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民国初年尝试共和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 次 更新时间:2016-06-22 20: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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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民国初期袁世凯当政的那几年,告别数千年的帝制,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一段举足轻重的过渡时期。从长远看“共和”与“专制”是竞争的关系。若民国能让人民感觉比过去更好,新政体便固若金汤。但不少士人以革命的眼光看待共和,重视社会甚于政治;民国不如清,成为很多新旧士人的共识。不过这更多或是那些关注社会革命的读书人代民失望,一般老百姓似未见那么多不满。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提示我们,需要以长程的历史眼光具体考察民初尝试共和期间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

  

一、引言

  

   民国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大体可以北伐分为两段,两者间有一些带根本性的分别:前者大致延续着晚清的小政府政治模式,国家(state)的作用比清末新政时还略有退缩;后者显然倾向于实施一种政府更强势也更多作为的政治模式,国家努力要渗入社会,并直抵基层(至少在动机上如此),甚至试图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如新生活运动)。在此基础上,相应的区别尚多,此不一一细述。或可以说,北伐带来的不仅是执政者的改变,也是执政模式的根本转变。

   过去因受国民党历史叙述的影响,对北伐前民国史的研究不足,很多空白亟待填补。而在既存北伐前民国史的研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偏重于军人和军事,相对忽视文治的一面。更带根本性影响的是,由于对这段历史的整体轻视,不少研究者似乎忘记了共和制取代帝制乃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胡适所指出的‘帝制的推翻”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

   民初袁世凯当政的那几年,实是整个中国史上一段举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而我们的历史叙述,却常为宋教仁被刺案、二次革命、二十一条、称帝等象征性事件所主导,而遮蔽了尝试共和这一最重要的大事。宋案等事件当然也都与新的共和制相关,但对于实行了数千年帝制的中国来说,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实为最关紧要的大事,也绝非易事。

   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成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革命者不必言,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一方面,国体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完成了政体的改变;另一方面,国体与政体本是相辅相成的。借用亨廷顿的概念,在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了政府的形式(formofgovernment)后,民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展示其统治的有效度(degreeofgovernment)。

   革命和革政在清末本是竞争的选项,正因革政的不成功,乃不得不为革命让路(详另文)。革命之后,革政的任务仍需新政府来延续。如果说清廷以小政府不能应付大时代的任务,民初中央政府的成败,或即在于是否能强化国家机器的力量,以解决政治、军事及部分的社会问题。至于民生问题,若政府能不怎么扰民,或可留给民间自己解决。

  

二、共和与民生

  

   对新政府来说,最理想的是让一般人感觉到生活的改善。反对革命的胡思敬对民初的江西都督马毓宝说:"前朝以坏法扰民而乱,今四海皆贺光复,当使天下皆乐为民国之民,而不乐为满清之民,则世道人心,庶几其可变矣。”不赞成革命的梁济也认为“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还是可以接受的。

   或许是延续清季革命和革政竞争的思路,梁济以为‘共和”与“专制”应是平等竞争的关系,“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同时双方也可互补:革命既已改变国体,反成为革政的机会。故“吾国开天辟地之新共和”,乃是“数千年一改革之好机会”。若民国当政者能利用之以‘‘为民造福”,便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也不“辜负清廷因爱民而牺牲大位之心”;反之,则“此番大举动”恐得不偿失。

   中华民国(RepublicofChina)之“民”,本即“共和”之意。或因此,梁济强调“共和之原理”是“以民为主”。中国乃“本无共和程度之国”,此时“既已改建共和,不能反汗,惟有抱定不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之心”,视此“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为“可重可珍”,尽可能“稍分人民之痛苦,减轻人民之愤怒,勿授人民以革命之口实”,或“可以杜再来革命流血惨祸”。

   中国一向有天之视听本于民的古训,清帝以“人心所向”为逊位的理由,康有为和梁济大致也都在此意义上勉强接受鼎革的结果,以及对共和的尝试。然而,得民心才是“得道”最显著的表征。前引胡思敬所说尤其是大实话,如果民国能让人民感觉比过去更好,新政体自然固若金汤。反之,若人民感觉痛苦、不满甚或愤怒,就可能是下一次革命的造因。能否排除或避免这种可能性,确实要看民国是否真能“以民为主”,改善民生,至少让人民安宁自为。

   不知是否意识到清季积极政策的危险,北伐前的民国政府虽更易频仍,大体都贯彻了一条偏向消极的道路,基本维系着小政府的政治伦理,且比清季政府更少作为。至少北京的中央政府,常以借外债(因此导致很多民族主义者的攻击)而非增加税收为筹款的主要手段。这一取向有些类似历代新朝与民休息的思路(虽未必是有意的)。由此看,民初的共和制对君主制的改变实不甚多,在国家作为方面甚至比清季新政时有些倒退。

   但这里也潜伏着内在的紧张:革命后改善民生固然刻不容缓,民国政府还有着其他一些产生于革命的政府所没有的责任:清末的革政与革命,基本是外向型的;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是它们的共同目标。清廷实因太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走上扰民之路。民国政府面临着同样的重任,若不能有所表现,便难以证明自己的统治正当性;但若继续想要在寻求富强方面立竿见影,则很难兼顾民生,或不得不延续从民间敛财的清季旧路。

   且民初的尝试共和,即使在形式上也肩负着改善外人观听的责任。是否有能力实施共和制,很快由外国是否承认的一个要件进而成为一种民族能力的标志。第一次国会选举时,内务总长就通告全国说‘我大中华民国第一次正式国会之成立,不惟内之为吾国建设问题之所系,抑且外之为各国承认问题之所关”。故“吾国将来之能否早日建设,列国将来之能否早日承认,胥决于我国民初复选举投票开票之中”。

   当政府实际推行着类似与民休息的政策时,中外竞争的任务基本已被搁置一旁。与晚清的外向型政治倾向比较,民初政治似有所退缩而更为内敛。但这也就伏下了外事影响内政的隐忧一当时列强的均势给了中国新政府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局面,一旦这均势被打破,国内的政局随时可能受影响而生变(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外患也可以转移或遮蔽内忧,使政府得到人民更多的支持)。

   简言之,对新的民国而言,不论是对外竞争还是维护内部秩序,国家权力的强化似乎都是必需的。如陶保霖所说,清代本“实行放任主义”到清季变法,国家接管了很多以前民间自办之事。时虽不长,却有形成定式的倾向。入民国后,不仅外交、军事等涉及中外竞争的事项,国家功能必须增强;就是清末新增的警察、教育、实业诸项“亦为今日国家维持现状、保守秩序,以蕲达国利民福”不可或缺的政治要务。故“若改变主义,一反前清辛丑变法以前之旧制”则“不但为舆论所不许,亦事实有所不能”。怎样在强化国家力量的同时维护民间的安宁和发展,是摆在民初政府面前的艰难任务。

   前引梁济提醒要防止“再来革命”,也并非危言耸听。早在民国元年,再次革命的可能性,就已出现在报章上《申报》一篇关于第一次国会选举的社论说,若选举得人,则民国巩固“第二次革命之说,自可以消磨于无形”。尽管这不过是民国初年,新的革命已成为人们思虑中一个可能的选项。到民国二年,梁启超观察到:“自民国建号以来,仅十余月,而以‘二次革命’闻者,几于无省无之;其甚者则三四次(如湘如蜀),乃至七八次(如鄂)。”因宋教仁被刺案引发的国民党控制下江西等数省的“独立”,不过是其彰明较著者。

   梁启超虽把国民党人自称的“二次革命”与此前的类似说法相提并论,其实还是有些差别。上引那些人所思所言的革命,或更多指因社会危机而起;而国民党人所说的“二次革命”,则基本为政治因素所造成。但因后者基本占据了我们的历史叙述,此前频见于时人言说的各类“二次革命”说,反被遮蔽。其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迹象,充分展现出民初政局的脆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一,部分或因辛亥革命的轻易成功使“革命”成为一种感染人的氛围,同时也有一些人本以试验的眼光看待共和,亦即不视当时的政治状态为定局。

   梁济等人的意思,是以不妨害社会共同生活为目标。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要改善民生,革命之后正应推行进一步的、可能还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社会改革。当然,社会改革是否应由政府以强力作为的方式推行,时人观念并不一致。一些人固期望以国家的力量澄清天下、再造社会,另一些人则主张搁置国家而造社会,由民间自己来改革社会(详另文)。

   如果说清季最后几年存在着革命与革政的竞争,在革命转换政权以后,革政本身的内在紧张也开始凸显,出现了新的竞争。按“革政”乃“齐诗”(汉初齐人辕固生所传诠释《?寺经》的一派)的术语,与“革命”同为五际之一阶段,覆盖甚广;而今日意义的“政治”和“社会”是近代引入的新词,虽也相互关联,却基本为不同的范畴。对此前的革命者而言,共和体制的确立,也可以说是革命的继续。惟新形势下的革命究竟应当侧重社会还是政治,却是有争议的。

  

三、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

  

   早在1903年,章太炎等人就以为,政治革命之后“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孙中山在接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满清时代,藉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苛细,民不聊生”。以后民国要努力“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同年稍后他又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具体即通过“社会革命”,使人民“能全数安乐”,共享幸福。可知孙中山此时与梁济、胡思敬所想的目标还接近,惟手段不同。

   然而到民国二年,宋教仁就发现,不是当时的社会状况,而是‘‘一切政务,多使国民抱种种之失望”。盖“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才是‘‘共和之真谛”,这方面的发展实不理想。故‘‘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如果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分别对应着种族、政治、社会三革命,且有先后次序之分,宋教仁的意思,似乎那时政治革命应优先于社会革命。

   不过,革命党人中像宋氏这样看重‘‘政治革命”的人也不多。吴玉章1926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说:民元时孙中山认为,“要革命完全成功,必定要扫除革命障碍,根本改造,从政治革命更进到社会革命”。但“一般革命党人,只知道十八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所主张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法国式的革命,不过是一种政治革命”。其说孙中山的部分或不误,但对其他人的描述可能有些“后见之明”的味道。

孙中山自己后来就承认:辛亥革命以前,国民党一般同志中‘‘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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