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对“政治沉默”之不宽容背后的思想心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10: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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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传统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较为全面的图式,对此最恰当的表征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概念将上述精神气质的三个基本特征联为一体,即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道德主义和反文化倾向。

          

                                        —— 弗兰克《虚无主义的伦理学》

  

  

  

   本文试图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对“政治沉默”态度不与认同背后的思想心理。简而言之,对此不宽容的主体基本上是具有强烈左派倾向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并且以强烈的民粹主义灵魂心理表达出对知名知识分子不激进作为之不满情绪。以下尝试论之。

  

  

   一、民粹主义的道德审判观念心理

  

   因为杨绛的去世,舆论界再次引发对钱锺书先生以至贬及杨绛的质疑及争论:他们对专制政治的沉默“缺乏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在思考钱锺书沉默生存方式之问题中,无论知识人或俗人,激进派或平和一族,都为道德所困而陷于纠结:没有人敢于肯定“拒绝担当政治义务”的正当性。可怜的中国人有一种根据受苦受难的遭遇给予尊敬的逻辑,其中不乏一种卑鄙心理:你不下地狱为我们谋福利,你是有欠缺的——因为你是名人和知识分子。委婉者说钱精明,其实不如用钱锺书自己的名言来概括最恰当:“连一根头发都不要给魔鬼抓住!”

  

   “沉默”是钱锺书的为人原则和政治策略,沉默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独立和被遗忘的自由——从一个不屑的社会存在里放逸自我。这是他与生俱来和全心全意修养的本色,也是高明智慧之处,还是他的狷介之表现方式:有所不为然后有所为。如果你有深心别置

   —— 用俄国“新精神哲学”的代表人物弗兰克(1877-1950)的话来说,是对绝对价值和更高的文化审美内涵(理论的、科学的真理,严肃和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无私地追求对世界的确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 你就没有必要挑战那个疯狂的社会,沉默正显示你的放低和妥协。为什么不可以妥协呢?正好像在战争中不幸做了俘虏。你不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疯狂,而且更没有必要表演。表演只是为了发泄你的意气,对于一个极端的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纠正的价值,不如退步。

  

   今人一般都景仰陈寅恪高扬自由精神的旗帜而直面抗厉群众运动的气节,而微词钱锺书无声退缩的政治沉默。戳破真相而言,今人根本没有与陈、钱可以共通的人格修养和文化心理,因此也根本不具备体贴他们精神价值的心理素养:我们和他们不是有共同底蕴的同类。陈、钱中年之前都不知道、不关心有共产主义、集体精神、革命理想、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等鸟事,甚至连爱国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也是陌生的,除了传统国学的精淳修养,就是西方文化的世界主义思想训练。在49之后,被强加到身上的种种思想改造,差不多就算作政治恐怖主义的灾难,不要说从价值观里完全排斥,对这个政权和社会改造运动感情上也会始终保持距离,遑论道义担当!在那样的形势下,保护自己是第一要义,只不过陈寅恪是一个傲慢的大师,性格使然,不知自我保护为何物。他们爱国的方式是从文化精神和修养方面血浓于水地浸润的,对政治、社会和人情世故永远都是局外人、旁观者甚至自觉成为多余人。从出生以来他们就注定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不与世俗相交。钱锺书在他的随笔中借魔鬼的口这样说:“我通身热度都被寒气逼入心里,变成一个热中冷血的角色。”(《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人学会了带着距离冷眼来看自己的国家和政治,这个社会会减少一大半卑鄙之徒。

  

   对此所有不宽容的关键点在于,中国人深心认同一个没有经过反思的政治观念:“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社会道义的担当”。这个不证自明的先行前提观念从古代“士志于道”的传统而来,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戳穿而言,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士与皇家共谋而治的。

  

   “士志于道”的本质是所有从下层出身的小知识分子有了参与天下管治的合法性,也借此使自己获得了充满理想主义精神、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伟大感觉。这种传统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知识分子都与专制政治有不可或缺的血缘关系,甚至异化为通过政治获得权力而得到其功利主义的成就感。“志于道”的“道”就是兼济天下、拯民于水火和清明社会的儒家之道,这种道是排斥弗兰克所说的“理论的、科学的真理,严肃和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无私地追求对世界的确切的理性反映和把握”之文化追求。对此弗兰克有更深刻的批判:

  

   弗兰克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中精辟地指出:“由于一切运动无论其目标还是其策略,归根结底都遵从和取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生活经验、他们的评价与兴趣、理性与道德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成为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知识分子之事业的失败问题,就触及了更广泛更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信仰的价值问题。”(《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P46,学林出版社,徐凤林译,1999-1)

  

   弗兰克指出:俄国知识分子就其伦理本质而言,都是顽固不化的民粹主义者:他们的上帝是人民,惟一目的是多数人的幸福,伴之以禁欲主义的自制和对自我价值的精神需要的憎恶和鄙视。这种民粹主义的灵魂是道德主义,反文化倾向和虚无主义的功利主义:否认一切绝对价值,把为多数人利益服务当作惟一的道德目的。要求个人严格的自我牺牲和私人利益(虽然是最高的和最纯粹的)对社会服务事业的绝对服从。这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不是一定的社会政治流派,而是一种广泛的精神潮流。(同上,P56-57)——

   这段话差不多说的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弗兰克的论述使我思考: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灵魂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性神话”:知识分子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社会改良的斗争而存在,应然地须具备一种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的公道而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舆论斗争的责任,为社会道义而无私牺牲一切,包括自我的生命、文化事业的理想。这成了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观念,没有人敢于怀疑。

  

   “知识分子道义代表论”只有三个前提下才可以成立:1,其他人都没有掌握文化的机会而且都是群氓;2,统治者是开明君主;3,知识分子真的代表全社会的公共理性。可惜这三个前提存在的可能性都值得质疑。

  

   因此,这种政治正确性并没有值得今人崇拜的合理性,且很需要破除其神话: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精神使命为依归的话,那么他们所选择的路径和主导的舆论走向邪恶、至少经常地激情任性犯错的话,怎么办?知识分子担当了社会良心的法官,那么整个社会的自我责任和自治放在什么位置?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激情与知识分子理性良知之可行性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

  

   只有依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让社会自生自发地渐进发展,才是可行之道。在一个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和政治合作的“市场”里,全社会合作自治,通过协商和妥协,找到一个民族合理发展的公共理性。因此发展市场社会是走出中世纪之道。——

   当然,如果在一个专制极权文化传统深厚的社会里,想要获得一个自由发展的市场,几如天方夜谭,不过这恐怕也是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命运罢了。即使知识分子想发挥自己的良知道义,也还是专制社会里的政治道德罢了。如果全社会的成员没有追求自己权益的愿望,或者专制权力过于强大,这就陷入了怪圈循环的故事。几千年的中国模式已经证实了这种残酷性。知识分子真的能拯救这个世界,中国早就成功了。事实上,我们宁愿相信追求个人主义的商人和市民,也还是别太相信知识分子的正义感。

  

应该反对民粹主义的道德审判,“文人政治”之道义担当正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市场社会公共政治的根本特征是有产者(包括市民)从自我财产占有权出发,争取法治和公共理性的共享。企业家、律师、代理人及各种专业人士从制度治理的角度维护公共理性的行使,这才是制度成长之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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