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军: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权力内卷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6-06-17 09: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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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军  

   内容提要:社区治理的格局主要是通过权力网络来实现,权力主要包括社区权力和国家权力,这两种权力在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中都出现了权力的内卷化。社区权力由于社区权威的失效、传统权力载体的瓦解、社会资本的弱化和社区精英弃社区化,导致社区权力出现了内卷化。国家权力则是由于受到社区的抵制、政策的吸引力下降、基层政府社区治理能力不足等也出现了内卷化。在这样权力内卷化的背景下,必须构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格局,促进治理权力的互动,以保障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权力/国家权力/权力内卷化

  

一、问题的提出

   “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而言的,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权力的配置方式,说到底是人的治理。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是一个促进社区公共利益成长的过程,作为治理的主体,其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一些物质性的公共设施,也包括一些非物质性的服务或制度安排。农村公共产品是区别于农村私人产品,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为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所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收益外溢性的物品或服务[1]。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的,他在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时首先使用了“内卷化”的概念,其本意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2]。杜赞奇直接借用“内卷化”来分析中国政治体制[2]50~52。黄宗智则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3]。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2]60。杜赞奇认为,内卷的含义是国家-社会关系的继传模式之复制、延伸和精致化。地方精英参与的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国家税捐的增加引起赢利型经纪的增生;他们的增生反过来要求更多的税捐[4]。与杜赞奇的角度不同,萧凤霞用国家内卷化这一概念去看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互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怎样仍旧用原有的“国家”去整合地方。她认为,如果地方社会依然不自觉地衍续这一政治文化,可能会歪曲经济改革的本来目标[5]。这一观点强调国家的内卷化不仅是国家的参与,也有地方社会乃至普通百姓的参与,是一种“共卷”。国家一旦陷入内卷化,经济的规则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灵。 传统上,民族地区主要以社区自我治理为主。之所以能够有序、稳定地维系社区发展,是由于存在一种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社区权力网络。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对民族地区迅速、普同、刚性地建立治理模式。在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整治运动为主要途径和实施基本机制。一波接一波的各种运动,不断地冲击和控制着各个层面的社会,通过“运动”的模式,国家权力深深地嵌入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同时,将社区权力也通过各种运动迅速打破,或失效。此后在一段时间内,民族地区一方面是依赖传统上以文化网络为基础的社区权力的治理;另一方面是需要国家权力的网络的覆盖,为民族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服务。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社区权威为基础,依托社区宗族、信仰、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社区权力,在社区治理中出现了内卷化,已经难以维系社区的有效治理。同时,尽管国家权力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面嵌入民族地区,但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宏观性,以及在民族地区的适应性,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也出现了内卷化的现象。本文以云南一个彝族社区为例,试图探索民族地区在社区治理中,社区权力和国家权力均出现的内卷化现象。

   直苴村隶属云南省楚雄州永仁县中和镇,地处镇南边,距镇政府所在地15公里,到镇道路为土路,交通不方便,距县73公里。东邻猛虎么苴的村委会,南邻大姚昙华乡,西邻大姚桂花乡,北邻波者地村委会。直苴村委会下辖且田、且切、拉务等23个村民小组。2013年,有农户606户,有乡村人口2244人,其中,农业人口2199人,劳动力1845人,从事第一产业人数1806人。全村国土面积88.9平方公里,海拔24847米,年平均气温13℃,年降水量940毫米。全村耕地面积2805亩,人均耕地1.2亩,林地118838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以及核桃等经济作物。农民收入主要以打工经济收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

  

二、社区权力的内卷化

   在传统上,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本身,因此,在这一治理格局中,社区权力建立起来的权力文化网络,支撑并维系着社区治理。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的嵌入,社区权力逐步失去了维系社区治理的动力,出现了社区权力的内卷化。

  

   (一)社区权威的失效

   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权力运作基础是社区权威。权威意味着社会的认同和自觉服从,是一种柔性统治方式,有一种“商量着来”的内涵在其中。所谓权威“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要求人们无条件地遵从。”[6]权力是建立在力量之上的,而权威则没有诉诸力量。传统权威以习俗和传统非正式制度为基础,通过习惯、习俗、制度、社会或政治体系、价值、信仰等来实现。社区权力运行主要是通过社区权威的作用来实现,能够有效地维系社区稳定。传统社区权威具有传统权力合法化的作用,一方面,国家权力在尚未深入社区,或在嵌入社区的过程中,需要社区权威作为有效的载体;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是制约和规范传统权威的主导性力量。传统民间组织,它以协会、委员会、社团等多种形式存在于现代社会,以组织上受传统权威的控制和影响自身的特殊性,在社区治理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民族地区的老人协会,老人参与解决平常纠纷和参与社区治理,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发展。

   在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以外出打工为主的年轻人往往更能够接受外面的文化,建立在信仰、习俗和集体仪式活动基础上的权威受到年轻人的挑战,社区权力的力量减弱,社区权威日益减效。同时,社区权威依托的社区组织土崩瓦解。例如,过去直苴村委会结合神权和社区治理的“器西”组织,在后来的国家权力嵌入的“运动”中强行被瓦解。

  

   (二)传统权力组织载体的瓦解

   正如杜赞奇所说:“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特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的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2]10~11这种文化网络把任何“个人”裹挟在它所规范的各种宗族、宗教以及庇护关系之中,对利益的追逐首先表现为对其中各种组织的领导权的追逐。尤其是对于传统的社区权力而言,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权力的组织载体。在直苴,传统社区权力的载体是“器西”组织。“器西制度”是原始的基层行政组织形式,器西担负着主持祭山神、土地神、龙神及管理地方村民、负责接待来往官吏、公务人员的职责。器西制度在解放后被废除,但是其影响深远。“器西”头叫“伙头”,因此,“器西”制度又叫伙头制,“器西”组织也叫伙头组织。“器盒”是“器西”制度的象征物,是一个木制的四方塔形的特殊器物,象征着权力,由“器西”掌管。

   解放以后,“器西”组织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人担任过“器西”。“器盒”就放在正房的堂屋里面,这里是没有人居住的,放在靠近梁的地方,在梁子下面撤掉一个土坯,放在里面,每月的初一和十五都要献饭。放置“器盒”的堂屋一年四季妇女都是不能进去的,外面来的人也不能进去。1964年“破四旧”的时候,当时锁定“器盒”就是最大、最有威望的迷信,所以必须从打破“器盒”开始。当时是中和区一个副书记亲自挂帅,到直苴组织打破“器盒”,派时任的副书记去拿,去拿“器盒”的时候,“器西”是知道要来拿的,他就把门开着,然后就出去了。由副书记、社长、支部书记去拿,“器盒”是副书记背上来的,就放在办公楼对面的屋子里面,他们还打开看看,里面有两根骨头,也不知道是虎骨还是牛骨头。对此,当时直苴还编了一个彝剧,直接送到永仁县城。

  

   (三)社会资本的弱化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密不可分,唐亚林认为,社会资本与治理不仅在逻辑层面上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上都呈现出一种辩证关系,在民主政体下,社会信任和共识普遍的建立起来,不仅使治理成为可能,而且在民众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共识的建立,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7]正是“因为一种良好的社区治理状态,应该是社区成员互相信任、合作,具有普遍共识、集体认同和集体归属感,因而比较容易形成集体行动,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状态,而社会资本理论所讨论的正是这种状态何以产生的问题”[8]。社区是信任和互惠合作的摇篮,发挥着满足生活需要、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参与和社会管理等功能,也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组织方案。

   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动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嵌入的国家权力和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日益频繁。传统上,“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2]21。直苴彝族社区以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维系社区稳定的基础,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器西”组织、祭祀仪式、宗教精英、宗教组织及社区权威等。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权力的文化网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这些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或者消失,恰恰相反,在民族地区仍然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在直苴最为典型的就是直接将代表“器西组织”的“器盒”送出去到永仁,急剧极端地打破“器西组织”以后,在对外的政治往来通过当时的大队来承接,但是在社区内部治理——权威性社区治理出现了真空。“器西组织”重要任务之一——宗教仪式活动直接消失,导致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国家权力,尤其是以极端的方式嵌入社区的政策或措施,在社区生产生活贫困、苦难的现实背景下,极大地破坏了社区资本。

  

   (四)社区精英弃社区化

   社会是以个人的存在为基础,人是社会的主体。在这个群体中,往往一些土地的拥有者、文化的持有者或风俗习惯的阐释者,例如民族地区的世袭头领、宗教首领等就成为了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学中他们是“社区精英”,而在传播学上他们则被称为“意见领袖”。顾金喜认为,乡村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那些在经济、政治、社会和资源等方面拥有突出能力,并能利用这些优势资源促进乡村社会良性发展,对乡村治理发挥重要作用的乡村权威。[9]传统上,民族地区村寨长老或宗族长老根据相沿成习的惯例和宗法家长制或古训为依据,围绕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进行社区的治理。在社区治理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上以社区精英为重要的社区治理支柱。此外,民族地区传统社区精英中还有一类是宗教首领或者宗教活动的操手,他们在社区信仰层面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常常服务于社区的精神层面的公共服务工作。

社区精英作为社区权力、社区权威的主导者,理应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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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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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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