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李光摩:“五四”与晚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22: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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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李光摩  

   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击(参考胡透《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傅斯年《文学革新申议》等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参考舒芜《中国新文学史的“溯源”——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广铭)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2。以下简称《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载《泽泻集》,收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该书)。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指张岱等——引者注)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1-382)。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87-389)。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390-392)。

   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课程:

   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周作人文类编•本色》页690-694)

   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吾看法的改变可能是受容肇祖《李卓吾评传》的影响,也是一种事后追认罢。三、知堂明确说出追溯源流的意见是“由假定而渐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新文学的本土根源,从而使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取得合法地位。

   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认识。三十年代初期,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近代即指明清。以“近代”一词专指明清时期的用法,似受日本学界影响,如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编明清部分即称《中国近世戏曲史》。当然青木也非首倡者,日本汉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就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分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在日本,一般是把‘近代’这个词作为具有人类解放、光明的、肯定的意义加以接受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页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日本的这一用法也是从西欧移入的,即指中世纪以后的那个时段。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不少学者认同了这一用法,如周作人集中多次出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把明中后期以后称为近代。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时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近年来海外学人如余英时、刘广京、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新的倾向,如公私观念的区分,对居间社会的重视,对商业的重视等,都具有近代社会的性质。另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也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即出现启蒙思想,亦即具有近代性。所有这一切可以证明,“五四”新文学的追宗晚明不是盲目的。

     二

   当时作为师大学生的任访秋(维焜)由于受到周氏散文中一些论公安派文章的影响,而阅读三袁作品。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在同篇文章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师大图书丛刊》2卷3期,1932)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袁中郎研究》页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直到1983年才出版。

   胡适是较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朱自清认为小品文受西方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传统的影响,并以周作人为例,说明他受外国的影响超过中国(《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1926。收入李宁编《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曾专列“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一章,对外来文学的影响给予特别的重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可见,他不会认同周氏的追宗晚明说。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就非常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反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他说:

   公安竟陵是注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者似是注重社会的文化的载道派(暂时不妨承认有所谓言志派、载道派),所以新文学运动,有时被人从广义的说,称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收入《小品文与漫画》,1935)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同盟。他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指公安、竟陵——引者注)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有不为斋随笔》,《论语》半月刊15期,1933)他标榜晚明文学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人间世》22期,1935)。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因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分子,并且是新散文底树立者,他的散文早已传诵青年读书界了,所以他的话影响很大。”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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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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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京)2002年03期第102~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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