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6-06-26 21: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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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  
阅读他们的著作,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都能清晰呈现,特征分明。我们从中 吸取了很多见解和养分,并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可是,只要我们将比较的对象做些调整,有些特征便消失了。例如,如果中国文化是梁漱溟说的关系本位,而西方 文化是个人本位,那么日本文化是什么?若答案是团体本位,那么它同费孝通概括的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有什么不同?为了细加分辨,有学者提出日本人更重视 “场”(中根千枝,1994:12)。看起来“场”是一个对日本人具有解释性的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和许烺光所概括的中国人看重情境中心一样吗?又如,中国 人在比较中日文化时喜欢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人有个人主义倾向, 喜欢单打独斗,而日本人有集体主义倾向,强调团结一致。那么,请问,如果中国人是个人主义,那么美国人是不是个人主义,或者在美国人看来,为什么中国人还 是集体主义?面对这种问题,常见的处理方式是,要么对这些概念和认识浅尝辄止,只限定两两比较,或将中国人和日本人混为一谈,或将日本人和美国人混为一 谈,又或将中国人和美国人混为一谈;要么回到一种无可奈何的认识上,即比较总是相对的,又或者回到量化,对不同文化下的人群进行测量,事实上有关个人主义 或集体主义的量表的确一直盛行不衰。

   我的观点是,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概念之间的选择性亲和问题(elective affinity)。从方法学意义上看,一个社会文化的核心概念如果没有其他一些概念做配合,将很难独自运行。比如韦伯(M.Weber)(韦 伯,1987)试图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亲和性;又如自由、民主、偏好、理性选择及社会统计之间也有亲和性等。而所谓儒家文化圈说,其实是 一个比较懒惰的解释性概念,它将日本与中国归入了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与文化。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发现日本和中国文化相似时,这个概念就被拿来做解释,而发现彼 此不一样时,这个概念就被休眠。一些对中日文化及其行为有过阅读、观察、体会的人们会发现,把二者放在一起认识是很危险的。可是若将我们的视野扩大到东西 文化的比较,这个危险似乎不存在。

   所以,我认为即使采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总体性,借助差异明显的社会作为参照系固然需要,但这也是不够的。惟有在亲和性内部进行异质性的辨认,才可以 找出那些被忽略的重要的或关键的特征或运行机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韦伯的命题中,比如他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亲和性,可在有新教伦理的地方 会不会不发生资本主义精神,或在没有新教伦理的地方是否也有资本主义精神呢(余英时,2001;山本七平,1995)?可见,亲和性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 需要不断寻找的,也许一些文化密码就在其中。

  

三、耻感、面子及其相关比较

  

   学者们在寻求一个特定社会文化的总体性概念时,因专业、专注点和特长不同,最终落脚点也不同。②在《菊与刀》一书中,本尼迪克特提出了“耻感”和“罪感”这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她指出: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 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到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 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 脱。(本尼迪克特,2012:202)

   这一总结散见于该书多处。作为对东西方人心理与行为差异的一个总体性把握,至少我本人对本尼迪克特的努力表示赞赏,尽管后来的研究者有各种议论。日本思想 家中村雄二郎说:“在《菊与刀》一书出版发行之后,围绕此书的内容,日本社会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而此书也因其缺乏具体考证上的历史性观点而常常成为 批判的对象。但是,因为此书自觉地站在‘类型论’的立场上,所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耻感文化’这一对于日本文化的定义,对后来的日本思想界 提出了巨大的问题”(2005:103)。亦有不少学者认为,耻感理论是解释日本人行为的最重要理论(本尼迪克特,2012:译者序言)。在日本,还有一 些学者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土居健郎,2007;南博,1989),将其延伸到更为广泛的话题中去。比如松本一男(1988)认为,日本公司领导会因自己下 属所犯的错误而感到羞耻,并有辞职的请求,而西方企业领导则会责罚下属并要求其上进。又如正村俊之(2004)在此概念基础上发展出了秘密和耻辱的关系, 将问题引向纵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学者指出耻感文化其实源于中国(森三树三郎,1995),可是中国学者的重要研究极少。比较接近的是台湾社会 学家朱岑楼的《从社会个人与文化的关系论中国人性格的耻感取向》(1988)及其引发的讨论。朱文并未提到《菊与刀》,而是受其他西方学者将西方文化看成 罪感文化的影响。因为缺乏比较和参照物,朱文并没有探讨所谓中国人性格中的耻感渊源和特征,更多的是梳理了儒家四书中关于耻的论述,让我们部分地看清了儒 家所谓的耻不完全来自外部的力量,而是含有修养方面的内控性特征。我的看法是,本尼迪克特通过外控性和内控性来区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不够确切。但她用 它们来区分东西方文化,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

   中国人的脸面观可以作为深入挖掘的一个重要入口。众所周知,耻感和“脸面”是一对亲和性很高的概念,有时似乎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比如无耻之人就会“不要 脸”,而“要脸”是指一个人要维持害羞或者知耻的状态。耻和脸面的关系也可以表述为因果关系,比如一个人因为知耻,所以要面子,一个人因为无耻,所以就不 要脸。启用脸面概念,会引入另一个亲和性概念“名”,也就是名声、名望、名誉或者荣耀。按照帕森斯(T.Parsons)的说法,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获得 一个好名声(2003:611)。而这一话题的讨论同样可以回到脸面的研究中来,因为几乎所有比较中日耻感差异的学者都试图说明日本人重视耻,中国人重视 名。因为中国人重视名,就好面子。比如松本一男曾语焉不详地说:“中国人的爱惜名声和日本人的知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中国人在心理上比较开阔。爱惜名声 的感情也包含了知耻之心……此外,从‘爱惜名声’的心理衍生出中国人特有的‘面子’问题”(1988:190)。森三树三郎(1995)也认为,由耻而产 生的“名”在日本和中国有所不同,日本政治形态中出现的武士阶层强调了荣誉心,而中国的科举产生了面子。荣誉心来自于个人的尊严意识,面子是一种朝向社会 的外在的意识。这些泛泛的议论很随意,也自相矛盾。比如森三树三郎意识到儒家的耻不是外控性的,那为何追求“名”就成了面子,就是外控性的;为何日本人的 名誉心是内控性的,却又如此怕人嘲笑。可见,这样讨论耻与名的关系忽略了尚武也可以“花拳绣腿”,尚文亦能“真才实学”。尚会鹏认为,中日在耻与名方面的 差异可以通过宗族和集体、个人与集团、是非原则稳定还是变化的比较等来区分(1998:294~300),可这样比下来,也缺少说服力,比如不辱没自己祖 先和不辱没所属集团,是辱没内容上的差异,不是耻的内涵差异。

   尽管疑惑重重,但我认为,以脸面研究作为进入耻感文化的入口是合理的,因为它与耻、荣辱、名声等概念相关度极高。的确,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将它作为研究中国 社会文化心理的切入口,比如明恩溥(A.Smith)(1998)认为,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特征,其他特征是面子特征的体现;鲁迅(1991)也认为,面 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而林语堂(1994)亦将脸面看作统治中国人灵魂的三位女神之一,等等。只是如果单从耻来认识脸面的重要性,会导致我们轻率地下结 论说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爱面子,差别只源于各自的历史、政治或者宗族和集团等不同。可难道因为这些不同,就造成了耻和名的差异?我对此深表怀疑。这些疑虑直 到我亲历了在日本的几件事情才开始释然,我才发现,学者在理论上给出的结论往往太想当然了。实际情况是,一些看似细微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方才是需要“较 真”的地方,它们导致看似相似的社会行为其实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四、亲历耻感文化

  

   2010年初,我应邀前往日本讲学。因为不懂日语,邀请我的日本教授特意将一名能说一点中国话的日本硕士生派给我做向导,还把自己的一套公寓房让给我住。 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出于礼节,我们一行四人,包括一个大阪大学邀请我的教授、一个东京大学的会说点中文的教授以及那个日本学生一起吃了一顿韩国餐。选择 韩国餐纯属偶然,因为讨论去哪里吃饭的时候,我给他们出了难题,比如因为我不吃生鱼片,所以放弃了日本料理,因为不吃半生不熟的牛排之类,否定了西餐,又 因为来自中国,不想吃日本的中餐,最终总得吃饭,所以就定下了韩国烧烤,其实我也不喜欢。坐定后,服务生端上了小烤炉和生肉片,他们开始将肉片一片一片地 放在炉上烤。第一片烤好了,日本教授礼貌性地将它放到我的碗里。其实我心里很无奈,因为我不吃这样的烤肉,但前面讨论了那么久才坐下来,再不吃已经无法交 代。于是我硬着头皮把那片肉放到嘴里,勉强吃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放到了自己的碗里。随着上来的菜越来越多,那片肉终于被盖住了。

   总算吃得差不多了,碗里的菜也吃完了,日本教授提出离开。我随即起身。但没想到,日本教授没有迈步,盯着我的碗说:“翟老师,你那片肉为什么没吃掉。”面 对着碗里那片剩下的已经凉了的肉片,我只好说:“我已经吃饱了,不吃了。”没想到日本教授竟然不依不饶,又说:“没关系,如果你不想吃的话,我让我的学生 把它吃掉。”这句话一说出来,让我当即羞愧难当。我猜想她或许并不知道我吃了一口,只是认为不该剩菜吧,连忙道:“不,不,那片肉我吃过一口。”这才作 罢。

   回到了日本教授的公寓房里,我无事可做,坐在沙发上同那个差点帮我吃肉片的硕士生聊天。聊到一半,我起身穿上拖鞋去上厕所。没想到厕所门内还放着一双拖 鞋。我虽感麻烦,但还是换上,上完厕所出来,准备回到沙发上继续聊天。那日本学生从沙发上跳下来,指着我的拖鞋说:“老师,你怎么能把卫生间的拖鞋穿到房 间里面来呢?”我低头一看,果然是这样,但事已至此,我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就回了一句:“这没什么吧,不都是房间里的拖鞋?”可日本学生却很郑重地说: “卫生间拖鞋是不能穿到房间里来的。你现在穿出来了,回去换一下,下次一定要记得。”这句话让我有点恼怒。我想,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真的把地面弄脏了, 拖一下就好了,也不至于这样告诫我吧。

   几天后,他们商量带我出去参观游玩,需要坐好几站地铁。那个日本学生因为中途有事,所以决定把我送到站后再移交给另外一个同事。坐在地铁上,我因为不知道 在哪一站下来,也想关心一下那个接我的人到没到,或许就是没话找话讲吧,我让那个学生打电话和他的同事联系一下,看他的同事到了没有。可他只是答应,就是 不打,我当即觉得这个学生不太听话,不懂礼貌。到站后我们下车,他才开始打电话,打完后告诉我,日本人不在地铁里打电话。

   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个日本学生对中国教授不够热情,不懂礼貌,其实,我在日本的两周时间里,这个学生很多地方考虑得非常周到,否则我将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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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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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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