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李慧:狱务公开的现状评估与完善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6-06-19 21: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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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李慧  

  

   内容摘要:我国狱务公开经历了基本不公开时期(1998年以前)、有限公开时期(1999年——2001年)、全面公开时期(2001年——)。2015年4月7日司法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我国的狱务公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调研表明,我国狱务公开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实践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但是,我国狱务公开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应当出台统一的狱务公开立法、进一步明确狱务公开的范围、确立巡视员巡视制度、完善狱务公开的救济机制。

  

   关键词:狱务公开,政务信息,人事信息,执法信息,救济机制

  

   狱务公开是指监狱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将执法工作的主要依据、程序、结果,通过适当方式向罪犯、罪犯亲属和社会公布并接受广泛监督的一种工作举措。狱务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内容之一,是制约司法公开往纵深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狱务公开也是当前法治政府满足公民知情权而应主动履行的义务之一。2013年11月25日,孟建柱同志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中提出,要不断推进警务公开、狱务公开。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畅通公开渠道,依托现代信息手段确保各项公开措施得到落实,实现以公开促公正。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狱务公开工作又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1]相继,司法部于2015年4月7日下发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狱务公开的原则、公开内容、方式和方法进行了全面部署,使狱务公开更为细致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监狱作为我国的刑罚执行机关,其主要负责执行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犯罪分子的监管。深化和践行狱务公开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素。现如今,在有关狱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指导下,全国各级监狱机关狱务公开工作的开展都更趋规范和科学。课题组通过对我国各级监狱机关行政信息和人事信息等基本情况公开,以及对不同案件的执法流程、文书等监狱执法情况的公开进行调研,发现实践中狱务公开的实施状况仍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在公开范围、公开方式和条件保障等各个方面仍存在一些改良空间。

  

   一、狱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狱务公开制度在实践中的开展工作要早于立法。随着司法部的部门规章、内部规章等众多规范性文件的陆续出台,我国狱务公开制度的发展也逐渐趋于成熟。公开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公开对象从笼统走向细致,公开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总体而言,根据公开程度的不同,我国狱务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98年以前的基本不公开阶段、1999年至2001年的有限公开阶段,以及2001年至今的全面公开阶段。

  

   (一)基本不公开时期(1998年以前)

  

   严格来说,这一时期也是我国狱务公开的萌芽阶段。从立法层面来看,这一时期我国有关监狱的立法对狱务公开只字未提,主要表现为,立法未规定监狱行政事务、监狱警察队伍、监狱人事变更和监狱涉案信息的公开。在实践层面,实践中已经有部分监狱开始试点推行狱务公开工作,敞开监狱的大门,直接向罪犯家属及社会各界以及新闻媒体公开狱务工作。北京各监狱系统早在1998年就开始安排社会各界人士和罪犯亲属到监狱参观,让罪犯家属了解罪犯监管改造情况和监狱警察的执法情况。[2]有关减刑、假释领域的狱务公开工作试点,如,1988年河南省第一监狱就在罪犯减刑、假释工作中推行了“三公开、一推荐”制度;[3]1988年浙江乔司监狱、第二监狱尝试对狱务公开进行试点,自此揭开了我国狱务公开地方探索的序幕。[4]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限于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此阶段狱务公开的方式和内容都较为单一,主要包括监狱开放日、发布公告、报纸等方式进行公开,事关罪犯奖惩条件及考核程序仅仅在狱内有条件地公开,由于立法的滞后,有关狱务公开的相关保障机制的构建处于空白状态。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我国监狱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外界很难获得监狱内部的有关犯人减刑、假释等执行程序信息,即使有少部分监狱大胆尝试推行狱务公开工作,但也只是极少数,而且公开内容、公开方式由监狱决定,改变不了这一时期监狱总体处于封闭状态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实践中的试点为我国日后大力推行狱务公开工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二)有限公开时期(1999年——2001年)

  

   1999年7月司法部下发了《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的通知,这是我国第一个要求监狱系统执行刑罚过程实行公开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明确规定七项需要公开的内容,对公开的形式也作出了具体的列举。《规定》的出台,为我国狱务公开工作的开展吹响了号角。为此全国监狱系统按照“两公开、一监督”规定纷纷实行狱务公开制度。从1999年开始,涉及狱务公开工作的电视报道、电台报道、新闻发布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12家境外新闻媒体记者对北京市监狱的管理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是“世界一流”。[5]1999年河南省监狱管理部门开始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布罪犯减刑、假释条件及申请程序。

  

   这一时期是我国狱务有限公开时期,也是我国狱务公开发展的过渡性阶段。有关狱务公开的内容仅限于监狱执行信息公开,有关监狱政务信息公开和人事信息公开尚且处于缺失状态。从实践方面来看,监狱执行信息公开的范围在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如,监狱对外开放已成为常态,监狱减刑、假释案件的申请条件及程序对社会公众公开也在逐步完善。根据《规则》规定,在监狱内部有关罪犯奖惩条件、程序及结果都要向罪犯公开。然而,这一时期的公开也是不全面的,这一时期的公开只是有限的公开,具体表现为公开的内容狭窄,并且对某一问题公开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规定、公开对象不明确等。

  

   (三)全面公开时期(2001年——)

  

   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下发了《司法部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该文件首次把狱务公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我国各级监狱机关广泛开展狱务公开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2003年5月,司法部实施《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明确规定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应当向社会公开。为适应新时期狱务公开的要求,2014年10月司法部修订通过了新《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在提请程序公开作了详细的规定。为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2015年4月7日司法部下发《意见》。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为我国全面开展狱务公开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持。

  

   这一阶段的改革不仅仅拓宽了狱务公开的方式和范围,增加了实施机制,还专门针对具体的狱务公开对象设置不同的公开平台,发布不同的公开信息。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级监狱机关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如2009年5月12日,山西省监狱系统基层监狱单位首个门户网站——太原一监门户网站正式开通,网站公布监狱的干警队伍信息、人事信息和案件执行信息。有关罪犯奖惩信息及减刑、假释信息都有醒目的板块予以公布。[6]许多省级监狱管理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众公开本辖区内所有监狱的地址、乘车路线、联系电话等信息。为保障狱务信息全面公开,我国建有统一的监狱信息网,最高法院也建立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公开网。通过网络平台的建设,监狱政务信息公开、人事信息和队伍信息公开,以及案件执行信息公开等工作都有了实现的基础。

  

   二、狱务公开的制度规范评估

  

   狱务公开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涉及到公开范围、公开对象、公开方式、公开救济机制等事项。现如今,我国有关狱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不可计数,它们在为狱务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狱务公开制度规范的现状

  

   为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以及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政府必须推进监狱相关信息的公开。为此,我国相继出台了若干规范性法律文件来保障狱务公开的顺利实施。

  

   1.罪犯、罪犯亲属及社会大众公开方面

  

   1999年7月司法部下发了《规定》的通知,《规定》以三个条文规定需向社会各界公开的内容,自此拉开我我国狱务公开工作的序幕。在总结先前经验的基础上,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下发了《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全国各级监狱机关应根据狱务公开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向罪犯和社会各界公开统一规定的内容,对公开的内容细化为十三大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进一步规范狱务公开制度,2015年4月7日司法部下发了《意见》。《意见》首次明确规定了针对罪犯、罪犯亲属及社会大众公开不同信息,使狱务公开的范围更广阔、公开机制更科学,为全面深化狱务公开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使狱务公开工作精细化、科学化,2003年5月,司法部实施《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明确规定减刑、假释的申请条件及提请程序应当向社会公开。为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工作,司法部又于2014年10月修订通过了新的《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公开作了详细的规定。

  

   狱务公开是一个体系化公开,践行狱务公开制度还需其他相关部门的配合。基于此,2012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监狱提请的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的范围作出明确规定。相继,最高法于2014年4月23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使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有章可循,对庭审、公示等公开方式作出了具体的构建。

  

   2.狱务公开工作监督方面

  

有关执法监督员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2001年10月12日司法部下发的《实施意见》和2015年4月7日司法部下发的《意见》。以上文件明确要求建立和完善狱务公开的执法监督员制度,也对狱务公开工作接受人民检察院监督进行了明确规定。有关人民检察院监督狱务公开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还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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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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