每天有几百人来应聘,每天又有几百人离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一个个年轻工人到底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又去了哪儿。理论上,在 这里,工人只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通过各种中介,他们自愿地被企业雇佣,也可以自由地离开。采访中我们多次听到说:“这里就是个劳动力的大卖场”。一个 个被高度物化的、廉价的“劳力”,他们的劳动效率和工资被雇佣方严格地管理、精密地计算,但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除了他们自己和家人,很少人真正关心,也很 难找到确切的责任方。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事实上被置于“公权力”、“公共社会”等等的公共领域之外。

   关于中国当下工人状况的研究,多年来两个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分别是:以公民权理论为基本视角的“农民工”研究,以劳工理论为基本视角的“工人阶级”研 究。近年来,世代理论和社会风险理论等被引入农民工研究,有关“青年民工”、“二代民工”的议题备受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富士康工人自杀问题的暴露,“工 厂政体”概念被引入中国问题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人在工厂体制中的生存状况的复杂面向被逐步揭示。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社会结构 的另一个维度——“公—私”关系——入手,对目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

  

一、被置于私域中的劳动和流动

  

   1.被私性化的“劳动”

   “劳动”在中国曾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劳动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地位,不仅“劳动”创造了人,而且劳动者还是公共世界的创造者。①在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时期,国家曾大力建构劳动的价值。劳动不只是个人谋生获利的手段,它为国家所认可、所推崇,劳动者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属性。作为国家可汲取资 源,劳动力统一被纳入国家的支配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与国家发生关系,形成了一个劳动国家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村劳动也由 个体劳动转为集体劳动,据此农民获得特殊的国家性。②

   将劳动放入公私分析框架,对人类的某些劳动被置于私域而受到排斥这一问题的提出,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对劳动研究的贡献。针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性别分工,基 于公私领域分离的视角,女权主义学者对家内妇女劳动的价值被轻视的观念和政策提出了批评。在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中,贺萧教授将上述分析框架运用于对 1949年以后妇女劳动的研究。她的研究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村,家务劳动被认为与生产无关,家庭也被视为私的领域,由此,妇女的家内劳动被遮蔽于公 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公共领域和集体劳动中,妇女的劳动价值也被轻视,在工分制的报酬体制中,她们普遍受到不公平对待。③

   相对于贺萧的研究,宋少鹏的研究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所形成的公私领域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从“公私相嵌”关系到公私对 立关系的演变。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前,个人/家庭这些“私”领域以及妇女的家内劳动,虽处于辅助地位,但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那是一种公私 相嵌型的结构。在此关系中,妇女的人口再生产和家务劳动,理论上曾被肯定,被赋予了价值意义,在现实中也获得了单位、集体的支持,政府也曾经组织家务劳动 的社会化。但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随着1964年崇公抑私的“革命化”转向,只有集体的生产性劳动才被赋予公的价值,为了家庭生活(以及人的再 生产)的劳动的意义不再受到肯定,公领域进一步压迫私领域。为了一家一户的私利的劳动,被定义为私的行为,被挤出公的、国家的领域。④

   关于社会主义实践时期不同种类的“劳动”被国家制度化地区别对待的情况,唐晓菁的研究以城市中的劳动妇女为例,分析说明了“家庭妇女”曾经是一种被国家建 构的制度化的身份。通过将部分城市女性放入家庭这一私域,国家一方面以“通过家务劳动来支援亲人建设社会主义”为由鼓励妇女在家从事无偿劳动,同时,又视 经济和财政的状况,适时地以“妇女解放”意识形态来动员“家庭妇女”进入“公”的领域,以“临时工”、“外包工”、“计划外用工”等职业身份从事无保障、 低工资的劳动。这样,通过让女性在公—私间的身份和劳动的不断切换,国家不无成功地在城市中建立了一个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⑤

   事实上,除妇女的劳动之外,将某些“劳动”划入私域,或者让劳动者在国家—集体—家庭之间、在“农民”与“工人”之间临时性地切换身份,从而减低其劳动的 价值以及工资和劳动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曾广泛地存在于农村地区和城乡关系之中,且不止于妇女的劳动。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仅私有经济不被允许,其他非 经国家(单位)或集体的安排而从事的生产性劳动,如自主的工匠劳动、自留地里的农业劳动、个体/家庭副业等,其“劳动”本身所具有的公的意义,多不被承 认,这些劳动往往被认为是不利于劳动者为国家/集体做出更大贡献的自私行为,甚至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与此同时,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人员被国营企 业或集体企业以低工资、低保障雇用为“临时工”、“外包工”、“季节工”,“亦工亦农”的情况也曾普遍存在。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形成、城乡个体经营的合法化,国家/集体安排外的生产劳动才逐渐被赋予了正面的价值(如“为 国家分担压力”,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等),一些个体创业行为获得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具体帮助(如城市基层政府为待业青年、回城知青、下岗职工等 提供各种具体支持)。但同时,将“劳动”意义私性化的新意识形态亦迅速普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鉴宋少鹏的分析框架,将这样 的变化重新定义为一种公私互嵌的结构:经营承包责任田的农民或个体活动的个体经营者,被纳入到了合法的经济体系中,但他们的劳动意义依附于国家发展战略的 总目标,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地位。

   随着20世纪90年代“劳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劳动意义的私性化趋向更显突出。继下放知识青年回城潮之后,工厂企业的大转制以及工厂职工的大下岗,使以 前附着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工业化”等宏大目标之中的“劳动”之于国家的意义进一步被消解。⑥而教育、医疗、住房、幼托等的市场化,也使得 “劳动”成为人们维持和改善个体/家庭生活的必要的、最重要的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劳动”的意义被简约成了经济性的、私性的“打工挣钱”、“发家致 富”。

   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特别是作为国家产业化、城市化运动中最重要的劳动大军,各地企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者——他们主要是“农民工”——的劳动的“公”的 性质,也被长期遮蔽。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国家正式的劳动价值评价体系——劳动模范表彰系统中,农民工在外出打工合法化整整20年后,才逐渐被这一体系正式 接纳:2005年,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进城务工人员首次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⑦在此之后,许多地方的企业和政府才陆续开始将农民工纳 入到这一评价体系。

  

   2.作为“私民”的流动人口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曾长期被国家禁止。直到80年代中期,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985年1月1日),提出:“在各级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各种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中国的劳动力大流动被正式开启。但 是,与中外历史上由国家动员的各种人口迁徙运动有所不同,⑧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主要被设置为一场私性的经济运动。

   首先,虽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及学校机构等在劳务输出/输入过程中扮演了中介角色,但在这场迁徙运动中,国家除了释放出国民的自由流动权和劳动权之外,对这样 的经济行动,各地政府并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流动群体主要由劳动者个体及其家庭支付流动、迁移的全部成本,包括种种生活成本和经济活动成本。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创制并逐步细化了户居分离的身份登录制度,对于自由流动的一般劳动者,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无法在居住地/劳动地获得户籍身 份,也因此无法获得与所在地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包括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和国民义务教育的权益等。这一制度使流动/迁移的劳动者及其家属、子女的国民身份 碎片化,在他们生活甚至出生的所在地,他们无法享受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权益。

   再次,在当地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管理系统中,流动人员不能享有平等的受益权。在所在地,流动人员主要被确认为“治安管理”的对象——他们与“国家” 的正式关系,主要是与公安部门之间的关系(其他政府部门参与管理)。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下,当流动人员的公民权和民事权受到侵害,以及个体生活安全发生问题 时,当地党政部门并不负有必然的保障/救济责任。事实上,目前不少地方的警力还是按照常住户籍居民数来配置的。

   也就是说,流动人口是以市场上的劳动力以及劳动者的家庭成员这样一些私民的身份工作、生活于他们的所在地。近年来,他们的部分劳动权益被落实——他们被要 求加入企业的劳动保险或社会保险体系,子女的受教育权也部分被落实,在一些地方,甚至也可以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到由当地政府动员的社会治理事务中去。但就 总体而言,在其劳动/生活的所在地,作为只拥有不完全公民权的流动人员,他们的生活安全主要只能由自己和亲属承担其保障/救济责任。流动人口作为国民所享 有的由国家及户籍地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新农保、新农合),以及作为劳动者由自身与他们的企业共同出资加入的养老保险金,等等,多只能在其户籍所在 地才能得以落实。

   对上述背景的分析说明,是我们理解代工厂工人的必要起点和基本视角之一。

  

二、代工厂工人:私域中的劳动与生活

  

1.作为产业飞地的企业帝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映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代工厂     工人状况     私域   公共领域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经济与组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405.html
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