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过秦论》:一个文学经典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9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22: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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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以《过秦论》为个案,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自汉代以来,《过秦论》一直是历代公认的文章经典。其文本固有的史论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其成为经典的基础。而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以及后世审美风尚、社会风气等外在因素对《过秦论》经典地位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从文学经典形成过程入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中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公众心理与审美需求。

  

   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是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们现有的批评史主要是对于批评家独创性与理论个性的研究,可以说是个体批评家及其著作的研究集成。这些固然有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个人的文学理念,代表集体性的审美理想。经典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集体审美趣味的合成,是理论家与一般读者所共同创造的,反映出社会公众心理与需求的共性方面。

   “经典”的概念最早是在尊经重儒的汉代产生的(注:“经典”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经”在汉代主要指地位最高的儒家著作;“典”就是典籍。“经”“典”二字合而言之,指地位至高,具有代表性和指导意义的著作。这个概念后来逐渐被引申到文化艺术领域中,又和典范的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和标准。艺术经典有崇高的地位与广泛影响,而且为社会所共有,其地位和价值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经典是对文本的价值评价,其形成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且经典的地位也是动态的。有些作品曾被认为是经典,后来又被推翻;有些不为当时所重的作品,却被后代“追认”为经典;还有些经典却能自始至终都保持其崇高地位,成为历代读者所公认的经典之作。本文所研究的经典个案——贾谊的《过秦论》(注:《过秦论》的篇名与分篇历来众说纷纭,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原注: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引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体为‘论’矣。”所以当时的篇名也未必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过秦论”,班固在《典引》中就称为《过秦篇》。现传贾谊《新书》各版本亦有两篇与三篇之别,分三篇者,各篇的先后次序也有所不同。《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中,割裂其原文用做赞语。而《汉书•陈胜项籍传》也引用了《过秦论》的部分文字,后来《文选》所收录的也并非其全文,这就更使得这个古文经典的原来面貌显得扑朔迷离了。宋代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将其分为三篇,次序就与我们现在所常见的不同。《古文辞类纂》根据《史记》,重行编次定为上中下三篇。高步瀛《两汉文举要》按语说:“《过秦》当依小司马《索隐》及贾谊《新书》潭州本作三篇是。上篇过始皇,中篇过二世,下篇过子婴,界画甚明”。参看孙钦善:《贾谊〈过秦论〉分篇考》,中华书局出版《文史》第3辑。)——就是历代公认的经典。《过秦论》的经典形成过程非常典型,它从产生之时起,二千多年以来差不多是毫无疑义的经典。从其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审美取向及其共通之处,也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经典之作需要具备何种要素。

  

     一 从史学经典到文学经典

   贾谊《过秦论》产生于汉初天下方定,百废待兴之时。文小讨论秦代的政治得失,为汉代提供政治借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过秦论》产生于汉初总结秦朝政治悲剧的思潮中,“过秦”是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钱钟书说:“《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西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氏(指严可均)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贾生《过秦》三论外,尚复《上疏陈政事》,戒秦之失。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 ”(注:《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一六”《过秦论》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1页。)钱先生所举的贾山《至言》和刘向《谏营昌陵疏》等文也都是西汉的古文名篇,但以秦为鉴的文章,就其影响而言,仍要以《过秦论》为首选。

   贾谊此文受到后世的如此青睐,不仅因其文章本身价值,也与它被推为经典史论有关。《过秦论》的经典之旅始于汉代的史学界,最早受到汉代史学家的重视。《史记》一般以“太史公曰”为表达自己历史观的史论模式,但在《秦始皇本纪》与《陈涉世家》两篇却取贾谊《过秦论》为“赞”文,以《过秦论》为论秦朝正宗的经典评价。班固不仅在《汉书》中引用了《过秦论》为史论,更对贾谊“屡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据”(《汉书》卷一百下叙传第七十下)的言论大加称述。可见在有汉一代,贾谊《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这原因是因为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在历史的分析与判断方面,具有重要的史论价值。如刘向所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这也是符合贾谊创作《过秦论》的本意。它本是政论性、实用性很强的文章,文学性并不是它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到了三国时代,曹丕仍说:“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注:《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五文部十一“论”条引《典论》。)可见贾谊之被称为“作者”仍然是因为他在《过秦论》中史学观点和政治见解受到重视之故。

   中国最早的经典是汉代经学思潮中推尊的先秦儒家原典。儒家六经中尽管也有文学性著作,如《诗经》,但并不是从文学角度去认识的。在汉代,人们所认可的文学经典主要是诗赋,如刘向、刘歆的《七略》中的“诗赋略”。文章则含在“诸子”之中,所以后来目录学家说,当时的子书就是后来的集部。汉代的“尊经重儒”不仅是在思想上确立了一种权威的统治,实际上也给人们树立了一种尊崇权威的观念。因而在汉代也树立了尊崇经典的意识。贾谊的《过秦论》无疑是这种意识的最早受益者之一。如果说经典只是对权威的尊崇,仍停留在初步的接受层面的话,那么典范的确立则是以经典作为范式,进一步指导创作实践。这常常表现在后世对经典作品的模仿和拟作上。经典往往是文学创作摹拟的选择对象。大概自晋代开始,摹拟前人经典的创作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过秦论》也成了被摹拟的对象之一。宋人陈师道说:“贾谊之《过秦》,以谕汉也;陆机之《辨亡》以警晋也,有经世之心焉。”(《后山集》卷二十二)陆机《辨亡论》在篇章结构与思路上摹拟《过秦论》,论述吴国之所以兴亡,先极写魏国的声势,然后写吴国轻易地战胜魏国,又写孙权时代之盛况,转写孙皓时代之衰亡,文章写出吴国从弱胜强,到由强趋衰的历史,指出兴国之道在于任用贤才,而亡国之源在于所用非人。所谓“有经世之心”,就是说陆机对《过秦论》的摹拟并不单单是文学层面上的简单效法而已,其实也是包含了对其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的学习在内的(注:后代也有摹拟《过秦论》之作,如北宋王令著有《过唐论》(《广陵先生集》卷十五),即套用贾谊之题。)。不过历来批评大致认为陆作不如贾作。《文心雕龙•论说》:“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美矣。”虽然肯定陆机的《辨亡论》的文学成就,但认为不及《过秦论》。除陆机的《辨亡论》之外,当时的其它作品也可能受到《过秦论》的影响。明代方岳贡曾评《过秦论》:“此文迂回层折,以盛衰之势相形,干宝《晋论》大概规仿此。”(《历代古文国玮集•西汉国玮集》卷之三)认为干宝的《晋论》摹拟《过秦论》。

   从时代风气来看,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前代的作品,包括对《过秦论》这样的史论政论经典,都开始从其文采、形式等方面重新认识。吴国大臣阚泽甚至还利用《过秦论》的文学价值来带动对其政论价值的关注:“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谕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极美。权览读焉。”(《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四引《吴志》)我们注意到阚泽的推荐《过秦论》为“最美”(文采与词藻)之文章,是为了“欲讽谕以明治乱”。这是将其内容的深刻性与文学性相联系,可以说是利用文学来为政教服务。

   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经典,这种观念在晋代已经开始了。左思《咏史诗》:“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就是以《过秦论》为著论的极则,正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在赋中的地位。此处是把《过秦》与《子虚赋》作为文人文学才华的代表。所以到了晋代,《过秦》已逐渐走向文学经典的宝座。

   南朝宋范晔作为一个史学家却用文学眼光来看待《过秦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狱中与诸甥侄书》)他虽然仍是谈史学的作品,但却是从文学的角度,以《过秦论》作为比较对象,赞美自己的文章。“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正是自己作品和《过秦论》共有的特色,这也是比较早对于《过秦论》艺术特色的总结。

   与《过秦论》的文学地位提高相应,贾谊文学才华也备受六朝的文人看重,比如在《文心雕龙》中就几次提到了他的才情:“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体性》)“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惬而赋清,岂虚至哉?”(《才略》)可以说六朝时候对《过秦论》的艺术特色和作者贾谊文学才华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无论是由于史论价值还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过秦论》的经典地位在六朝时已经非常稳固地确立下来了,甚至成为了儿童早期教育的内容之一。南朝的刘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之。号曰‘神童’”(注:《南史》卷五十列传第四十《刘瓛传》附族子显传。)。六岁的小孩就已经能诵读《过秦论》这样的文章,看来还是父辈的有意教导吧。这也可以看出《过秦论》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倡导的基本读物。

   真正确定《过秦论》文学经典地位的首要功绩当推梁代萧统《文选》。《文选》首次在集部中选入《过秦论》,作为“论”体之首篇,这是使其从史学经典之后又成为文章经典的关键与标志。《文选》选文是依照很严格的文章标准:“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尽管“事美一时,语流千载”,但是却“旁出子史”所以“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昭明文选序》)就《过秦论》本身的内容而论,正是“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而其流传也确实是“旁出子史”。萧统之所以仍然把它收入《文选》,正是符合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进入了《文选》这样一部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总集,更意味着《过秦论》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由于《文选》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所以《过秦论》必然对唐代的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就不止一次地在《史通》中提到《过秦论》:“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 ……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载言第三”)这是从史书著录的角度来谈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过秦论》作为文学经典来看待:“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家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以五经齐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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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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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5年03期第136~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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